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圆满成功王会悟功不可没

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自告奋勇为中共“一大”服务的年仅23岁的王会悟,她虽然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中共“一大”几个重要关头她都在场。不可否认她为中共“一大”胜利闭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重温毛泽东“两个务必”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前天到河北西柏坡,重温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教诲,并强调中国革命历史是中共最好的营养剂,中共党员要多学习多重温．让心中增添“正能量”,确保中共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讨论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成立,不能等同于1920年8月“共产党创立说”成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创立,其意义和地位不宜夸大;1921年7月中共“一大”其意义和地位不容矮化。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终身的遗憾：李汉俊与陈独秀的关系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笔名李人杰、人杰、汉俊、汗、海晶、先进等,他是中共建党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理论家之一,被认为是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陈独秀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被誉为“思想界的明星”、“新思潮的首领”、“政治革命之前驱”。他们两人不但都是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先驱,还同是上海中共发起组的主要成员,并先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书记和代理书记,他们曾经为了一个相同的目标——创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并肩战斗,忘我工作。     

周恩来冷静处理“向忠发事件”

向忠发是中共中央第三任负责人,这位仅有初小文化却在武汉“工运”中一举成名的“工人领袖”,1928年代表中共赴苏出席国际工运会议时,被苏共和生产国际领导看中,在7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当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     

李立三用党性为苏联妻子做担保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大以后,由于受共产国际“左”倾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错误,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1950年底,李立三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接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做自我检查。195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本文讲述的就是此后发生的故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1933—1934年国共间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是一次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战争以中共的失利而告结束。中共失利的原因,除广为人知的军事政策的不智外,还和交战另一方国民党方面战略战术的变化有关,而中共军事政策错误本身,除“左”倾主观因素外,也和对手的压力和逼迫密切相关。作为一场国民党方面发动、中共被迫应战的持久消耗战,苏区人力、物力等作战资源难以应付持久消耗的需要,而“左”倾领导下中共政治资源的削弱,进一步限制了中共作战能力的发挥,这些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战争的最终成败。     

“排法”: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新探

“排法”斗争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独立货币本位市场的运动。“排法”并非完全抛弃法币,而是将法币掌控起来作为根据地的“外汇”,以平衡内外经济。就政策而言,“排法”斗争经历了从联合到排挤再到排除法币的转变,斗争实际是中共以法币为媒介与日伪进行的货币战,国民党影响甚微。就实践而言,“排法”斗争中民众质疑与日伪打击相伴而至,中共在经历了失败与调整后才最终获取民众信任,基本廓清根据地货币市场。此后,工商管理局对金融体系的维护亦是“排法”斗争的延续。通过“排法”斗争,中共掌控了区域货币控制权,使其较早在山东地区获得以货币调度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这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能成为中共革命通向成功的有力跳板的重要因素。     

也谈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的提出

《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李蕴华《中共“二大”没有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一文,认为:一、“中共‘二大’尚未明确认识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谈不上已经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而且“还可能发展成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二,“中共‘二大’制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形成的起点,但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完整思     

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胡适同中共的关系,与他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的言论和行动相关,也与中共当年试图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一政策相关。双方当年在对内对外的政治主张上皆有不少歧异,这些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适与中共的关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双方“求同”的愿望。真正导致中共不那么重视胡适及其政治派别的,应是国共合作及1925年五卅运动后,其“革命工作”已日益进入具体的工农运动甚至武装斗争阶段。这时,尽管中共仍有“争取”胡适的努力,也相当欣赏胡适对苏俄的公开赞颂,然而双方基本政治立场的对立却未能调和。     

“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与发展·建宁论坛”在福建建宁举行

2008年8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三明市委联合举办,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建宁县委承办的“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与发展·建宁论坛”在福建建宁举行。论坛的主题是“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陈威、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雄、中共三明市委秘书长程立双以及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中央国家机关青联考察团、中共三明市委、市人大、中共建宁县委和闽、赣部分苏区县市党史研究专家学者等共90多人出席了论坛。     

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服从共产国际命令,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跨党造成党籍交叉,部分党员出现了身份认同问题。为避免发生群体性认同危机,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坚持独立性原则,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国民党反制性地对中共实施“党内”约束,其右派则极力破坏国共合作,两党矛盾日渐激化。中共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遭到共产国际严拒。国共合作虽曾促进国民革命及中共力量的发展,但“党内合作”这一合作方式包含的政治逻辑矛盾,也给国民党提供了“分共”口实。两党关系最终破裂,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背叛固属重要原因,共产国际包含矛盾的政治决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台湾修改对中共称呼

香港《中报》七月二十七日述评题：台湾修改对中共称呼对“匪”字区别使用 据台北报章报道,这次举行的“国建会”中,国民党当局已决定对中共的称呼作出修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领导人的姓氏后面,不加上一个“匪”字。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6）

1928年6月,莫斯科,中共“六大” 原定计划,中共“六大”是在澳门或香港举行,但在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告知,苏联政府愿意出巨资将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接到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德镇一栋名叫塞列布若耶别墅,召开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中央会议。     

“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1949年初,随着国民党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蒋介石的下野与李宗仁的上台。国民党“求和”,国共两党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北平和谈”。但是,由于两党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中共“不许讨价还价”,结果不肯“投降”的国民党最终被中共以武力“扫地出门”,从而宣告了其在大陆的政治出局。详情请阅《“不许讨价还价”的国共北平和谈》。     

《人民日报》的两次创刊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这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但它曾经先后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华北地区的地方性的报纸,并且两次都创刊于河北,这就鲜为人知了。 (一)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 1946年4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准备出版张机关报,拟报名为“晋冀鲁豫日报”或“太行日报”。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包括太行、冀鲁豫、冀南和太岳四个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收记薄一波去请毛泽茫席题写报头,毛泽东说:“为什么你们不叫“人民日报”?他认为报名不一定都以地区为名,于是,提笔书写了”人民日报”的报头。 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6     

“中共安徽地委”名称辨析

陈独秀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对全国党组织有一个统计:“在各地,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共有八个……。有六个地委:(一)山东;(二)福建;(三)南满;(四)北满;(五)安徽;(六)四川。”①在安徽的这一地委名称究竟是“中共安徽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安徽地委),还是中共安庆地方执行委员     

“九大”期间的陈毅

一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与会者持有不同意见。“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李富春、     

全国第一部“5·12”抗震救灾专志《“5·12”特大地震·德阳抗震救灾图志》出版

在震撼世界的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发生一周年前夕,由中共德阳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中共德阳市委宣传部、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承办编纂的《“5·12”特大地震·德阳抗震救灾图志》（以下简称《图志》）于2009年5月6日出版。     

顾顺章组建“新共产党”的前前后后

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在国共两党斗争史上,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先生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世人称做“第三党”),从事反蒋活动,其经历已广为人知。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亦曾有人野心勃勃地试图组建一个区别于中共的“新共产党”,试图走一条既别于国民党也别于中共的第三条道路。此人就是中共党内的大叛徒,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顾顺章,又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县白杨人。其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顾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