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述评

新中国的考古工作中,西魏北周墓葬的考古发掘是相当早的。1954年2月至3月间,西北工程地区文物清理队配合基建考古中,在西安西郊三民村清理出有墓志的西魏大统三年(537)残墓一座,墓室四壁呈弧形,长斜坡墓道,窄而长,有砖砌的小耳室。同年在陕西长安县出土西魏大统元年(535)东夏州刺史姬买勖墓志,1956年长     

陕西安康市张家坎南朝墓葬发掘纪要

该墓位于陕西安康市张家坎,是20世纪80年代抢救性清理的一座残破墓葬。该墓为长方形砖室墓,出土了陶俑、画像砖和其他随葬物品,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带有南朝梁"天监五年"纪年的铭文砖,故刊布该墓资料的意义重大。     

北魏中后期纪年墓等级规制研究

<正>目次一地面封土与陵园建筑二墓道及过洞天井三墓室结构四随葬品组合五墓主身份六结语北魏由拓跋鲜卑建立,墓葬体现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随着考古材料不断积累,纪年墓的资料日渐丰富,为探讨北魏中后期墓葬等级、丧葬制度提供了直接证据。目前发现的北魏墓葬近两千座,经考古发掘的不到一半,其中纪年墓信息较完整者有七十四座（附表）。纪年墓主要分布于平城和洛阳地区,墓葬年代则集中于北魏中晚期,其中最早的为太延元年（435年）破多罗太夫人墓,最晚是永熙三年（534年）李仲胤夫妇墓。本文主要通过墓葬地面封土、墓道规模、墓室结构、随葬品组合、墓主身份等反映的文化因素讨论北魏中后期墓葬的等级规制,     

西安曲江缪家寨元代袁贵安墓发掘简报

2011~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基本建设,于西安市曲江乡原缪家寨村所在地发掘了汉代至明代墓葬113座。其中一座元代墓葬(编号2012JGYM109)保存完好,为竖穴墓道前后室土洞墓,出土器物丰富,包括大量陶俑、陶动物模型、陶日用明器及瓷器、铜器等。据出土墓券可知,墓主为袁贵安,葬于元元贞元年(1295年)。此墓是西安地区发现的又一座有明确纪年的元代墓葬,为西安地区元代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洛阳孟津朱仓西晋墓

2009年4月～2010年4月,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朱仓遗址区(第Ⅳ、Ⅴ发掘区)内,清理发掘了14座西晋墓。墓葬分布于朱仓M708、M709两处东汉墓园遗址内,均为小型墓,但墓葬形制特殊,且出土一批较为重要的铭文砖,有助于了解墓主人身份等诸多信息。其中3块有明确纪年,为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辽宁喀左县利州商业街金代纪年墓葬的发掘

2003年5月,喀左县利州新区步行商业街东端施工中发现一座墓葬,为仿木构砖筑双室墓,墓室内发现一通长方形墓碑(志),墓主人冯兴安,为金朝官员。该砖室墓是喀左县出土的有明确纪年的第一座金代墓葬。墓志的内容丰富,它的发现对研究辽金时期的政治制度、州城建置、民族关系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宁波鄞州老虎岩三国至唐代墓葬发掘报告

2009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栎斜村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发掘三国到唐代的墓葬19座,发现4座纪年墓,出土青瓷器、硬陶器等各类器物66件,相关的墓葬形制演变、纪年墓砖铭文、埋葬习俗特点为宁波地区三国到唐代的墓葬断代、墓葬形制和葬俗研究提供了典型的年代标尺和第一手资料。     

河北邱县唐袁翼夫妇墓发掘简报

正2018年8月,河北省邱县翰林公馆住宅区施工过程中发现一座砖室墓(编号M1)。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与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位于邱县县城东部,人和大街西侧,新城路以南(图一)。墓葬出土器物丰富,且有墓志,纪年明确。根据志文可知,该墓为东汉袁绍后人唐代县令袁翼夫妇合葬墓。现将墓葬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山西侯马虒祁北魏墓(M1007)发掘简报

正2014年9月至2015年7月,为配合基本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建设区域内发现的820余座东周祭祀坑和37座西汉、东汉、北魏、宋金时期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即虒祁遗址的第九次发掘。发掘地点位于山西省侯马市高村乡虒祁村西北约2.5公里处(图一)。在发掘的37座墓葬中,有北魏墓4座,其中一座(编号M1007)保存完整,出土器物丰富,且纪年明确。现将此墓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诸暨东蔡官山脚唐墓发掘简报

2005年浙江诸暨官山古墓群经过抢救性发掘,共发现古墓葬30座,其中唐代墓葬15座,出土随葬品89件,还出土了纪年墓砖,年代集中,为唐太宗、高宗时期墓葬。     

杭州余杭星桥马家山汉、六朝墓发掘简报

2011年3月至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余杭星桥马家山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墓葬32座。墓葬类型有竖穴土坑墓、砖椁墓及券顶砖室墓等,年代自西汉延至宋代。其中M1为四隅券进纪年墓,墓砖侧面模印"咸康六"三字,为研究东晋时期墓葬的形制特点提供了准确材料。     

