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宋庆龄秘密出访苏联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行径深恶痛绝的宋庆龄愤然出走苏联。她虽不是作为逃亡者流落异国他乡,但其出走的内幕也的确带有神秘色彩。"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宋庆龄对此深恶痛绝,愤然离开武汉到上海。"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的扩大使他的野心日益膨胀,从在南昌另立中央到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从在赣州杀害陈赞     

合作与冲突：劳资纠纷中的资本家阶级

20世纪上半叶劳资纠纷日趋激烈.在认知层面,资本家阶级高倡劳资合作主义,鲜有例外.无论是以发展中国实业为抱负,抑或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劳资合作,共谋发展,对资方都有利而无害;但作为不同的阶级、阶层或利益群体,劳资两方自有天然的矛盾和冲突,在实践层面,资方往往能本合作主义之精神,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求得冲突的缓和或解决,但亦不乏坚持顽抗者.资方是否做出妥协,主要取决于对其利益得失的权衡.     

1927年蒋介石下野时期的三份启事

将介石1927年下野时期,曾经先后在报纸上登载过三份启事。当时蒋介石虽然下野,但是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这三份启事也为当时的社会所瞩目。     

1927-1935年国民政府禁烟述评

国民政府奠都之初,烟毒甚巨,国民政府贪图烟利,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之后,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宣布实行断禁,其实仍是做表面文章。１９３２年,蒋介石宣布在豫皖鄂赣战区推行禁烟,采用分年渐禁的办法,“收效亦是微乎其微。但是,１９２７到１９３５年,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禁烟禁毒运动──六年禁政（１９３５－１９４０年）的先导,本文将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禁烟举措作出述评,并在其禁烟动机上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寓禁于征 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不久,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１０５次会议上即形成一项决议：财政…     

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例劳资纠纷的个案分析

20世纪 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上海的一起劳资纠纷案件 ,引发全沪工人与资本家两大阶级的激烈对垒 ,并激起资本家阶级向国民党党权的严重挑战。此案展示了声称代表“全民”的国民党 ,在应对一场规模宏大的劳资冲突时 ,如何左右为难、两不讨好的尴尬处境 ,及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工人阶级是如何表达自己声音的 ,并提示对当时在“赤化”和“黄色”两大系统之外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1927-1937年南京钱庄业的兴衰

钱庄与票号、银行并称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三大金融机构。关于区域性钱庄业的研究,近年来有很大的进展,但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７）的南京钱庄业,至今仍无专题论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南京钱庄业迅速发展,到１９３１年初达到顶峰,但随之又迅速衰落,跌入低谷。本文试利用所能涉及的材料,初步探讨这一时期南京钱庄业的兴衰及其原因,以抛砖引玉。 南京钱庄业起源于明代,到清代有一定的发展。清康熙、嘉庆年间,南京地方特产贡缎畅销全国,商业繁荣,为钱庄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同治初年,南京已有经营存、放款和…     

对1927～1937年农民田赋负担的思考

国民政府初期,在增加财政开支的同时,却无力开辟财源,只能单方面地求助于提高税额或增添税种,从而使农民实际田赋负担远远高于"法定"田赋负担;而临时摊派和征收过程的积弊造成的额外负担,使得农民负担更趋沉重;此外农民缴纳的税费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是不等价的。这些情形表明,1927～1937年农民的田赋负担沉重且不合理。     

谁是1927年南京事件的肇事者?

