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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火祆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唐五代随着中亚粟特民族的不断移入,祆教在这一带也随之兴盛。本文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和有关史料,对敦煌赛祆活动仪式及其在敦煌乃至中原的流变进行梳理和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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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人曾经信仰祆教,祭祀祆神时不立祠庙,而是将"刻毡为形"的祆神像悬挂在竿上进行祭祀,这种祭祀方式与突厥人的游牧生活相适应。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一些突厥人也在祆祠中祭祀。"刻毡为形",就是以缂毛工艺织造出祆神的图像,这种图像可能与敦煌等地祆祠和赛祆仪式中悬挂的祆神画像类似。突厥人以"脂苏"涂抹祆神像的做法,源自波斯祆教徒以麝香和苏涂抹祆神像的祭祀仪式,突厥人通过粟特人学习到这种仪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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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教徒对犬具有特殊的感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中,犬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以国内最新发现的祆教考古材料为基础,集中讨论了古代祆教艺术中的犬神形象。作者将祆教犬神形象分成三秧:普通犬神、带翼犬神、森穆夫或犬首鸟,对流传中国的祆教犬神形象进行了梳理,期望对研究祆教文化的传播、交流有所补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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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出土墓誌和文獻記載,結合瑣羅亞斯德教禮俗及中古祆教史,對宋四家之一米芾的宗教信仰進行考察。認爲其來源於中亞米國,從粟特後裔身份,"火正後人"及"好潔之癖"等方面來看,其保留了祆教某些禮俗的痕迹。當然,隨着米氏在華世代久居,其華化色彩更深,像許多儒士那樣,以佛教爲精神寄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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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新发现的唐代石棺床构件,为研究关中西部粟特人及祆教提供了翔实的资料。通过分析认为石棺床构件为一位身份地位显贵的粟特商人墓葬遗物,这是粟特商人留居凤翔的历史见证,充分说明凤翔是关中西部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其画像石上的线刻火坛图像、瑞兽互斗纹、胡人套马纹等具有明显的波斯及中亚风格,是唐代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同时,它对探讨该地区粟特人聚落、祆祠、墓地、族源以及归属提供了重要线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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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华粟特人史君石堂(580)的神异图像中,基座北侧的翼马鱼尾兽极富异域色彩,为中原汉地罕见。本文考索此类鱼尾兽的起源及流变,认为鱼尾兽图像很可能源自古希腊神话海怪“刻托斯”(ketos)。刻托斯作为带有丧葬意涵的图像语汇随亚历山大东征传入波斯、中亚和西北印度,后经粟特人中介来到中国。西方基督教艺术挪用它来表现圣经巨兽利维坦。而中亚粟特纳骨瓮和中国祆教艺术中的有翼鱼尾兽,则被视为接引亡灵的冥府使者(psychopomp),其职能延续了希腊刻托斯的来世寓意。粟特壁画中的有翼复合神兽,则是祆教神佑“灵光”的具象体现。史君石堂鱼尾兽和龙、虎、象组成的四兽与中国的四灵异曲同工,反映了祆教艺术与汉文化的互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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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徐显秀、娄叡墓中的火坛和礼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本文论述了北齐徐显秀墓和娄墓中的“灯”本是拜火祭坛,鸡首壶、尊、瓶等器则是礼器。隋虞弘墓中的石“灯”也应是火坛。由此说明祆教信众沿袭中国古来以礼器随葬的传统,将火坛及其礼器放入墓室作为祆教葬礼的一部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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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娜女神崇拜源于古代两河流域,后被波斯帝国所继承。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与希腊化时代的来临,开始在西亚、中亚地区与希腊、印度、伊朗的各种类似神祇和崇拜相混同,最后由祆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原。