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家鄢烈山 钟情于“公民”

鄢烈山,1952年生,“回乡知青”,著名时评家,2004年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杂文)”。1952年,鄢烈山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小河公社沙岭大队,属农民“世家”。当时,只要念过中学,无论高中还是初中,无论毕业或是肄业,都叫“知识青年”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城市青年就业无门,正在向农村转移,生为农民子弟的“知识青年”,惟一的选择就是回到农村去,鄢烈山称其为“天生的知青”,正式的命名叫“回乡知青”。1967年,初中还没有毕业,鄢烈山就成了“回乡知青”。     

高考那天,我忘带准考证

正路遥的《人生》,写的是回乡知青,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一个人生的变化过程。这是本文主人公最喜欢的小说和电影,反复看了很多遍,他说,那就是他们那个年代很多回乡(农村户口回到乡村为回乡,城市户口到乡村为下乡)知识青年的写照。所幸,他的命运因为高考的     

喊工

<正>喊工,就是喊人出工。它是人民公社时期出集体工时,安排劳动力干农活的一种方式。我曾经喊过工。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里,当上了回乡知青。由于我在学校里入了团,为人正派,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回队里一个月之后,社员们就推举我当了生产队的政治指导员和副队长。那时,每月逢五逢十的夜里组织政治学习,念念报纸上的文章,     

20世纪70年代知青生活记事三则

1975年,我从浦城一中高中毕业后．就到富岭公社浮流大队插队,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知青岁月。     

我的13年知青生涯

一个1958年的高中毕业生,为什么也要下乡？ 1958年初,当我高中临近毕业时,在全闻以执行极“左”路线而闻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别出心裁地在全川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那水、那山、那日子——插队杂忆

正1965年,我高中毕业于合肥一中。夏,高考落榜;秋,下放。作为下乡插队知识青年,我在祁门县横联公社(后称横联乡,现撤乡为村)生活了整整13年。先是在生产队务农5年,后到公社广播站工作8年。转眼53年过去,当年十八九岁的"知青",如今已年逾"古稀"。然当年的种种琐事,仍时时浮现脑海。全面铺开,内容过于庞杂,还是说说公社的那些小河、那些山,以及当时的生活琐事吧。     

我经历的知青回城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这对知青个人、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尤有回响。我也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亲历知青待遇改观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了一个重要的批示.这个最高指示发表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其实在这之前的1968年9月,我们江苏如皋的老三届(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后,已经在农村去插队了,我当时就在本县东陈公社插队. 最初上山下乡动员并不困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号令让全国几百万知青下乡了.但农村贫困和艰苦的现实使知青和家长逐渐冷静下来,远离父母,没有劳动能力,吃不饱,经济上不能自立,生活要家长接济.     

回忆当年在《北大荒》打工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这个知青中的"小江苏"在《北大荒》内刊打工时,居然结识了丁玲、聂绀弩、吴祖光和丁聪这些蜚声中外的大名家……1960年夏秋之交,我从如皋中学高中毕业。其时,我由于复杂的"海外关系",加之整风反右中有"右倾"言论,因此"政审"时被一棍     

掀起上山下乡狂潮的消息是如何写成的?

我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在30多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不存在到农村去的问题,但我1975年高中毕业时,却不能考大学,必须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所以,我也算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吧。当我听说当年那篇把上山下乡推向高潮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     

“利他之心”在加利福尼亚

一、取得成功却被工会觊觎 我出生于1935年,高中毕业后继承家业从事过一个阶段的农业。23岁结婚并生下长女,但因感到就这样在农村务农人生没有希望。就在1961年作为农业见习生远渡美国。那一年我25岁。     

贫下中农管学校

“文革”时期,我作为一名知青,下乡在湖南邵阳一个偏远的山村当农民。我在生产队扎扎实实劳动锻炼一年后,便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公社完小当民办教师。这是我们公社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共有8个班（五年级与六年级各有两个班）,10余名教职员工,高年级学生大多在校寄宿。     

嚼不动的鱼

1977年秋天,我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放到了湘西南的邵阳新宁县双罗大队农场,成了千百万知青中的一员。我下放的那个大队,老乡的生活很艰苦。因为刘姓居多,于是有一大半的人叫刘有油、刘有粮、刘有盐……他们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每餐能有米饭吃,炒菜时能多放点油盐就心满意足了。     

1961～1963年江苏省国民经济调整中的职工和城镇人口精减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导致了企业职工和城镇人口的急剧膨胀。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江苏省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领导下大幅度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从1961年1月到1963年7月底,全省有143万城镇人口、77万全民所有制职工被精减回乡或下乡,既支援了农业,又减轻了国家负担,成为江苏省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特殊年代的高血压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回乡后，被选拔到大队部任电话员，负责上传下达，对内对外接待，转播有线广播等工作，可谓身兼数职。那年秋季，我接待了一位来招兵的军官，唤起了我的参军梦。     

中国第一个“世界优秀农民”——胡国华

1969年3月,18岁的胡国华从上海下乡来到格球山农场。1976年,下乡7年的胡国华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黑龙江农垦学校学农学。1978年,胡国华毕业后,又回到了格球山农场。他看到和自己一起来的知青一批批地走了,却心静若水地看书学习,搞他的科研。不久,他与农业专家孙绍斌女儿孙丽文建立了恋爱关系。就在大批知青返城的高潮中,胡国华放弃了回上海接父亲班的机会,调到了友谊县境内的红兴隆农管局科研所,从事大豆育种。从事研究实在辛苦、乏味,春播时数大豆,装袋标明品种,用线     

我的知青生活

39年前,我还是贵阳十六中的一名初中生。1968年10月5日,贵阳首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壮志,奔赴威宁、平塘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我也是其中一员。其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是这批知青下乡两个月后,也就是1968年12月才发表,所以这批青年的“革命性”和“狂热性”由此可见一斑。首批知青均来自各个中学,     

高考使我成为“超级人才”

恢复高考那年,我高中毕业不到两年。我的家乡是一个穷困、偏僻的山村,我所在的生产队一直是个党员空白队,我高中还未毕业,大队党支部就给我安排一个"政治指导员"的职位,意在重点培养。我生性耿直,加上一些懵懂,不到     

尿错地方也有罪

1969年1月,我和四位同学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上海“下乡”来到安徽的濉溪县（今属淮北市）白沙公社王楼大队吴楼生产队插队。1970年的春节过后,我比其他上海知青提前回到了我所下乡的生产队。回到生产队后我发现我原先住的房子被调换了,换到了仓库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     

在“唯成分论”的日子里

正回乡务农1963年,我读贵阳五中,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学校根据我的表现,打算把我留校担任团总支书记,兼少先队大队总辅导员,可我婉言谢绝了。其原因是:当时全国正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朝,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上山下乡的先进青年董加耕、邢燕子等人的先进事迹。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学习董加耕、邢燕子,结合我家庭的情况,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学校对我的挽留,立志回乡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