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货币制度改革及失败原因新探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统治陷入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状态,其中财政形势最为险恶紧迫。1894年,清政府财政还有盈余近80万两．以后由于巨额战争赔款以及庞大的内外债务本息．加上无形“镑亏”损失,清政府财政转为赤字．并且赤字逐年上升。据统计,1899年,赤字为1292万两;1901年,赤字为1300万两;到宣统三年（1911年）,赤字高达1729万两。造成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就是“镑亏”。[编者按]     

松方紧缩财政与地税交纳期限

(一)明治维新后,在近代化路途中大步疾进的日本,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自1877年后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至1881年止,政府发放不兑换纸币、兑换纸币共1亿3,030,9万日元。当时政府岁入总值约等手70万两黄金,而流通纸币折合黄金约284万两。纸币质劣,周转壅塞,由此可见一斑。1881年松方正义就任大藏卿,果敢地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政     

政府改革的长路

在新中国解放初期,中央财政将“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实行财政资源高度集中（这几乎成为中国财政的核心基因）,终使新中国的人民政府有了力量与上涨的物价进行真正的较量．稳定了新政权。     

胡雪岩的舍与得

胡雪岩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红顶商人。1860年,他的阜康钱庄刚开业不久,一位顾客带着1.1万两银子来存款。奇怪的是,他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钱庄主管刘庆生害怕这钱来路不明,就立刻向胡雪岩禀报了。胡雪岩觉得有隐情,于是摆上酒菜,请这位客人喝酒。几杯酒下肚后,对方道出详情。原来,这个人叫罗尚德,是一名军官。这1.1万两银子,是他10多年来积攒的。本打算3年后攒够1.5万两银子,回四川还债。可部队马上     

工业化初期的新中国财政格局演进初探

正财政分权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才产生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非常复杂和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先后采取了多种举措稳定市场,但财政收入与支出脱节的问题日益严重,于是中央政府开始着手逐步统一财经工作。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由此确立,从而在根本上扭转了原来分区管理方式下中央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困境。     

北洋政府与苏联关于退回俄国庚款的交涉

庚子赔款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俄、英、德、日、美、法等11个国家于1901年9月7日逼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大宗赔款,总数达4.5亿两,分39年偿付,加上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00多万两,尚不计地方赔款2000余万两。这是对中国的一次空前勒索;当时清政府年收入才8800余万两,     

明清西岳庙修缮记略

清修岳庙记载最多的是乾隆四十二年——四十五年(1777- 1780年)年陕抚毕沅主持的大修, 乾隆四十年秋陕省大旱,毕沅亲往华山金天宫祈雨灵应。冬赐金天宫御书“岳莲灵澍”殿额,遂刻制为卧碑。乾隆四十二年春,毕沅开始动用地方财力先行准备兴修岳庙, 八个月后上奏请款,上谕由陕省上交中央财政中先行扣存12万两白银     

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

明代"播州之役"所用军费(以白银计)史籍大致有三种记载:一为三百余万两,二为二百余万两,三为一百余万两。本文认为该役共筹措军费449万余两,至战役结束时共花费252万余两,善后开支在110万两以上;开销的军费中,源自户部的有120万余两。     

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再估计

清代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民国时期,罗玉东先生综合清人有关估计和披阅大量档案文献史料,对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作了重新估计,但其结论与清代中外人士的估计相去不远。因此,罗氏关于清代厘金全国岁入大体在1400万两至2100万两之间的估计数基本上成为定论。本文拟在罗氏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笔者整理的新数据、新材料,提出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新估计,认为光绪五年以后,清代厘金岁入已常年在2000万两以上,光绪二十九年以后突破3000万两。     

中国的税负和官民比

一、中央财政2/3用在民生?2012年3月15日全国人大对财政预算案进行表决,结果赞成2291票,反对438票,弃权131票,反对比例达15.3%,是近10年来反对比例最高的一次。而每年3月的全国"两会",财政官员所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2011年"两会"期间,民生成为舆论焦点。当年的财政预算报告称,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     

抗战时的汽车传奇

今日的私人汽车,大多因了油价的攀升,很多人不免"马达一响,其心恐慌"。然而,马达一响,黄金万两——这句话,在抗战时期却     

中行之始 吴鼎昌

作为第一任"掌柜",他最先为中国银行和民国金融业留下了"独立"和"信誉"二十世纪初,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9家外国银行基本上控制住了上海的金融业。在橡胶股票风潮后期,清政府曾努力参与救市,上海道台蔡乃煌与这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并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当时     