江西宜春市袁州区樟树村纪年隋墓清理简报

江西发现的隋代墓葬和六朝时期的墓葬相比较,不仅数量少,且有纪年的也不是很多。经统计,迄今为止发现的隋代墓葬约20座左右,多集中在樟树、宜春一代,出土的青瓷器约120件左右,其中有纪年的不上10座,出土的青瓷器约40件上下。《简报》中介绍的3座纪年墓(开皇十八年)从形制上看属带前后室的长方形砖室券顶墓,排列整齐,方向一致,形制结构相同,当为一家族墓地。其砌建方法和同时期墓葬亦一致,墓砖的纹样比较丰富,除时代延续较长、且较常见的重半圆与双线组合纹外,其他如龙纹、鱼纹、双鱼折线纹等还是比较少见的,随葬品(青瓷器)虽然较少,但时代特点明确,与纪年铭文吻合,这3座墓的清理,无疑又为江西隋朝墓提供了新的资料。此次发掘是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的,时间紧,任务重,宜春市博物馆的同志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较好地完成了此次发掘和清理任务,且能将此简报付诸于本刊,实属不易。目前,除了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大多有省级考古所主导外,地市博物馆也完成了许多临时的抢救性清理任务,能做到及时将清理资料公诸于世供方家研究,夫复何求。     

浙江安吉天子岗孙吴、西晋墓墓主蠡测

1993年浙江安吉县博物馆在天子岗发掘了一座西晋太康六年纪年墓(M2)和一座孙吴时期无纪年墓(M3)。根据两墓的形制规格、随葬器物分析,这是两座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天子岗一带是朱氏家族墓地,三国东吴至晋没有其他贵族葬在这里。据随葬器物特征判断,M3下葬年代约在240年左右,结合有关史料记载推断,M2、M3的墓主应是朱氏家族的朱才与朱琬父子。     

泉州唐“武吕”墓探略

从1939年至今,泉州市文物部门先后在其辖区内的安溪县、晋江市、丰泽区、惠安县发现了10余座墓砖上印有“武吕”等铭文的古墓葬。从这些古墓葬纪年铭文来看,它们为唐高宗李治时期（650-683）的古墓葬,且在泉州之外的地域尚未有发现,故学术界一般称其为泉州唐“武吕”墓。由于此类墓葬显示为泉州早期高等级贵族墓葬而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然而,由于文献资料有限,时至今日,文史界围绕“武吕”墓的许多谜团仍未解开,是为缺憾。对此,笔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墓主并非刺史,而是刺史的族人。它是唐初氏族制度改革的重要见证。     

南京郊区两座南朝墓清理简报

1978年5月,南京中央门外燕子矶附近发现了一座南朝残墓,出土梁普通二年(521年)墓志一方,为南朝墓葬断代提供了重要的纪年材料。另外,1974年2月,我会在南京尧化门外对门山清理的一座南朝墓,墓葬形制与上述普通二年墓大致相同,其中出有青瓷莲花壶等重要文物。现将两墓的清理结果一并简报如下。     

达海墓考证

20世纪30年代初,在沈阳城东南发现康熙四年、九年分别敕建达海墓碑三通,然而人们认为达海墓葬早已荡然无存.该文据2000年4月发掘的一座清初火葬墓分析,无论从墓葬的形制、地理位置,都与史料记载的达海墓相一致,故认为该墓就是达海墓.     

江苏常州北环新村宋木椁墓

20世纪80年代,常州市北郊北环新村住宅基建工地发现一座木椁墓,市博物馆组织人员进行了清理,情况概述如下。一墓葬形制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椁顶距地表1.6米,方向250°,葬具为一椁一棺(图一)。     

安徽含山县道士观西晋墓地发掘简报

2014年4月,为配合工程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局在含山县陶厂镇道士观抢救发掘了3座西晋砖室墓。三座墓均用大量有确切纪年的铭文砖砌筑,年代集中在晋元康五年至九年,同时墓葬出土了银、铜、铁、瓷、石器等20余件。本次考古发现为研究该地区西晋时期墓葬形制、葬俗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浙江宁波市蜈蚣岭吴晋纪年墓葬

2005年,在浙江宁波市鄞州区蜈蚣岭发现两座纪年墓葬。皆为凸字形单砖室券顶墓,均发现较多纪年文字砖。东吴墓 M1保存基本完整,随葬品包括青瓷器、金银器、铜器、铁器、铜钱等。西晋墓 M16被盗,仅出土部分青瓷器。这两座墓葬,为研究当地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和分期断代等提供了新资料。     

江苏淮安宋代壁画墓

一1959年11月30日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淮阴专区进行文物普查,于淮安县西南六里杨庙镇基建工程中,发现宋代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壁画墓一座.该墓墓顶的一部分受到破坏.在进行清理发掘时,又陆续发现四座宋墓,其中一座有墓志,为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殿直杨公佐之墓,亦有壁画.我们按发现先后,依次编为一至五号墓.这五座宋墓中两座纪年墓有壁画,其余三座也是北宋时期的墓葬,从其墓室结构、分布位置和出土的遗物看,应有相互连带的关系.五墓中除嘉祐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