屈死的『国民党军官』阿垅

一、阿垅两次进入国民党军队,但却有着质的不同:第一次只是一腔报国热情,而第二次是人生观有了根本的转变……“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初期最大的冤案,直到1980年9月,党中央才对此进行了平反。在这件冤案中被无辜牵连的人员达2100余人,其中有胡风“七月诗派”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阿垅,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最后被判刑的三个人之一。     

胡风的追悼会与三次平反

1986年1月15日上午9时,胡风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礼堂前大凉篷下挂满的挽联在寒风中飘动,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大小客车络绎不绝。当有人看到礼堂大门上方悬挂的"胡风同志追悼会"横幅时,不由惊讶:胡风即使平反了,也应称"先生"啊！     

胡风错案始末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中,给“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可能是最受人们注意的大错案之一。因为此案是建国后的第一桩大错案,是中国文坛上牵涉最广、蒙冤时间最长的一桩大案。此案长达25年之久,入狱受审的人员数以千计,当时被正式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就有78     

没有忘却的记忆——回忆我的父亲胡风

胡风(1902-1985)本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出身贫寒。1921年考入武昌启黄中学,开始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192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入清华大学英文系。1929年东渡日本,入庆应大学英文科学习。1931年参加日本共产党及反战同盟,加入中国左冀作家联盟东京支部。1933年春被日本"驱逐"回上海,任"左联"宣传部长,不久继茅盾任书记。抗日战争开始后,胡风历任"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常委、研究主任及由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专职委员等职。先后创办大型文学刊物《七月》、《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希望》等,同时撰写了大量文艺评论文章。艾青、田间、邹荻帆、阿垅、路翎等一批青年作家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崛起于文坛,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著名的文学流派"七月派"。1949年,胡风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并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大典。1954年7月,胡风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约30万字,并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久,发生"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定为"首犯",判无期徒刑。1980年,中央为胡风平反后,先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后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给后世留下了440万字的《胡风全集》。     

章乃器的最后岁月

章乃器,一位逝世20年之后冤案才得到完全平反的知识分子,一位一生坚持理想而遭遇坎坷的民主斗士。本文介绍了他人生的最后岁月,催人泪下,也催人奋进。     

“胡风案”中的牵连者阿垅

阿垅（1907—1967）,原名陈守梅,浙江杭州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七月派”代表诗人,也是卓有贡献的文艺理论家。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并于10年后被判12年徒刑,1967年含冤死于狱中,1980年获得平反。著有长篇小说《南京》（《南京血祭》）,诗集《无弦琴》,     

“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

“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我经历过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当时有所谓“假老虎”,就是在逼供之下承认的虚假之辞,如承认贪污多少多少,但是后来一一查清,都无其事,立时平反。我便以为反右也是这样,当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后总得一一查清,不是那么一回事,不也能平反。岂知完全两样,右派冤案要直到20年后才得到平反纠正呢。这冤案拖得太长了。“反右”时我有一个错觉@何济翔     

我的一张平反书

在清理旧书时,偶然从书中发现了一张1967年6月10日为自己恢复名誉的平反书,签发此平反书的是当时邵阳市六岭小学的校长曾素兰。     

我的一张平反书

在清理旧书时,偶然从书中发现了一张1967年6月10日为自己恢复名誉的平反书,签发此平反书的是当时邵阳市六岭小学的校长曾素兰。     

感念王元化先生二三事

<正>王元化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先生自2008年离开我们已有14年时间,似乎他的身影渐行渐远,但对于已与先生相识27年,学术研究得到其鼎力相助的我来说,他似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一、因《因明学研究》结缘我与王元化先生相识于1981年。记得是春夏之交的季节,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先生在胡风冤案中蒙难二十余载后,终于正式平反、恢复教授职称并迁入复旦六舍51号新居,我与内子朱碧莲（1955年毕业于复旦中文系,后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同去探望,     

《鲁迅全集》注释中的黎烈文

正随着"文化大革命"之后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带来的鲁迅研究的深入发展,20世纪30年代团结在鲁迅周围的一批青年文学家特别是鲁迅葬仪中"16个抬棺人"中的胡风、巴金、聂绀弩、萧军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遭遇逐渐引起文化界     

对诗痴迷一生的彭燕郊

彭燕郊,原名陈德矩,福建莆田人,1920年生;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为"七月派"重要作者之一;1955年因胡风案受牵连被捕,获释后在街道工厂参加劳动;1979年3月起在湘潭大学任教,同年10月获平反。出版有诗集《彭燕郊诗选》、《混沌初开》等十余部著作;2007年元月,出版四卷本《彭燕郊诗文集》。2008年3月31日凌晨3时56分,在长沙去世,享年88岁。     

对诗痴迷一生的彭燕郊

彭燕郊,原名陈德矩,福建莆田人,1920年生;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为“七月派”重要作者之一;1955年因胡风案受牵连被捕,获释后在街道工厂参加劳动;1979年3月起在湘潭大学任教,同年10月获平反。出版有诗集《彭燕郊诗选》、《混沌初开》等十余部著作;2007年元月,出版四卷本《彭燕郊诗文集》。2008年3月31日凌晨3时56分,在长沙去世,享年88岁。     

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上)

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理应迅速得到平反。但是,这一重大事件的平反,一直拖至1978年11月,其中的许多情况一直不为人知。 作者傅颐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寻找当事人采访笔录,终于写成《北京市委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一文,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平反过程娓娓道来,为我们提供了较为详尽的历史资料。文章分析了平反最初受阻的客观背景,叙述了“揭开盖子”的群众来信以及北京市委在决策中的犹豫与突破。本刊将分两期刊出这篇长文,下期将继续介绍北京市委最终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策与实施过程。     

翦伯赞冤案的形成和平反

张传玺先生曾执着地吁请平反翦伯赞的冤案,最终得到邓小平批示“我认为应予昭雪”。如今,张先生精心整理珍藏了整整20年的资料,撰成《翦伯赞冤案的形成和平反》,奉献给本刊读者。     

我们家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

正一、迟来的《平反通知书》1987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供职的贵州安顺地区农科所所长、党支部书记傅锦州把我叫到办公室,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爸爸的平反通知书来了。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关于对徐孝达"撤销原判,恢复名誉"的平反通知书》的打印件:原中国交通银行四川分行(现建行)行员徐孝达同志,系你单位×××同志的父     

我走进了“胡风分子”圈

50多年前,父亲彭柏山(1910～1968)因与胡风先生有私交而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十年前,我写下了父母的惨痛经历,以《他们的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为名出版。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岁月》又一次再版,对     

政协委员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纪实

1978年11月-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当初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的政协委员却经历过一次令人难忘的“追查”风波。《政协委员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纪实》事实地再现了当时的一幕。     

胡风为什么要写“三十万言书“

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引发了一场政治悲剧和一大冤案。他为什么要写这“三十万言书”?这要追溯到1952年使他感到无比郁闷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及此后在第二次文代会前后受到的冷遇。1954年初,他受中央处理高饶事件的启发,认为党不会放任文艺界宗派主义小集团坐大,于是愤然撰写了“三十万言书”。《胡风为什么要写“三十万言书”》一文对此作了分析。     

杨虎城公案 真相比“平反”更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走出旧传统中的"平反"思维,告别帝王时代的臣民心态,以现代思维、公民心态,澄清历史迷雾,讨回历史公道"平反"真是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时代转换乃至皇位更替、政策变迁,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在跟巴巴等着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