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九二八年的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是北洋中央政权覆灭的产物 ,也是蒋介石、张学良本着国家统一方针 ,经过长达 6个月的和平谈判 ,最后由蒋介石作出全面让步的结果。所谓东北易帜经历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四个步骤” ,仅是研究者的主观臆想 ,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张学良多次推迟易帜 ,固然有日本干涉的外来因素 ,但不容否认也有其借此“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的主观意愿。张学良是东北易帜的最大赢家。     

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

历年来史学界对“东北易帜”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张学良东北易帜是形式上的,实质是东北地方保护主义;有人认为张学良进行东北易帜只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他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有人认为东北易帜对结束军阀混战,挫败日本企图策划分裂东北的阴谋,对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有着进步意义,应予以肯定;但也有人认为张学良东北易帜是打着反共口号,统一在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手下的,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不值得称颂。     

张学良对东北文化事业的贡献

<正>张学良先生是著名爱国将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华民族千古功臣。他一生致力于国家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民族。在他百年的生命历程中,既有东北易帜实现国家统一的壮举,     

浅析张学良与东北职业教育

张学良不仅注重东北高等教育以及基础教育的发展,还着重东北职业教育的发展。在职业教育方面也有不少创见并开展了卓有有效的实践。东北的职业教育取得长足的进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北伐”期间田中内阁对“满蒙”政策的一面

1927年中国"北伐"之际,日本田中义一组阁并兼任外相。面对中国巨变的政治形势,采取策略维护并扩大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是田中内阁最主要的外交任务。为此,田中一方面通过非正式外交的手段诱逼张作霖签订"满蒙五路协议""东三省治安维持协议""中日经济合作协议",以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独占利益;一方面游说美国财团购买"满铁"社债,实现对美协调外交,形成与美国在"满蒙"利益捆绑的局面以应对"北伐"。虽然最终两条策略都失败了,但研究其推行的过程,可以帮助了解田中内阁时期,日本对"满蒙"政策的一个面相。     

奉系与东北军事教育——以东北讲武堂为中心的考察

东北讲武堂是民国时期中国四大军官学校之一,张氏父子通过苦心经营,将讲武堂办成了驰名全国的著名军事院校,同时也为奉系军事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通过东北讲武堂的设立,一方面提升了奉系军官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也宣扬了爱国主义思想。此外,在学校的开办过程中,张氏父子的教育思想得到了深化。     

追忆在东北讲武堂的张学良将军

开学典礼第一次听张学良训话张学良将军是我在第十期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校长,他早期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我在第六期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第九期东北陆军讲武堂候补生队     

战后日本的政经分离对华政策——以岸信介内阁为例

岸信介内阁虽在对立的中美之间选择了后者,但也并未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以体制与意识形态包装的"政经分离"政策则是其对华政策的核心.该政策通过拒绝承认中国大陆,以巩固日美台关系;另借以维系对华贸易渠道,在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发挥其在解决国内政治及外交问题上的工具价值.然长崎国旗事件等致中日交流断绝,及日方在打开局面上的无作为,则无不根源于该政策的非合理性.     

张作霖、张学良与东北军事工业

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期间,为稳定东北局势、安定东北边防以及对外实行武力扩张,先后投入巨额资金,创办以东三省兵工厂、东北航空工厂为代表的一系列军工企业。与国内其他军工企业相比,东北的军事工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高、发展速度快,很快便后来居上,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这些企业具有种类多、规模大、覆盖广、设备优、技术新、产能高等多种特点。尤其是张学良主政后,将部分军工企业转向民用,开创我国工业近代化建设的多项第一,成为民族工业的领跑者。东北军事工业的发展为东北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速了东北城市近代化进程,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28年京津易帜与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

