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革命后期张发奎与中共的离合

张发奎是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将领,大革命时期,曾经与共产党人有过密切的合作,中共也曾经对他寄望甚殷,对他做了许多争取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紧要关头,张发奎仍选择了追随右派分共。中共遂放弃“依张”政策,单独发动南昌起义,对此,张提出“井水不犯河水”,分共而不积极反共。不久,张发奎赶走桂系、回到广州,中共提出不要对张再有任何幻想,又在广州发动起义,张大为恼怒,极力镇压。国共分裂之初,中共还不懂得应如何对待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张发奎等也还未学会与国共对立后的中共如何打交道。     

周恩来同志和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

１９３７年“七·七”和“八·一三”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８月１９日,蒋介石表示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经过曲折的发展历程,党在１９３５年“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主张终于实现了。当时担任淞沪战场（即东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是张发奎。刘晓、潘汉年、夏衍、钱亦石等同志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帮助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５日正式成立了政治部,但蒋介石、陈诚不答应,随后改为…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九次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及参考选题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将于今冬明春在海南省联合举办“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九次学术研讨会,以文人会。研讨会参考选题如下:1.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     

“行动的指针”:战时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

从1941年开始,中共在延安陆续出版面向各个层级的中国史读物,一方面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构成了中共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将中国历史改造成普世性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直接介入延安的写史读史活动,确立“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暴露敌人,歌颂人民”“史学配合政治诉求”的叙事原则。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延安的历史读物,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许立群《中国史话》、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张思俊《史地课本》等,从地方推向全国,借助各种管道,层层渗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     

张国焘暮年求助于蒋经国

张国焘是共党史中必须提到的一个人物,他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中共“一大”,但在长征途中他分裂中央、叛变革命.《张国焘暮年求助于蒋经国》记叙了他暮年的凄凉的景况,事实说明了一切叛徒都是以悲剧而告终.     

特点突出的中共五大会务

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这次大会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受局部失败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一方面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呈现日益高涨的局面;一方面革命阵营内部危机四伏,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虽然未能挽回危局,大革命最终失败,但与前四次党代会比较,中共五大在会务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     

邓小平领导广西统战工作

1929年,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广西领导革命斗争,对俞作柏、李明瑞等国民党广西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李明瑞参加革命,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红七军、红八军。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创造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团结国民党左派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成功范例。     

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 ,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为了正确地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 ,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的具体言行应予辩证扬弃。批判前人的失误 ,应取适度宽容的历史主义态度 ,不宜苛责。为了保证党和社会主义政权不变质并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应永不动摇地坚持按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确定的框架看待党史、国史。     

铸造“铁军”灵魂的廖乾吾

在中共武汉党史上,有一个名字多次出现在建党初期的工运活动之中。这位武汉地区最早的共产党人,后来成为了北伐“铁军”的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他作词的“打倒列强、除军阀” 的《国民革命歌》,在大革命时期唱红了大江南北。1931年,他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其事迹鲜为人知。他就是——     

从“生活账”中折射出一位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

<正>由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杨杰主编的《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生活账》（三晋出版社2021年版）,真实地记录了从1952年7月1日至1993年5月11日张健民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销,荣获“2021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其账本共计12册,既是一部完整的生活起居史,也是一部党员干部学习的好教材。张健民（1916—1993）,字仲芳,山西省阳城县大宁村人。曾担任中共阳城县委书记,中共长治地委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省政府对资改造办副主任,省革委统战办公室副主任,省政协副秘书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老老实实做人,     

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从蓬勃发展到跌入低谷,并不偶然。北伐前,中共在农村中做了一些工作。基础仍相当薄弱;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在合法条件下,通过各级农民协会把农民组织起来,迅速开展起如火如荼的斗争,但还存在两个严重弱点。湖南的军阀和地主武装势力根深蒂固。中共却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一旦旧势力猛烈反扑,一切民众运动便塌台了。     

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八七会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不少同志的提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秘密举行。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周恩来论中国大革命

周恩来论中国大革命张殿兴,赵金康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还不扎实、革命经验尚不丰富的情况下,同国民党合作发动的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演习。在此期间,周恩来任中国共产党两广区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书记...     

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重大挫析。时任中共中失总书记的陈独秀被指为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严厉批评和处置。１９２８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不畏压力,力持公正,对陈独秀的历史功过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发言,并提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为此,他曾蒙受冤屈。《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一文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史实。     

广东举行纪念中共“三大”学术讨论会

今年六月下旬,广东省举行了纪念中共“三大”六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这是迄今以来国内关于中共“三大”研究的第一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中共广东省委、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党史学会的负责同志外,主要是广东省各高等院校和研究部门的党史和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共八十多人,提交学术论文近五十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对中共“三大”研究的一些新进展。     

“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与发展·建宁论坛”在福建建宁举行

2008年8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三明市委联合举办,中共三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建宁县委承办的“中央苏区历史地位与发展·建宁论坛”在福建建宁举行。论坛的主题是“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陈威、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雄、中共三明市委秘书长程立双以及来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中央国家机关青联考察团、中共三明市委、市人大、中共建宁县委和闽、赣部分苏区县市党史研究专家学者等共90多人出席了论坛。     

活跃在汾阳中学早期的共产党人

大革命失败后汾阳党组织的情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汾阳中学的共产党人李伯生（山西临县人,时任中共汾阳地委书记）、李旭东（山西汾阳人,时任中共汾阳地委宣传委员）因身份暴露而离开汾阳,王森（山西临县人,时任中共汾阳团地委书记,后任中共汾阳县委书记）因在学潮中过于激进而被学校开除学籍,党组织开展工作的环境非常艰难,但党的活动基本没有停止。     

第七届全国党史期刊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

4月23日至24日,第七届全国党史期刊宣传工作会议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举行。会议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认真研讨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史期刊在研究和宣传党史中充分发挥作用,唱响时代主旋律,努力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重要议题。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部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46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副书记刘奇葆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作了题为《“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80年》的专题报告;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覃文成主     

南昌起义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革命道路。“八一”南昌起义对这一道路的基本内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了最早的探索。因此,我们认为,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从1921年党成立到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我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对军事问题的认识是不足的。虽然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了革命军队,并已直接掌握了一部分武装。但是,那时我们党还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懂得独立自主的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不懂得研究军事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在北伐战争中,我们党忽视了对军队的争取,     

也谈中共二大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的提出

《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李蕴华《中共“二大”没有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一文,认为:一、“中共‘二大’尚未明确认识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谈不上已经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而且“还可能发展成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二,“中共‘二大’制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思想形成的起点,但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学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完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