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貞元初年的禁軍改革

制度變革往往和政局變動有着密切聯繫。貞元初年,德宗改革禁軍制度,增加禁軍將軍的員額,並大範圍蒐集藩鎮將領進入禁軍。在這個過程中,諸多與李晟關係密切的將領被邊緣化。種種迹象顯示,這場禁軍改革中的人事動蕩和李晟等勳臣去位有着密切聯繫,不久後的李廣弘謀反就發生在這一背景下。自此貞元時代掃清了轉向"文"治的政治障礙。而這些經過"禁軍化"的藩鎮將領有很多先後出任節度使,成爲德宗重塑藩鎮秩序的重要憑藉。這也意味着"安史之亂"以來朝廷對藩鎮將領立場的改變。     

都是帮派惹的祸

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大的内讧,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死于内乱,翼王石达开被迫出走。其实,从太平天国的创立到出现转折,会党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是鲜为人知罢了。     

广西宜山县白龙洞石达开诗刻跋

在白龙洞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诗刻,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遣迹之一。白龙洞在广西宜山县(旧属庆远)城北对河的北山,诗刻就在洞的左侧离地二米的石壁上。根据调查,诗刻是由当时的群众为了避免清政府的破坏,在前面建造厨房作为掩护,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诗刻的面积宽145、高108厘米,石面平滑,边沿齐整,无纹饰。诗刻的开头是石达开的序文,次为石达开的诗,标"翼王题"三字;后面是元宰张遂谋、地台右宰辅石蔡亲、户部大中丞肖寿鐄、礼部     

新收集的两件太平天国安民布告

太平天国革命,正式开始于1851年的金田起义,至1864年南京太平天国政权结束为止,整整坚持了十四年。据记载我省原七府五十余县均为太平军所占领过,因此,太平军所留下的文物是很多的。最近省博物馆在修水县(原为义宁洲)黄沙港收到了两件太平天国的安民布告。保存人是修水县黄沙港垦殖场党委书记朱正平同志。这两张布告是1856年翼王石达开率领太平军攻克义宁洲(修水县)后,元勋殿左贰拾柒检点赖某和土拾伍副将军加三等黄某所发布的。     

太平军首战安徽及其影响

一、武昌决策1851年——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旧式农民起义的高峰,又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安徽是太平天国开辟最早、最为巩固的根据地。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是在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今南京市)的进军途中首战安徽的。1853年2月10日(天历癸好三年正月初八,夏历咸丰三年正月初三),太平军放弃武汉,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带陆路之兵,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     

石达开的义气与终结

他,是太平天国"文武足备"的翼王。他,是敌我双方都钦佩尊敬的人。他不恋富贵,不嗜杀戮,是太平天国唯一一位近乎完美的起义领袖。他20岁封王,32岁慷慨就义。短暂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争议。他一生的行事,或成或败,或毁或誉,多与他奉行"义气"为先有关。可谓"成也由义,败也由义"。他,便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顶撞天兄原为"义"1849年冬,石达开的家乡贵县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石达开所在的拜上帝会将对方打得落花流水。天兄萧朝贵以粮草将尽为由,     

太平军“假道黔省以入蜀疆”的经过

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在政治、军事和组织才能方面,出类拔萃,为太平天国的建立和巩固,作出过杰出的贡献。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发生,他奉命从武昌回到天京(南京),杀掉韦昌辉,协助天王洪秀全,“提理政务,众人欢悦”,被加封为“电师通军主将义     

关于白龙洞石达开等唱和诗碑的方方面面

我区宜州市（前为宜山县）城郊北山的半山之中,有个闻名遐迩的白龙洞,在其洞口的东侧石壁上,有一块刻着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等的唱和诗碑（见复印片）。1860年（清咸丰十年）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师驻庆远府（今宜州市）时,乘政暇之余偕诸大员巡视芳郊并登上白龙洞,对其中的壁诗很感兴趣,而刘云青诗更吸引了他,诗云：异境从天辟,登临眼界空。万家遥带雨,一水怒号风。古佛形容怪,奇人气象雄。回看腰上剑,飞去作长虹。     

《南齊書》“晉安王寶玄”疑誤

《南齊書》卷七《東昏侯紀》永元元年(499)八月:"戊午,斬遥光傳首。己未,以征北大將軍晉安王寶玄爲南徐、兗二州刺史。"此處"征北大將軍晉安王寶玄"疑有誤。按,《南齊書·明帝紀》建武元年(494):"立皇子寶義爲晉安王,寶玄爲江夏王。"《東昏侯紀》載永泰元年(498)八月"鎮北將軍晉安王寶義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然則上述永元元年爲南徐、兗二州刺史的征北大將軍晉安王當是蕭寶義,而非蕭寶玄。     

石达开在黔<遗诗>考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具有文才,素负诗名。1862年石达开转战川、黔、滇时,曾在贵州留下三首“遗诗”,它们是《留题所居民舍》(两首)和《驻军大定与苗胞欢聚即席赋诗》。这三首诗既非镌刻于石碑之上,也未见诸史籍记载,而是口头流传于民间的。     

