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元君庙墓地所反映的人口自然结构之分析》

校《元君庙墓地所反映的人口自然结构之分析》素勤《元君庙墓地所反映的人口自然结构之分析》一文为辛怡华所写（以下简称辛文）,刊于《考古》１９９１年５期。全文分五部分,即：一、探讨史前时期人口自然结构的途径与方法;二、元君庙仰韶墓地概况;三、元君庙仰韶墓地...     

《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得与失

<正>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报告中,《元君庙仰韶墓地》(1)也是一部经典著作。笔者将它作为一部经典著作,不是因为这部发掘报告研究的该墓地布局所揭示的当时社会组织结构这方面的研究结论如何正确,而是中国考古学界对元君庙墓地发掘的投入以及这部发掘报告的作者在学术界的影响而使之流传,并且由此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元君庙、史家村仰韶墓地刍议

对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墓地的性质,60年代初期曾在学术界进行过不少讨论。最近几年,由于《元君庙仰韶墓地》(下称《元君庙》)和《史家村基地的研究》②(下称《史家村》)的发表,又引起了对有关问题的不同反响。在《元君庙》之前尚无这样的研究成果,因此,当它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讨论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只准备就其中一些主要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元君庙墓地的分期与布局——《元君庙仰韶墓地》商榷

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重要氏族公共墓地。二十多年前的发掘工作,曾受到考古界广泛注意。最近,发掘报告《元君庙仰韶墓地》终于出版,为我们深入探讨这一地区古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我们从中可以对仰韶文化的类型、分期及演变,对元君庙氏族墓葬的形制、埋葬习俗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制度     

《元君庙仰韶墓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方法探析

《元君庙仰韶墓地》是张忠培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创建的分析、解释墓地的研究模式。在整体性和共时性的原则下把墓葬分期结果放到墓地平面上,把鉴定出性别年龄的人骨和按功能分类的随葬品随放到合葬墓里,再把合葬墓放到墓地中,用以研究社会制度,是关键性操作。纵观整个研究历程,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及应用。     

揭当时接任父职（揭猛）——揭阳令小考

近日,古都西安一文友知道我在研究“西汉揭阳令史定”的课题,遂寄来一本书,书名《寻根探秘百家姓》,为大32开本,由王大良编著、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出版。在第242页“揭姓”词条上这样载：“揭氏是一个出自复姓‘揭阳’的姓氏,姓氏来源相传与西汉安道侯揭阳定有关,史称‘揭定’。原来以‘史’为姓,因担任揭阳令而被称为‘揭阳定’。汉武帝时,他被封为‘安道侯’,他的后代就以‘揭阳’为姓。     

有关仰韶文化的两个问题——与许顺湛同志商榷

许顺湛同志在《文物》一九六○年第五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个问题》一文后,一九六二年又在《考古》第五期上发表了《‘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一文,两文的一致论点,都是认为“仰韶”时期的人们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关于仰韶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是我国原始社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个人不揣冒昧,就有关的两个问题,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真山墓地出土“上相邦玺”辨析

1995年11月19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载了张照根写的一篇报导《苏州真山墓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以下简称《张文》),报导了1994年11月至1995年4月苏州博物馆和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真山墓地进行发掘,清理了一批春秋、战国及汉代的墓葬,其中D1号的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方铜印。这方铜印据《张文》报导说:印的纽式为桥纽,“长2.9厘米,宽2.8厘米,高2.1厘米,印文为‘上相邦玺’”(图一、二)。《张文》推断说:“结合出土的陶冥币‘郢爱’,此印应为楚相之印。根据     

《文选》李注札记（一）

(一)卷6左太冲《魏都赋》“岩冈潭渊”下,张载注云：“屈平《卜居》日：‘横江潭而渔。’”(页96上栏。中华书局1977年11月影印胡刻本,下同)     

“菏泽”也可称“荷泽”

《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一期“方志论坛”刊载的《新编江苏县志‘自然灾害录’纠误》一文称：“《洪泽县志》自然灾害’记1983年地震灾害时说：‘山东荷泽发生5．9级地震。’（119页）‘荷泽’应作‘菏泽’,此说有误。”此为误判,理由有二。     

唐黄土摩崖刻石试析

唐黄土摩崖刻石位于陕西旬阳县城东60公里的“禹穴”外侧。“禹穴”在汉江北岸,依山临水,风景秀丽,相传为大禹治理汉水时憩息之处。据乾隆本《洵阳县志》云:“禹穴有二:蜀之石泉县,禹生之地,古碑刻有太白书‘禹穴’二字;今绍兴会稽县亦有禹穴,乃窆所也。洵阳为导漾流汉之所必经,似是依据二穴而立名。在县东一百二十里小关铺江北,岩深一丈许,纵横皆一丈有余,相传禹治水至此,上刻‘禹穴’二字。”据光绪本《洵阳县志》所录清人郭焱昌《禹穴》诗中“篆走龙蛇余两字”可知,“禹穴”二字原为篆书。二字竖书,字框高80厘米、宽40厘米,     

