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阡木偶戏浅谈

一、石阡木偶戏的现状贵州石阡县木偶戏,广泛流行民间,颇具特色。早在明朝弘治年间,即有关于木偶傀儡戏的记述,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清代,石阡木偶戏风糜城乡。民国时期,常年深入县内及附近县份演出     

近代贵州经济的支柱——烟税

近代贵州经济史上,有一个畸形的发展,即先是进销鸭片,后是大量种植鸭片,烟税收入不断增加,直至成为它的主要财源与经济支柱。鸦片在贵州泛滥,是英帝国主义战败清政府,强迫签定不平等条约,鸦片在中国贸易合法化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是贵州鸦片大发展的阶段,乌江“上游鸦片弥山满谷,下游思南、平越、松桃二府一厅亦与上游无异。此外,镇远、思州、石阡、都匀四府近来亦染此风……。惟黎平一府,悉是苗疆,栽种最少。”①面对这种情况,巡抚李用清曾采取一些禁烟措施,并于一八八四年上书疾呼:“若其再不劝惩皆施,全黔上下游将无一片干     

石阡精萃 绿野仙境

正生态基因库拍摄地点:贵州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佛顶山是贵州东部仅次于梵净山的第二大高山,位于石阡县西南缘。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保存较好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由于在地史上未受到第四纪冰川侵袭,是许多古老、孑遗生物的避难所,有"动植物基因库"之称。茶乡晚照拍摄地点:贵州石阡石阡,是苔茶的故乡,万亩茶园青葱翠绿,寄托着茶乡人的美好愿望。耕耘出的美丽拍摄地点:贵州石阡藏匿于佛顶山群峰深处的梯田,层层叠叠形状各异,顺着山坡一块块不规则地蜿蜒开去。     

泉都石阡

石阡素有“泉都”之美誉,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矿产资源丰富。秦置夜郎郡,唐置夜郎县,明置石阡府,是贵州最早建府的五府之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石阡万寿宫,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府文庙和太虚洞、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仡佬族毛龙和木偶戏、省政府首批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仡佬族敬雀节以及傩戏、茶灯等民族民间文化魅力独特。     

思南宣慰司儒学建置考辨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置贵州布政使司,并在个铜仁辖区内置思南、铜仁、石阡、马罗四府。此后,行政趋于划一,社会相对稳定,兴学重教,为之一振。相继建立了石阡府学、思南府学、铜仁府学和印江县学。但是,贵州置省以前,黔东地区有无学校存在？史学界历来多予否认。远者如晚清贵州著名学者、教育家莫与诗在《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一文中认为：“唯贵州,播州两宣慰司旧有学,思州因旧宣慰司学为府学,余皆未建。”民国《贵州通志》从莫说。近者如李德辉《贵州明清两代建学记略》,说置省前,“仅贵州、播州等宣慰司学”。著名史学…     

清前期贵州裁撤卫所后的屯田处置

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底始,清政府陆续对贵州地区的卫所进行"州县化"裁撤归并。贵州卫所的裁撤,一方面促使军事卫所向地方府、州、县行政合流,从而影响了清代贵州行政区划的改制与重建;另一方面又涉及地方社会的诸多变动。在此过程中,屯田迁改、屯赋划一等问题的处置最为关键,体现出明清卫所民化问题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本文重点探讨清代贵州卫所裁撤后的屯田处置问题,并对卫所屯田的赋额变动、屯田买卖以及国家应对等相关问题进行论述。随着清代卫所屯田归并于州县,原本高额的屯赋却未能随着军田民地化的过程与地方州县赋税实现均等划一,屯赋数倍于民田科则的局面一直有所残存,屯田与民田、屯地与民地之间的差异引发的屯赋征收不合理成为困扰官民的一大难题。伴随着屯田买卖的出现与发展,虽然国家严厉禁止私下典售,但军屯土地私有逐步得到法律认可,屯田的真正"民化"之势已不可遏制。     

十里三进士隔墙两翰林

设于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的石阡府城（介石阡县城）,座落在青山环抱、绿茶飘香的龙底江畔。府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尤多。大凡到过石阡的客人,无不称赞石吁阡城是一个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一体的古老而美丽的山城,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据有关历史资料不完全记载,明代和清代以来,石阡藉考中进士和举人者就达200多人。“十里三进士、隔墙两翰林”就是石阡人杰的体现。“十里三进士”沿府城南行10里,为中坝乡双溪村。清嘉庆庚午年（公元1800年）,该村农家子弟李文森考中进士,官至安徽兵备道,署按察使。在任数年,不为…     

黔东北 左手生态 右手人文

提起贵州,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苗族文化,其实,贵州文化的丰富与深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此次我们选择了一条尚鲜为人知的、苗寨以外的探寻之路,在黔东北铜仁地区的石阡,在普通的仡佬族、侗族人家,感受一种生态与人文相互成全、互为血脉的力量。     

唐代我国西部政区的演变

在唐代 ,我国西部地区的行政区划曾发生过一系列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关内、陇右、剑南三道所辖州县的增置、省废、改隶 ,州县名称的更改、治所的迁徙、等级的升降 ,以及羁縻府州的变化。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不断发展变迁而导致的。     

清代贵州农业区域特征初论

清代贵州农业区域特征初论陈国生贵州从汉置群柯郡起到宋元,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很迟缓的,汉时“寡言生”,“无蚕桑”,“其郡最贫”。隋唐时仍为官吏被贬居的荒僻之地。到明朝,政府首先由长江中游沿沉江谷地向西先后设置了铜仁、思南、黎平、镇远、平越、安顺以及遵义等...     

