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遗址保护规划与技术创新简析

大遗址保护规划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新兴科技门类的一个主要类型,在大遗址保护整体工作中属于关键性环节。目前中国大遗址保护仍面临严峻挑战,需要不断地探讨多学科的技术集成创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近10年在大遗址保护规划体系框架和关键技术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探索,创立了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编制结构并建立了大遗址现状评估体系,其创建的鸿山模式符合中国资源紧缺背景下的大遗址保护事业。《十一·五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显著的推进作用,可使我国重大文化资源获得有效保护,为21世纪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作出突出贡献。     

一种大遗址保护工程建设管理模式

大遗址保护工程建设是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当前重点工作之一。针对大遗址保护工程建设中涌现的建设用地问题,在分析西方各国对于土地权属处理方式的基础上,给出了大遗址保护工程建设中基于可转移发展权的土地权属流转方法;考虑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当前大遗址保护工程的一种典型建设形式,借鉴意大利庞贝古城管理改革和法国文化遗产法律体系发展的过程,提出了一种可管理、可自治、可问责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建设管理新模式。     

考古学研究是我国大遗址保护的基础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社会公益事业。近年,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实现了新的跨越。2008年,国家设立了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实施大遗址保护工程,抢救保护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举措。     

注目荆州 大遗址保护的新视野

2010年3月4日,国家文物局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在京签订了大遗址保护荆州片区共建协议。此举标志着以楚纪南故城为中心的大遗址,在规划、保护、展示、研究方面的保护管理水平得到全面的提升。标志着将荆州片区建设成为我国楚文明集中展示地与南方大遗址保护重要示范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文化中心的大型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浅议当前大遗址保护问题

自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宣布,从2005年起,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大遗址保护项目"以来,从大遗址项目库的建立、专项经费的设立、大遗址保护规划体系的初步建立、相关规划编制、经费管理、绩效考核等办法的出台,到汉阳陵、金沙、殷墟、高句丽等大遗址保护展示园区的建设开放,我国的大遗址保护展示工作在"十一五"头三年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大遗址保护依然面临着人为和自然两方     

大遗址保护管理体制与机制研究综述

本文试对近年来就大遗址保护管理层级、管理机构、管理人员、规章制度、经费以及其他大遗址管理相关主题展开讨论的学术会议、科研课题及论文进行梳理,以期管窥大遗址保护管理体制与机制研究现状,为更深入、系统地开展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新时期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是建设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是保护遗址、服务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科学规划,严肃论证,循序渐进,稳妥扎实。考古学家应积极支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管理部门应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热情支持,善加引导,健全规章,严格管理。     

大遗址保护规划:对象、使命和内容框架

大遗址保护规划是系统统筹大遗址保护的综合性管理手段和政策纲领,具有系统整体性、综合协调性、战略引导性、控制约束性等特点。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对象是大遗址系统及其保护、利用、管理与发展等使用方式,决定了保护规划的愿景目标、架构体系及统筹协调的内容和行动计划。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基本理路是以物为基础、以人为中心,以保证大遗址安全为底线,以重塑大遗址空间保护格局、优化大遗址使用方式、推动大遗址资源资产保值增值为使命任务,通过科学合理的遗址资源配置和空间优化,实现大遗址资源与人、自然资源及其他人文资源的共融共生,大遗址保护利益与区域发展利益的和谐统一。     

“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相关研究述评

随着国家对"大遗址"保护的高度重视和相关实践的开展,近年来与"大遗址"保护相关的研究激增,成果日丰。主要集中在"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基本概念和理论探讨、文化和社会价值阐释、保护利用思路和实践总结,以及对典型遗址、重点案例的分析研究方面。在广泛搜寻、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就"大遗址"保护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展开述评,提出"过程跟踪"对于推进大遗址保护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重要性。     

大遗址保护规划区划的划定分析研究——以广东大遗址为例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是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其正确的划定对大遗址的保护尤其重要。以广东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规划为例,目前国内大遗址保护还存在许多问题:划定的范围缺乏技术支持;城市建设和大遗址保护之间冲突明显;范围划定的实际可操作性不强等。这就需要文物工作者,正确掌握大遗址的区划划定方法,总结出适合各地情况的具体工作思路。     

大遗址考古发掘与保护的敏感问题

大遗址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工作已经纳入国家文物保护的重点工作。随着国民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大遗址受到了巨大冲击。要保护好大遗址,必须首先确立抢救第一的思想,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依靠多学科专家的有效合作;还要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令,坚持遗址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发展,确立可持续的科学保护方式。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探——以大明宫遗址保护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是大遗址保护实践和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结合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最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大明宫遗址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其建设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考古发掘资料为支撑,对大明宫范围内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较科学、完整的保护展示,并因地制宜制定了绿化方案。目前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已逐步走向成熟,其组织规划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尊重大遗址保护中的民生要求——以中国东南地区的江苏为例

近年来,尊重民生要求作为大遗址保护的目标与任务,与保护工作实践有机结合,正迈向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正确方向。江苏在大遗址保护的实践中,将其与建设遗址公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建设新农村农业园区、发展休闲观光旅游等相结合,探索中国东南地区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之路。     

土遗址保护利用模式探讨——以西安地区为例

土遗址是一个较为庞大的体系,它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对其保护利用应尽量遵循原真性原则和可读性原则,其中原真性原则对应遗产保护,可读性原则对应遗产利用。西安地区土遗址保护利用模式可大致分为室内模式和露天模式。室内模式对保护遗址本身的原真性较为得力,但在原真环境保存方面有一定的欠缺,适用于经过考古发掘清理,需要展示多种遗迹现象的土遗址;露天模式在保护环境原真以及提高可读性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但应与室内模式有机地结合,才能达到理想效果,适用于原有形制不复杂,较为规整、对称的土遗址。     

台湾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经验及启示——以卑南遗址为例

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机构、加强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等多种方法和手段,在大遗址保护与开发领域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卑南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在制订保护规划、强化公众遗产保护意识、建立遗址文化公园并重视经营管理与宣传、加强学术研究、积极培养人才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大陆大遗址保护与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遗址保护方案现存问题剖析

国内目前在遗产保护的技术手段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但还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对保护方案的前期勘察与价值评估工作存在基础资料普遍不足的缺陷;相关理念和原则与具体保护实践有所脱节,或体现不够充分;对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展示利用的关系缺乏全方位统筹考虑;保护方案的制定和管理方缺少必要的协调与沟通。今后的遗址保护工作要与社会各界进行多学科、多专业广泛合作,综合研究,共同解决难题。     

永远的故宫 永远的保护——作于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

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国家级博物馆,故宫安全及文物保护是故宫一切工作的基础。故宫的保护要有全面和整体意识,要处理好吉建筑中保护与利用,日常维护与大修的关系;清查、整理和修复、抢救文物藏品的工作,要与研究、发掘、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相结合;要提高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加快“数字故宫”的建设。故宫除自身研发井应用了一批科研成果外,还积极与国内外有关部门合作,在运用科技手段保护和利用文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故宫决心不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增强和提高文物保护的能力,更好地传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