话说石达开义女“四姑娘”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中．用大量的篇幅表现了翼王石达开义女巾帼英雄益阳的形象。根据史料记载．石达开确实有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义女．不过她不叫益阳．她叫韩宝英,影屏上的益阳和历史上的宝英在史实上也有较大出入。     

安顺场: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正穿行于川西大山腹地的大渡河,水流湍急,群山环绕,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谈之色变的险地。大渡河和松林河畔的安顺场地区,更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在巴蜀山川的古老码头中,雅安市石棉县的安顺场可算是一个特别之地。中国近代史上,安顺场曾发生过两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一是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在此全军覆没;     

一封新发见黄彭年复唐炯书信

清同治二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在成都就义,当时目睹石达开之死的的黄彭年,在书信和日记中留下了记录。他的日记《黎雅纪行》已有抄本行世,书信则未见。最近在贵阳出现的黄彭年覆唐炯书,内容涉及石达开的途穷就俘与从容就义、清军背信杀降、黄氏对石达开的评价,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关于“章邯軍”与“王离軍”的关系問题

在書报杂志上談到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文章中,几乎千篇一律的都把鎮压起义农民的秦軍主力說成只有章邯軍一支;并把王离、涉閑、苏角等秦將归入章邯麾下谡劦秸庵к姸拥某煞謪?又往往簡單化的說是由“驪山徒,人奴产子”組成的。显然这些說法或是含糊不清,或是根本錯誤。朱紹侯先生在“关于秦末三十万戍守北边国防軍的下落問題”一文中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論点:一是說:秦之鎮压农民起义,主要的不是依靠刑徒奴产子,而是不顧外患入侵全盤調回了戍守長城的边防軍;另一个則是:刑徒奴产于并不可靠,大量逃亡,章邯軍在秦政权一再發兵补充之下,成     

“别树一帜”“另立一国”考

据说,在太平天国历史上,有人“别树一帜”,“另立一国”,进行分裂活动。这个人是谁?用不着提名,大家都会想到,这个人就是石达开。虽然事出有因,但是查无实据。1857年6日,石达开初离天京,路过安徽无为州时所贴《五言告示》上面的署名为“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五年以后,他远征到四川涪州,在《告涪州域内四民训谕》上的署名依然是“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     

安顺场歌话古今

1935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西部地区。5月24日,先遣部队抵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在这里,工农红军用智慧和勇敢创立了光辉业绩,震惊中外,永远彪炳史册。 在红军到达安顺场的72年前,同是5月,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转战来此,时遇大渡河涨水,清军和夷兵的围剿,最后失败在这里。几万人马牺牲,石达开本人被俘遇害,近代人民革命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 安顺场,四川石棉县西北的一个小场镇,古称松林地、紫打地、支大地。大渡河古称铜河、涐江,从场外     

李文彩

李文彩是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壮族农民起义军中的英雄人物之一,也是翼王石达开西征时期的一位杰出将领。在咸同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军中,他屡仆屡起,英勇作战,与贵州苗族起义军大元帅张秀眉齐名。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广西起义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贵州牺牲,坚持斗争二十二个年头,历经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七省。鉴于他始终坚持太平天国的正义事业,有的同志提出以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日(1872年     

从新加坡的近代历史看美英帝国主义在东南亞的新陰謀

正当全世界人民要求美英侵略軍队从中东撤退,正当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別会議讨論中东紧張局势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不顧世界人民的反对,竟又把它的侵略軍队开入了新加坡。这是美英帝国主义互相勾結,向亞洲人民的一个挑衅行为,这不能不引起亞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严重注意。我們將从新加坡的近代历史上看到,英帝国主义统治新加坡的將近一百四十年中,一直是把新加坡当作掠夺亞洲資源的經济中心和鎮压东南亞民族解放运动的軍事基地。近年来,殖民主义者更利用新加坡作为进行顚复活动的巢穴,作为侵略活动的据点。因此,对于美国侵略軍队在新加坡的登陆,我們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坚决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的这种軍事挑衅行为。     

读"关于绩溪曹氏支祠的壁画是太平天国嫡系部队所绘的考证"书后

孙百朋、葛召棠两先生《关于绩溪曹氏支祠的壁画是太平天国嫡系部队所绘的考证》一文,提出反对我所考绩溪曹氏支祠壁画为乙荣五年冬在江西加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的广东天地会部队的战士所绘的意见.我拜读孙、葛两先生大作后,十分感谢.因为这使我对一些阐释不够清楚的地方,得到机会进一步去考释.我在敬复、孙葛两先生之前,应该先简单说明两点.第一点是我根据什么提出     

“右將軍”還是“右軍將軍”?——前後左右將軍與鎮衛四將之考辨

在兩晉及宋齊官制中,有前後左右將軍,又有前後左右軍將軍。前者是軍號,而後者是禁軍將領。這二者本來區别明顯,然而時人對前後左右將軍實有"前後左右軍將軍"的俗稱,造成了文獻以及墓誌中兩者的混淆,更導致了唐人普遍誤認爲這兩者是一官。南朝帶貼官制度的發展,也會對相關判定造成嚴重干擾,有時需要從具體的遷轉情況出發,纔能對這兩類將軍作出正確的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