对于1927年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史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本文根据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找到的传教士书信,认为南军士兵负主要责任的观点更为合理。而南军士兵之所以有选择性地针对外国人抢劫而难以制止,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官员在调和意识形态的刚性维度与柔性维度的紧张关系时能力过弱而导致的一个结果。     

192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武汉

中共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组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重要工作机构,其职能是党务管理和加强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中组部也是如此。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中组部于1927年随着中共中央机关迁到武汉,从4月中旬到10月上句,前后在武汉约半年。其间,正值国民革命风云突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也做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决策,承担并完成了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中组部在武汉的短短几个月中创下了数个第一,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试析1927—1937年国民政府内债发行的社会经济效应

本试就学界研究较少的有关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内债发行、运作及投向的社会经济效应作一分析。认为：巨额内债的发行,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统一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国民政府国家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它起到了奠基和筹资的双重功效,这对于1936年以后中国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并顺利地转入抗战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效用是有限的。内债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内战、剿共的军费开支上,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而因内债发行不当派生出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银行信贷资金的财政化现象所造成的资本“挤出效应”;财政与金融的“相依为命”引发通胀的可能等,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汉

1927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并在武汉度过了大革命的最后阶段。     

1927—1937年上海华界的卫生政策及其困境

上海华界长期受租界影响,积累有大量卫生方面的经验。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华界大量颁布法规与布告,初步搭建了华界的卫生政策框架。但其后十年间,华界卫生方面仍有大量问题,主要为:因有大量的人口流动,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因犯罪成本的低廉,群众守法观念并不强烈;因缺乏对应的监管措施,公务人员的执法亦不到位。回顾曾经遭遇过的问题,对于当今构建后疫情时代卫生防控机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27年英美军舰炮击南京真相

“南京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外国和中国之间爆发的最为惊心动魄的直接冲突。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反帝国主义高潮之中,加上外界谣传在“南京事件”中外围人死伤很多,所以外国媒体把它称为20世纪的“义和团”排外事件,一时轰动世界。     

民国时期安徽的灾荒救治(1927—1937年)

民国以来,频繁的灾荒使农村处于破产的境地。1927—1937年这一时期,安徽灾荒连年发生,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使农民的生活更加贫困。面对灾荒,南京国民政府和安徽地方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使救灾程序和救灾措施逐步规范化。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为因素等,使灾荒救治的成效不大。     

1927蒋介石下野后的游历简

蒋介石喜好旅游,且每到一处,都将自己的游历感受记录于日记。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不久,无奈下野。在下野期间,蒋介石仍保持这一喜好,并更有时问详细记录游历感受。透过蒋介石的游历及记录,可以窥见蒋这一时期的心路变化。     

民国时期福建金融资本财政化现象探析——以1927-1937年为例

金融资本的财政化,实质上是指金融资本与政府财政的密切结合。近代以来,金融资本与财政的结合很早便已在福建出现,如早期的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清廷被推翻,票号一直为福建地方政府垫付着部分拨解中央的财政款项,省内政府许多用款更是依赖票号以为周转。     

1950年，毛岸英代父还乡前后

1949年,距离毛泽东自1927年离开家乡湖南湘潭已有22年之久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十分惦念家乡的父老乡亲及革命老区情况,他想让儿子毛岸英代表他还乡看望乡亲、了解情况。     

南京国民政府县级政权的运作机制：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县级政权运作机制开始向分职化、科层化运作方向发展.县的法律地位与组织架构较为明确,县行政体制中出现了县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长会议、县党政谈话会、以及各类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运作方式;县对地方事务也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决定权;县司法与县行政逐步分立.县级政权运作机制中出现的这种新因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权组织中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因素在实际操作层面,成效不大,因而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河南省级行政机关历史沿革（八）

河南省田粮处 省田粮处系全省以地丁为对象征收赋税及粮食管理的主管机关。民国时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难以数计,农民不堪重负。而最重的是以丁、地为征收对象的田赋。1927年．国民党政府将田赋列为地方税的首项．地方政府在田赋征收上随意乱增地方附加,甚而超过正赋额,因而田赋实际上成为一种综合型的苛捐杂税。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

抗战前十年是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形成时期。国民政府一直以国家统一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西藏的民族问题,并打下了传统治边政策的烙印。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使西藏与内地在各方面融为一体的办法来接管西藏。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和措施只起到了避免西藏局势更加恶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