关于云梦秦简中“男子”一称——与高敏先生商榷

高敏先生对云梦秦简深有研究。读其《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深为敬佩。但难免有疏漏之处。如对秦简中“男子”一称的解释,尚可商榷。高先生在此书中,收入了《秦简中几种称谓的涵义试析》一文。此文认为“士伍”相当于当时史籍曾广泛使用过的“庶人”或“庶民”,“男子”有别于“士伍”。这些是正确的。但同时,先生又认为“秦简中的‘男子’并不等于‘庶人’或‘庶民’,而     

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张忠培先生访谈录

张忠培,1934年生,湖南长沙人,当代著名考古学家.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1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历任吉林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兼考古专业副主任、主任、历史系系主任、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故宫博物院院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委员会考古学科成员.现任吉林大学及故宫博物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曾发表考古学论著100余种,主要学术论著有《中国北方考古文集》、《元君庙仰韶墓地》、《远古时代》(苏秉琦主编、与严文明合著)等.     

复兴社的全称是中华复兴社吗?

1932年3月初成立的复兴社,到底全称是什么?《辞海》“复兴社”条的释文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简称.”但在中字条下却没有“中华民族复兴社”互见条.韩信夫等《中华民国大事记》1932年3月份记:“是月,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成立.”(该书(3)349页)陈旭麓等《中华民国史辞典》载:“复兴社全称‘中华民族复兴社’.     

从凝望到屹立——三代考古人情缘和成长的故事

1964年,张忠培在导师苏秉琦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元君庙仰韶墓地》著作(198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2005年赵宾福在导师张忠培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著作(200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从苏秉琦到张忠培,从张忠培到赵宾福,三代考古人情缘和成长的故事反映了中国考古事业薪火相传,一步步走向成熟。从1964年张忠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凝望苏秉琦先生的背影,到2009年张忠培先生在赵宾福的著作中再次清晰地看到了依然屹立的已故苏秉琦大师的形象,之间相隔45年!这45年,也是在世界考古学界终于有了考古学上的"中国版"的45年!     

《“拜上帝会”子虚乌有考》质疑

杨宗亮先生近期发表《“拜上帝会”子虚乌有考》(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杨文”),认为“‘拜上帝会’不仅名称是子虚乌有之事,而且任何‘会’、‘教’一类的组织也是不存在的”,对王庆成先生的《“拜上帝会”释论》以及拙文《“拜上帝会”辨正》等文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笔者反复研读,发现该文的分析和考证都存在不妥和值得推敲的地方,笔者不揣冒昧,就杨文提出商榷,以就正于杨先生及诸同仁。     

修志“要简、要严、要核、要雅”的美学内涵

清代方志学大师章学诚在《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中提出修志“要简、要严、要核、要雅”的美学标准.然而对于章氏的“四要”美学标准志界说法各异,现例举如下:朱士嘉认为:“章学诚四要,指‘简、严、核、雅’,即志书中的内容和文字要求简明、典雅、真实,体例要求严谨.”(李泽主编《朱士嘉方志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姚金祥则说:“清代章学诚对地方语言文风的要求是‘四要’,即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姚金祥、何惠明:《简明方志编纂学》,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44页).李明认为:“章学诚修志罢黜传统的考据笔法,……提出的‘严’、‘简’、‘核’、‘雅’就是四条美学标准.‘严’可以理解为‘结构美’,‘简’可以理解为‘叙事美’,‘核’可以理解为‘事实美’,而‘雅’则可以理解为‘色彩美’.”(李明:《新方志编纂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上述诸家对章氏修志要简、严、核、雅的注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末对此     

前仰韶时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958年冬和1959年4月,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对元君庙仰韶时期墓地的发掘和老官台遗址的试掘,揭开了研究前仰韶时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序幕。 1976年,河北省文管处等单位在武安县发掘了磁山遗址。 1977年,开封地区文管会等单位发掘了新郑县的裴李岗遗址。 这些考古工作所揭示出来的考古文化遗存,均自具特征,年代上早于仰韶时期。按考古文化命名的惯例,考古学者分别称之为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     

敦煌变文校释平议

周祖谟先生云:“事情总是创始者难。”(《论段氏说文解字注》)敦煌变文校勘释义先行者作的正是创始工作,因此创始者先行者校释中存在千虑一失是很自然的,对先行者所作的一些条目,几经推敲玩味,发现不无可商之处,于此略申管见,以期抛砖引玉,求精求是。《捉季布传文》“既交朱解来寻捉,有计隈衣出得身。”(五九页) 王重民先生校(重见简称“王校”。他仿此):“校记”[七八]云:“丁卷‘隈衣’作‘隈伊’,戊、辛两卷作‘隈依’。冯云:‘伊、依皆较衣好,隈应是偎之误’”。(七七页)作偎依?偎依成词,然词义于变文文义未安,故冯说仍未允洽。今谓隈衣、隈伊、偎依并系抄     

“利用为依迁国”考

《周易》益卦六四爻辞曰:“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郭沫若先生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把“中行”解成《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之荀林父。并说:“《益》六四的‘为依迁国’当是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的故事。卫与(韦阝)古本一字,《吕览·慎大》‘亲(韦阝)如夏’,高注云‘(韦阝)读如衣’则‘为依迁国’即‘为卫迁国’。” 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