赋役折银与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财政收入

明代中后期随着赋役折银制的展开,太仆寺的马户、草场、马匹等马政资源以各种形式逐渐转化成白银,成为其财政收入。作为马政机构的太仆寺因之兼具财政机构之性质。据估算,太仆寺每年的实际财政收入从正德八年的近18万两增至隆庆初年的78万两,隆、万之际降至40余万两,万历三年以后则保持在五六十万两左右;太仆寺的白银存量在嘉、隆之际则高达一千余万两,对当时国家财政影响很大。     

清朝同光时期贵州隔省捐输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后,东南各省军费浩繁,应解贵州的协饷欠解严重。同治三年(1864),清廷将道府州县等实官收捐权收归户部,但在三年后允许贵州省继续开办,贵州省借机办理隔省捐输,赴外省推行实官捐以抵充协饷。贵州先后在湖南、四川、湖北、广东、广西、江苏、山东等省设立黔捐局,至光绪五年(1879),捐输所得超过2170万两。探究这一时期的贵州隔省捐输情况,可以看出作为传统财政收入的捐输在晚清财政体系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同时可以透视清廷调剂省际财政的努力及其实际运行。     

承袭与调适——清初太仆寺职权的演变

清朝入关后承袭明制,沿袭太仆寺建置,于顺治元年委官建署,但因明清军政体制相异,太仆寺不再管理前明兼掌之马政及相关钱粮。顺治七年,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太仆寺重掌马政相关钱粮,权势稍振。康熙二年,钱粮统归户部,太仆寺再度成为有秩无事的闲曹。这一时期,清廷内部新旧制度、满汉关系不断调整,太仆寺于康熙九年接管兵部大库口外马场,自此专营牧场,成为清朝八旗马政体系的一部分。清初太仆寺职权的演变反映了清朝入关后全面接触中原王朝体制、建立全国性政权时的承袭与调适。     

试析直系统治时期的短期外债

1920年,直系军阀取代皖系军阀上台执政之后,财政日趋艰难,“窃维中央财政之困难,固不自今日起,然未有来源涸竭,债务层叠,岌岌可危如今日者”。     

三个小贩建立的商贸帝国

我国北方曾有这样一个商号，传说它的资产雄厚到用五十两一锭的银子铺路，可以从库伦（今天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一直铺到北京城，它的员工最多时达六七千人，骆驼两万多头，连看家护院、保护商旅的巨獒也养了近千条。它当年经营活动的范围从内蒙到外蒙，从新疆的伊犁到俄罗斯的莫斯科、西伯利亚。一般年份贸易额都有1000万两白银之多。总资本最高时达一亿多两白银。     

三个小贩建立的商贸帝国

我国北方曾有这样一个商号，传说它的资产雄厚到用五十两一锭的银子铺路，可以从库伦（今天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一直铺到北京城，它的员工最多时达六七千人，骆驼两万多头，连看家护院、保护商旅的巨獒也养了近千条。它当年经营活动的范围从内蒙到外蒙，从新疆的伊犁到俄罗斯的莫斯科、西伯利亚。一般年份贸易额都有1000万两白银之多。总资本最高时达一亿多两白银。     

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聊城是清代中叶山东运河沿线的重要转运码头,经由该城转运的商品以绸缎、布匹、皮毛、纸张、茶叶等为大宗。绸缎、纸张、茶叶等南来商品的转销范围大致包括鲁北、冀南、豫东以及山西;棉布和皮毛制品则为东昌本地所产,主要销往西北和口外。依据会馆抽厘率折算,乾隆初年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规模每年仅数十万两,嘉庆时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从低折算也达到210万两。全城合计,嘉庆年间聊城的商业规模已达每年200万两;道光年间以1‰的抽厘率折算为300万两,若以0.3‰的抽厘率折算则高达1000万两。     

清季中央对外省的财政清查

宣统年间，清廷实行中央财政集权，制定了强行核查外省财政的政策，通过向各省派遣财政监理官和设立清理财政局，全面清查外销、陋规等匿报之款。外省督抚司道面对强力核查的压力，由抵触敷衍逐步趋向奉令配合。监理官在克服各种阻力后，督责各省限时清查，全面上报。大规模清查的结果显示，各省隐匿之款绝大部分上报，财政总量大大超过以往。清查财政的行动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持续效果却受到各种制度改革缺陷的影响，近代预算制度的建立尚须经受各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