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走向“近代”与“文学”——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的再思考

大众文学是20世纪日本文坛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态,因此日本学界对其理论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论争不断。本文从其中的一个问题即产生的源流出发,在梳理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大众文学与日本的“近代”、“文学”等概念确立的内在关联。日本近代社会促成了大众文学的发生,而大众文学也起到了塑造日本国民精神与素质的重要作用;日本文学的近代性孕育于大众文学,而大众文学也承载了日本近代文学独特的生命力。至少在源流上,在日本是不存在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之分的,二者的对峙图式只是其发生的一种建构而已。     

近代日本“被歧视部落”的身份转型

"被歧视部落"源自日本古代的贱民。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建立了近代天皇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一君万民论"原则下,将部落民编制为一般国民,利用神道教化等方式,规范部落民的共同体意识,将其技术、劳动和土地资源吸纳到工业生产乃至战时体制中。在"文明开化"旗帜下,知识界围绕部落民"人种"问题的争论影响了民众在人种观、卫生观、地域观与良贱观等方面针对部落民的歧视态度。普通民众与部落民之间的激烈冲突直接推动了部落民走上寻找身份重构之路:试图融入新兴民族国家的"同和"之路,或作为"特殊"的"他者"而追求解放。部落民的职业、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意识的转型,伴随着日本近代国家的建构过程。部落歧视持续至今,反映出日本社会的复杂性。     

战后日本对华观念的变迁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观念中最核心的理论之一。在战前由"共同体"理论演化出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成为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借口之一。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就是在否定"中国社会停滞论"的基础上重新出发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共同体"理论发生重大变化,对其价值判断也由否定转变为肯定,并引申出"乡绅论"和地域研究方法。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但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所形成的错误观念依然残存,应该继续清理。     

近代日本文学家的“东力学”——以芥川龙之介为中心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了在西方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与“先进的西方”相对的“落后的东方”,也就是所谓的“东方学”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它在西方国家以东方国家为对象大力推进殖民政策的过程中,已成为一种霸权话语。日本是一个东方国家,但是它在比西方国家落后几十年的状态下学习西方,并发展到以中国大陆为主要对象推进殖民政策。从日本近代文学家当时关于中国的言论当中也可以看出有类似于萨义德提出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因篇幅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借鉴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所提出的观点,重点围绕芥川龙之介这位作家,深入探讨他对中国的一些言论。     

不须读出的“一”

古钱文字的释读,往往有一个渐趋合理的过程。 先秦圜钱中有一品种,一般认为是秦国所铸。旧读“重一两十二铢”、“重一两十四铢”（图1、2）,然而有两个问题。一是“二”、“四”与“珠”之间均有一横画,读为“一”则不可通,于是只好跳过不读：二是即使假设其为砝码．形制上固然奇怪,实物的重量亦似出入不定。     

近代法国莱茵河“自然疆界”话语的流变(1450—1792)

"自然疆界"是近代法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概念,它产生于中世纪后期主权国家兴起之时。作为自然疆界的莱茵河形象,诞生于文艺复兴时代,它以关于古代高卢的历史意象为依据,并逐步取代源自中世纪的"四河之境",为法国的理想空间形态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元素。17世纪,莱茵河自然疆界观念成为某种国民意识和公共舆论,为法国向莱茵河方向的扩张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在启蒙时代,它更具和平主义色彩,与国家领土空间巩固的目标颇为契合。大革命初期,它再次进入扩张主义的话语,但其理论基础在于非历史的政治理念:自由和人民自决。这一话语三个世纪的历程见证了法国政治文化中关于国家东北边疆的记忆和认知的变迁,也反映了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地域实体的过程中不同理论和话语的转换与混杂;而革命时代产生的基于自由自决的民族构建论与德意志"语言论"民族认同的交锋,在今天尤其值得重新评估。     

“菊与刀”模式下日本外交政策的文化根源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一贯以虔诚的文化崇拜者和"淘金者"的身份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时至近代,在深受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之下,日本开始逐渐摆脱东亚文化圈的"束缚"而走上脱亚入欧之路,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这种转变源于日本国民早已形成的"菊与刀"文化模式。     

论“墨学复兴”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近代“墨学复兴”这一特殊历史现象无论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 ,还是在近代科技文化发展及世风伦理的转变过程中均对近代社会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研究这一历史现象对今天新价值观的构建也有较大的理论意义。     

“政府”一词的由来

政府,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指的是国家行政机关。但“政府”一词本义并非如此。     

“五严”背景下，父母应重视的“五个一”工程

本刊上一期讨论了“五严”政策以及“五严”政策下各方的反应,本期主要从父母如何应对“五严”的角度来探讨,以期对广大家长朋友有所帮助。     

由“调查”走向“施疫”:近代日本对东北畜疫的因应(1895-1945)