早在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国民党人初步形成了一套有关国都北京的论述,并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支配了国民党方面对北京的基本认知。1928年6月,京津易帜,北京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版图,“国都”地位不再,南京成为新都。国民党人继续沿用了先前的话语策略,大力抨击北京作为帝制余孽、官僚巢穴、腐败温床的身份与标签,并建立起“国都”与“国运”的逻辑关联,北京被定义为“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南京则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国民党人形成的这套北京论述既是一种主观认知,也是一种主动建构,背后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旨。     

田中古城背后的楚与百越

江西萍乡的田中古城至少历经西周、春秋两个时期,其考古学文化背景是江西印纹陶文化。虽然该城的国属难以考订,但其族属应与百越相关。该城的衰落,很可能是楚国南侵所致。城址的废弃或将楚国势力跨过长沙向南发展并进至株洲、澧陵一线的时间确立在公元前550年前后。该城址是春秋时期楚文化与百越文化接触与融合的见证。     

熊梁进步党内阁的成立与失败

二次革命期间,进步党处于北洋派和国民党竞相争取的有利地位,获得了上台组阁的机会,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成立以熊希龄、梁启超为核心的新政府,立完派第一次掌握了部分中央政权。新内阁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大政方针,但也副署了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的命令导致国会解散。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袁世凯利用承德盗卖文物案胁迫熊希龄副署,本文经过考证认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熊、梁等进步党内阁派早已存在开明专制思想,而且对民初议会政治实践不满,他们希望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走开明专制的道路。但是在国会解散后不久,失去支持的熊梁内阁也在北洋派的压力下黯然倒台,标志着这种依附性的开明专制道路完全破产。     

张璁与明代中期的内阁

评假历史人物,关键是考察其在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张璁为一例。     

伪满成立前日本的东北“自治”运动与构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在军事上对中国东北进行武装占领,另一方面,则动用政治手段,借＂自治＂美名,制造县级亲日政权,策划从下到上的＂自治＂独立。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工作的执行,还成立了最大的组织＂自治指导部＂。与此同时,关于即将建立的伪独立国家的地方统治,也鼓吹实行县级＂自治＂。这些＂自治＂的行动与构想,构成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独特的一页。     

池田内阁时期日英的对华政策与互动

由于英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相对缓和的立场,以及对西欧、英联邦国家甚至是对美国的独特的影响,导致了其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因此,日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与英国就对华政策进行协调。在池田内阁时期,日英两国在对华政策上主要围绕两个中心进行协调：一是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一是放松对华贸易问题。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上,日本的重心在于维护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而英国的重心是支持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在放松对华贸易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近,产生了共鸣。     

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与东三省改制

20世纪初,日、俄加紧了对我国东北的侵略。袁世凯为维护东北主权、利权,最早提出对东北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将军府制改为行省制,在东北全面推行新政。日俄战争后,袁世凯积极收复失地,恢复行使中国主权。袁世凯不仅是东北改革的促动者,而且在东北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洋集团在东北推行新政,加强了东北的国防力量,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的作为,是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体现。     

张学良东北空军的兴亡

一、张学良力主建设空军 东北空军是张学良最先提出的。 东三省办理航空,肇端于1920年的直皖战争。汤玉麟进攻北京,在南苑掳获了交通部航空训练班的大小飞机10架及全班飞行人员,故于1921年4月成立了东北航空处．     

明代内阁、司礼监与皇权之间的关系

内阁和司礼监的设立是明朝政治制度的独特之处。内阁通过票拟控制朝政,而司礼监则通过批红来干预政事。与皇权形成一个不等边三角形,从而保证了皇权的集中。     

故土与边疆:满洲民族与国家认同里的东北

本文从满族的角度探讨边疆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族群领域性(territoriality)的再定义与其身份(identity)的重塑如何互动关联。满族的历史与文化在近几十年来的清史研究中地位卓著。然而,在清史之外的其他领域,尤其在北美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或东亚史的学术领域,满族常常被忽视。本研究立足边疆研究,中外关系,及满汉关系领域的交叉路口,分析清末民初满族的故土认知变化与其对族/国的多元再定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