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与《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商榷

(一)“两个估计”说的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战线几百万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推向灾难深渊,稍有不满者竟遭毒打和迫害,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这“两个估计     

“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话剧《不平静的海滨》遭批判始末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在文艺领域动员一切舆论工具鼓吹“样板戏”的同时,对不符合其创作原则的作品极力进行“围剿”。1973年山东省话剧团推出的话剧《不平静的海滨》,便被“四人帮”定性为“大毒草”而在全国遭到批判。“四人帮”的党羽于会泳多次点山东省的名,说“你们一个《不平静的海滨》搞得全国不平静”,诬蔑《不平静的海滨》是“歪曲社会主义现实斗争生活,丑化工农兵群众,要害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破灭

江青勾结林彪并伙同陈伯达、张春桥炮制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同志三次亲笔修改,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纪要》的理论支柱就是“文艺黑线专政”论,认为建国17年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30年代文艺的结合”以及所谓的“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纪要》的出笼是自上而下的、空前的、全国性的、关乎存亡大局的一次重要发动;在江青亲自组织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把盖子完全揭开。一场猝不及防的劫难席卷文艺界,继而教育界,继而各条战线,揪北京市委,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艺界的领导干部成了阎王殿里的黑线头目,文艺团体和机关成了裴多斐俱乐部式的黑窝,作家艺术家掉队了、烂掉了、叛变了,成了黑帮黑线人物。在一次会上,江青一口气枪毙了50多部电影,禁锢200多部影片,建国以来绝大多数作品顷刻变为毒草。《红河激浪》一案株连数千人,《     

“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笼后的《解放军报》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抛出的,也从部队那里得到最初的反响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索,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之后,江青认为这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她决心要进一步扩大战果。     

“四人帮”最后一次反扑

1976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财政经济情况都完成得不好,国务院为了扭转工业生产下降的趋势,向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报告,提出在7月6日召开一次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没想到“四人帮”却伸进了黑手,提出要批判所谓“条条专政”。这实际是对1975年邓小平抓整顿,反派性、抓生产、抓铁路、抓钢铁的一次大反扑。     

“两个凡是”与“三个坚持”辨误

《文史天地》2011年第8期“百姓人生”栏目,刊登了北京市作者梅桑榆的文章《在批判“四人帮”的日子里》。这篇文章,从一个县城宣传干事的视角,真真切切地回顾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百姓人生,值得一读。只是关于“两个凡是”和“三个坚持”的说法,与史实相去甚远。文章在谈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内的政治气候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时,有这样一段叙述：     

巴黎公社时期的国民自卫军

一九七三年,“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在帮刊《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巴黎公社与工人武装》的黑文。他们采用一切机会主义者惯用的卑劣手法,通过歪曲历史事实,篡改马克思主义,为他们大搞反革命“第二武装”、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四人帮”垮台之后,我们的理论和史学工作者对这篇黑文已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是,某些同志由于只是出于革命的义愤,似乎缺乏科学的求实精神,仅仅用形而上学“对着干”     

“四人帮”和他们的系列“阴谋电影”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一部神秘的影片作为“四人帮”反党的证据,在全国各大电影院连映多日。当其时,虽然名曰“控制放映”,但其放映范围之广,观众之多,报刊舆论引导力度之大、之“及时”,只有“文化大革命”前夕对于《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大批判可以相媲美。从这部影片中,广大观众还学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阴谋电影。它,就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用以炮轰周恩来、邓小平的“哑炮”———《反击》!张春桥下令: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1976年初,张春桥的心情是“喜怒相伴”。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又受到批判,他的劲敌已然散去,…     

从批判“两个凡是”到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随着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的日益深入,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彻底查清和摧毁“四人帮”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希望在全党、全国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等同志尽快出来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把党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也们让《黄河大合唱》响彻全中国——记活跃在抗战时期的演剧宣传二队