甲午战争至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国东北频繁爆发的畜疫严重威胁当地日军和日侨,促使日本开展应对性调查,调查机构由驻地日军转为当地日本各领事馆、朝鲜总督府、关东厅等,调查方式由被动接收报告转为主动开展区域调查,调查内容由畜疫损失转为畜疫识别,调查后采取临时性与制度性结合的应对举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畜疫调查网络化、精准化",日、满、鲜"多机构在中国东北实施军民联合的全境调查,调查内容集中在炭疽、鼻疽病细菌武器化的可行性研究。1937年,"军用细菌研究"命令直接促使畜疫调查转向细菌武器的研制、试验与实战,走向国家性主动"施疫"。     

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

《"封建"考论》引起的学术争论,展现出学界对"封建"名实问题及社会形态学说的不同理解。日本京都学派代表学者谷川道雄与《"封建"考论》作者冯天瑜就此展开对话,取得相近的认识,他们以为,将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教条主义产物,不能谓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斯大林规定的"五形态"说出发,是论析中国前近代社会性质的健康起点;尊重马克思的封建观,恢复其本来面目,是正确对待马克思历史学说的首要前提,不应将马克思尖锐批评的泛化封建观强加到马克思头上。对"封建"概念的阐释和运用,应取古今演绎、东西涵化的正途。在精准概念与真确史实的相互观照中,显现中国前近代社会的非封建性及其与西欧、日本前近代社会的封建性之间的差异。     

战前日本的中国观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战前日本中国观的核心部分。自20世纪30年代这个理论传入日本之后便成为当时日本认识、研究中国问题最风行的理论。但是,受军国主义政策的影响,"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却演化成"中国社会停滞论"。这个观点不但从理论上支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厌恶、蔑视感情,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之一,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拥护和宣扬。时至今日,在日本的中国认识深层次里依然还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停滞论"和"专制论"观念。     

“用非其有”：战国后期君道论的整合与歧出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诸子对君道的探讨表现出由"道"转"术"的趋势。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中主张的君道"用非其有",为此种趋势的存在提供了鲜明例证。《吕氏春秋》对君道"用非其有"的阐说,既明显接受了《管子》、《韩非子》式的道法家言,又表现出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与之前的《墨子》及后来的《淮南子》中的一些说法也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吕氏春秋》所说的君道"用非其有",其核心是驭臣之术,强调君主应任臣之能而非自任其能,这正是战国后期诸子君道论对君主的共同要求。在战国后期,随着新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官僚行政体制的形成,君主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驾驭臣下,此时诸子君道论的关注重点转为"君术",实是此种现实政治的回应。     

日本“开拓团”在富裕县的历史真相

日本"开拓团"不仅是经济侵略和移民,而且是准军事集团,是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后备力量,是殖民扩张政策的实际步骤。本文通过对日本在富裕县建立开拓团的移入过程、移民构成、移民作用及战败后对移民屠杀的深入调查,揭露日本建立"开拓团"的真实目的、侵略本质和其罪行,不忘日本的侵华历史。     

明治日本的漢學論與近代“中國文學”學科之發端

近代東亞學科秩序的建立,伴隨着學術勢力之升降,並以區域政治環境爲背景。明治日本＂支那文學＂學科的發端,不僅是西學分科觀念的産物,更可視作明治20年代國粹保存運動的延伸,受到起源於民間輿論的漢學經世論的影響。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漢學再度遭到衝擊,學院派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離,在野政論家則强調研究中國現狀。1890年帝國大學漢學科開始招生,湧現了一批既具備西學素養,又飽含政治關懷,從事於文明批評的少壯漢學者。他們在吸收歐洲東方學,開拓研究新領域的同時,更强調＂東洋學風＂干預現實的精神,内化了＂文明論＂的觀點,從而發明出一種傳授或建構＂中國文學＂的有效模式。     

简析“攻日论”之说的出现——20世纪中叶日本“中国人的日本观”研究一侧面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以此为触发点日益高涨。中国人的日本观,也开始成为部分日本学者、研究者关心和注意的对象。然而,当时日本学界不少"中国通"只是以自己熟知的中国古代文献来解释两国间的现实问题。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更多的日本学者、研究者开始投身于"宣扬国威"的热潮之中。顺应这一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潮流,实藤惠秀受青年研究者佐藤三郎相关研究的启发,提出了"攻日论"这一说法,现存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的《惠秀文存》,既是解明"攻日论"之说如何提出这一问题的关键性资料,而且也是反映实藤惠秀坦诚对待"非友好"历史的重要史料。     

日本大众文化背景下的“萌”

本文以风靡日本的流行词汇萌为切入点,探讨在日本大众文化背景下萌的含义,揭示其产生的原因以及隐藏在背后的国民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