试论明代贵州卫所

一明永乐十一年(公元一四一三年)在贵州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在此之前,贵州地区归湖广、四川、云南三省分管,事实上是三省交界的边缘地带。境内绝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地主经济以前各发展阶段,土地和人民均分属于大小数十土司,互不统属,各自为政,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心。在这一年,改思州、思南二宣慰司为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     

20世纪以来清代州县研究综述

州县这一清代政权中的基层政权,是一切政事的开始。了解清代州县制度,可以透视清代甚至中国历代政权体制的运作情况。自20世纪以来,研究与清代州县有关的著述已有不少,本文对此作一简要概述。     

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问题,涉及到清代地方政权结构、最低一级政权、上层政权对基层社会统治等方面,是新近引起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东为重点,通过考察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实况、依据、性质,否定了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猜想,进一步梳理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为深入认识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固有权力在制度层面上的契合点,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素材.     

山水侗寨世外桃源的活态遗产

早在2006年就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侗族村寨,2012年底再次出现在国家文物局更新的预备名单中.只不过,当时提名的村寨都集中在贵州省黔东南的"六洞九洞侗寨",现在已打破行政区划,扩展为3省区(自治区)6个县(自治县). 侗族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有着3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他们主要分布于贵州的黎平、从江、榕江、锦屏、天柱、剑河、三穗、镇远、岑巩、玉屏、石阡、江口、万山、铜仁、松桃,广西的三江、龙胜、融安、罗城、东兰,湖南的新晃、芷江、会同、靖州、通道、城步、绥宁、洞口、黔阳等县市或自治县.     

“施于有政”——黎恂评传

清代贵州遵义人黎恂,进士出身,为官二十余年,不过州县主官,晚年升云南东川府巧家厅同知,方至五品,却未赴任而辞官归籍养老。黎恂也是贵州文化学界公认的贵州重要文化史阶段——"沙滩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其生平事迹,民国《贵州通志》、民国《续遵义府志》均有列传可查。但其在云南为州县官的十六年,叙述颇有不清者。今查云南诸府州县志,得黎恂云南仕宦履历、事迹颇为清晰,又其所著《运铜纪程》一书则揭示其心理甚多,于是黎恂一生之情怀与追求可以毕览。"施于有政,是亦为政"的孔子教诲,是其家风,亦是其毕生所信、所行者。类似黎恂这样情怀与才干兼备的基层官员而不得升迁,是清廷政治之哀,亦是当今之深可鉴者。     

清代直隶的旗地圈补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清代卫所变革为中心

清初在京畿地区大量圈占旗地,清廷为补偿被圈民户推行拨补政策,形成了大量的拨补地,明代卫所屯田是拨补地的主要来源之一。拨补卫所屯田推动了清初京畿卫所的裁改过程,但也引发了直隶地区州县与卫所之间的土地纠纷。由于拨补州县卫所与受补州县相隔较远,业主在经管拨补地时往往采用“一地两养”方式,这造成了清代直隶地区土地所有权结构与经营模式以及州县财政体制的变化。同时,建基于明代卫所与清代八旗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权力结构、人群构成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从堡寨到村堡:明清河西走廊堡寨民居的功能演变

河西走廊堡寨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结合当地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以土、石、砖等材料垒筑围合形成的军民聚落。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置卫所,大量修筑以防御为主的堡寨。清代大一统局面形成,河西地区军事地位减弱,堡寨的防御功能弱化,形式上逐渐向村堡转变。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堡寨功能的变化,折射出统治者对河西地区经营策略的变化。     

定额制度与区域文化的发展——基于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

一般学者认为学额是量化研究清代区域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的参数,也是衡量地域化儒学发展和普及程度的标志之一,进士则是反映各地文化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但是清代许多相邻的州县学额相同或相差不大,出产的进士数量却相差甚远。文章以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为讨论范围,在阐述学额、解额制度的基础上,详细考订了各府州县学定额的变化过程。然后选取清代前、中、后三个时期,分别统计各州县中举人、中进士人数,进行相关分析,表明定额和各地中进士人数显著相关,即定额制度对各地文化发展有很大影响。     

镇远侯顾成

顾成在贵州,以镇远侯闻名。最初的官职为卫指挥,镇守贵州(明前贵阳),而不是镇远府。但他后来受命为总兵官,领军平定思州、思南土司纷争,促成贵州建省。《镇远府志》以顾成对“开黔有功于镇远者”,将其传略录入《名宦志》。《太宗永乐实录》及《明史》皆有传。     

康乾时期东莞县“盐入粮丁”与州县盐政的运作

州县在清代盐政和保障盐税征收中至为重要,负有地方通商疏引的职责,朝廷对州县官也有严格的盐法考成。但由于清代制度设计中地方州县没有独立地位,因此在盐政的日常运作中常常处于被动。康乾时期广东东莞县"盐入粮丁"(将盐课派入田亩)的事件,就是在上级政策与州县实际之间的矛盾激发下进行制度调整的结果,是一个从不符合朝廷盐法,到在州县的日常运作中逐渐得到默许的政策。这一过程表明,州县官在盐法考成的压力下,时常借助时势变化和对制度的因应利用,通过寻求州县与上层制度之间的博弈点和利益契机,达到适时调整地方盐法的目的,从而保障有清一代盐政的有效运作和盐税的正常完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