1967年12月，在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上，赫然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的文章。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揪斗、迫害原抗敌演剧宣传队成员的狂潮。我的父母——郭奋扬和张静，由于曾是原抗敌演剧宣传二队的成员，遭到残酷迫害。抗敌演剧宣传二队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四人帮”为何对此大做文章？它与《黄河大合唱》有什么关系？     

彭冲在文革中处理的两件难事

1974年1月,我从几年的特殊“学习班”“毕业”不久,中央召集每省两名新华分社记者进京学习。我作为一名学员,听了江青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布置,领了姚文元“一月一次书面汇报”的“圣旨”,戴着“中央特派记者”的帽子返回江苏。上面规定,特派记者可以列席省委常委会。当时江苏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刚解放出来的彭冲同志。因此我们几乎三天两头碰面。随着运动的延伸,被批判的事物也越来越多。“四人帮”在全国发起批判一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画册中,有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陈大羽的一幅国画《迎春图》——雄鸡抖毛翘尾望着迎春花。     

我叫"活着欢"(二十)

二十三、被默许的解冻粉碎“四人帮”以后,传统戏曲率先恢复了一些剧目。第一个“闹得水响”的是《逼上梁山》,因为恢复它有惯见的标签可贴,毛主席在延安看了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后给平剧院的一封信,足以封住动不动就批判的那些人的嘴。于是全国各地都响起林冲那悲怆的歌唱。地方戏曲也紧紧跟进。看了十年样板戏的人们, 突然发现传统戏是那么绚丽多     

那“令人难以忘怀”的鲜花和笑脸——记哈琼文和他创作的《毛主席万岁》宣传画

哈琼文于1959年创作的《毛主席万岁》宣传画,是一幅在“文革”前具有广泛影响的美术作品。当时不仅家家户户张贴,而且还送到国外参展,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然而,这幅受到广泛好评的宣传画,在“文革”中却遭到了“莫须有”的政治批判,哈琼文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直到粉碎“四人帮”后,这幅宣传画才重新受到关注和肯定。     

郑州大学历史系举行科学讨论会

郑州大学历史系于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五日举行科学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还有来自全国许多单位的六十名史学工作者。该系提交讨论会的论文(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共三十四篇,其中世界史的论文九篇。与会同志愤怒声讨了“四人帮”对历史科学的大浩劫,对知识分子的法西斯专政;畅谈了打倒“四人帮”后历史科学欣欣向荣的景象,并就进一步繁荣历史科学和各学     

“阴谋电影”《反击》炮制始末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一部神秘影片作为“四人帮”反党证据,在全国各电影院连映多日。从这部影片中,广大观众学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阴谋电影。它,就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用以炮轰周恩来、邓小平的“哑炮……《反击》!”[编者按]     

文革大片《反击》的来龙去脉

1976年,“四人帮”在短短的6个月零20天的时间内,紧锣密鼓地炮制了一部名日《反击》的影片。在后来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这部影片曾作为反面教材,先后在北京等大中城市组织过巡回“内部放映”批判。我的父亲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本人在《反击》影片中给设定成了头号反派角色即“黄河省的省委书记韩凌”的原型。这种规格的“特殊礼遇”可以说是空前的。当时,以他为代表的河南省各级领导干部向“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抗争,因而成为“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眼中钉。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意图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而“四人帮”却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在这场运动中,有几位学者曾红极一时,杨荣国是其中之一。斯人已逝,其功、其过皆已化作尘埃。不过,其前车之鉴,这倒是我们后人须多加体会的了。     

我叫"活着欢"(十九)

二十二、带着徒弟“闯江湖” 1975年下半年,事情说着就多了起来:筹备全国调演、参加调演、回来后参加全省示范巡演,接着是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联的人和事,一晃就到了 1977年夏天。当“生产”稍微上了一点正     

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与文坛复兴

1976年1月《人民文学》复刊，但刊物仍然被“四人帮”所控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文学》通过改组夺回了刊物的领导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代行作协的职能，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文学体制的重建，走在了文坛拨乱反正的前列，成为文坛复兴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