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21日：蒋介石在花溪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中、美、英盟军”中国战区司令统帅的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随后来到花溪。     

蒋介石、胡宗南与1943年闪击延安计划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相对缓和,但国民党对陕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并未停止,1943年夏季蒋介石误判日苏冲突在即,命令胡宗南7月10日闪击延安.此后因日苏关系趋于缓和,中共又获悉计划详情,蒋被迫暂停军事行动.随之中共全面改变“和国”政策,展开大规模政治攻势,国共紧张的军事对時演变为舆论宣传战.而苏联公开介入国共冲突,刺激蒋介石再度计划进攻陕北,但罗斯福的反对态度及党内人士对英美停止援助的担心,军事制裁方案最终放弃,重新将中共问题定位为政治问题.由此可窥知,国际因素成为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的关键所在,但随着美苏深层次的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更为重要的是,闪击延安计划促使中共重新定位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国共关系迅即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

关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当年多次判断其起因主要是蒋介石相信日军即将进攻苏联。对于毛的这一判断,迄今,相关论著或者完全回避,不予论及,或者语焉不详,不能把问题说透。原因无非两点:其一,没有弄懂日苏与国共三国四方之间的战略关系;其二,没有从蒋介石那里找出相关的证据。本文将着重提出并回答这两个问题。关于此次反共高潮的结束,通常判定为7月中下旬,从现象上看,这一论点可以成立。其实,接下来蒋还制定了多个肃清或制裁陕北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制定、删改与放弃,本文亦将予以研究。简言之,国共之间的这场政治纠纷,其发生与终结,都是蒋介石基于国际战略动向的观察而做出的选择。这一过程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蒋的战略视野及其对于多种战略关系的联系与权衡。     

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蒋介石日记解读

1936年的绥远抗战,多年来一直被不少人视为傅作义的个人行为,与国民政府,也与蒋介石无关。当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其19人联署的《时局通电》即称：     

在抗日与反共间游移——抗战时期蒋介石心态剖析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心态总是游移不定,时而反共,时而抗日,反共时有抗日之举,抗日时有反共之行。剖析其心态,主要表现在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反复。     

宋美龄的战时访美外交——1943年国会演说的内涵与诉求

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僵持与转折阶段。为取得美英等国的支援,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访问美国,并借1943年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引起西方世界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将此次外交活动推向高潮。本文以宋美龄国会演说的内容为基础,结合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动因,具体分析此次战时外交成功的因素,探究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外交活动的内涵与诉求。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闻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1964年中法建交和美台交涉——约翰逊与蒋介石关系内幕之三

1963年底1964年初,蒋介石与日本池田内阁因为中日贸易和周鸿庆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在美国斡旋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向蒋介石递交"吉田书简",双方关系"恢复正常".虽然此后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双方仍然同床异梦,互相之间的"外交关系"还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几乎在蒋介石与池田勇人较劲的同一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西欧的"外交战线"亦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