虽然她的身份、形象、职能几经变化,但其基本特征依然保留。从两河流域到中国,从城市女神到祆教神灵,她的演变过程实则是多元文化背景下宗教认同现象的一个缩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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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在福建霞浦发现的摩尼教科仪书中,多有关于燃灯仪式的记载,尤其在《点灯七层科册》《奏申牒疏科册》和《祷雨疏》中最为频见,其功用主要集中在奉请神明、修持功德、禳灾拔度上。然而原始摩尼教乃至拜火教文献中均无礼灯、燃灯仪式的记载,反而在中国境内流传的佛教、道教、祆教以及闽地的民间宗教仪轨中,或多或少出现了灯仪。摩尼教灯仪并非是其原生的仪轨,而是在东传后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主要是通过汲取中原地区流行的华化佛教、道教乃至本土民间信仰的宗教仪式而成。祆教虽在燃灯仪式上和摩尼教具有相似性,但霞浦摩尼教灯仪与祆教灯仪并无直接联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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祆教,又称拜火教,玛兹达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公元前6世纪创立于波斯东部的大夏(巴克特里亚)。由于受到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支持,大流士一世在位时(公元前522—486年)将其定为国教,故很快流行于全波斯并传播至中亚。当亚历山大东征、灭波斯帝国(公元前330年)后,为推行希腊化政策而使祆教受到沉重打击。然而,祆教之火并没因此而熄灭,在一些地方它作为民族信仰保留了下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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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宗教文明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李唐王朝处于平定安史之乱时期 ,吐蕃乘机占领了河西北广大地区达七十多年。在此期间 ,敦煌呈现出佛教、景教、摩尼教、苯教、祆教多种宗教共存的局面。本文援引大量文献资料 ,对上述宗教的基本状况及相互关系作了论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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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华粟特人所受佛教影响,不仅表现在信仰上,也体现于胡名中。吐鲁番文书中与佛教有关的粟特人名,除佛、僧、尼等常见胡名外,还有一些隐晦不明的用字,比如阿揽和浮(口知)。阿揽是佛教色彩极浓的祆神之名,其词源和阿兰人无涉,却与中亚布哈拉古都阿滥谧及唐代名禽阿滥堆有关:阿滥谧音义与梵文阿滥摩、阿兰若相合;云雀别名阿滥堆则可与印度鸣禽迦兰陀对证。浮(口知)是华化佛名,浮字义为佛,(口知)乃附在浮字之后的转[音]译符号,意指佛祖的觉悟;就中古拟音而言,也不排除浮(口知)就是菩提(bodhi)的可能。这些名例既是粟特文化多元性的重要表征,也是佛教文化间接传播的典型案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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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姜伯勤先生在《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一书中的《唐安菩墓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祆神——兼论六胡州突厥人与粟特人之祆神崇拜》一文中提出①:六胡州粟特人、唐定远将军安菩墓所出一具唐三彩骆驼鞍鞯皮囊上有一神兽型神像,为研究六胡州粟特人文化与突厥人文化的互动,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线索,初唐以迄盛唐,由于粟特人在突厥部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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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节是中国传统节日,这个节日在汉魏之际确立之后,一直到唐代,其节日活动主要是以拜星乞巧为主,相沿成习,未有大变。但到了宋代,七夕风俗却大为改观,不仅节日气氛空前热闹,而且出现了众多前所未有的节物,如泥孩儿摩喉罗、谷板、种生等。尤其是摩喉罗,更是令宋代官民趋之若狂。关于摩喉罗的来历,近世学者一般都认为源于佛教。本文比较宋代七夕风俗与古代西亚哀悼塔穆兹(阿多尼斯)风俗,证明宋代七夕崇拜摩喉罗的风俗并非源于印度,而是来自更为遥远的西亚和更为古老的巴比伦。古巴比伦人在万物盛极而衰的夏至之际悼念植物和谷物之神塔穆兹(Tammuz)的风俗,在上古时期传遍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在希伯来旧约以及古希腊文献中都有记载。此种风俗随波斯人的统治传入中亚粟特国家,演变为(汉历)七月初一到初七日历时七天的“哭神儿节”。隋朝韦节于公元605年出使康国亲历其事,并在《西蕃记》一书中留下记载。此种风俗在中古时期随入华的粟特人和祆教风俗传入中国。因其在节日风俗上与七夕有相通之处,尤其是节期恰好也在七月七日,因此逐渐融入七夕风俗,使宋代的七夕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异域风情。宋代七夕令众生痴狂的泥孩儿摩喉罗,就是脱胎于西亚的植物神塔穆兹或阿多尼斯,宋代七夕的谷板和种生则是西亚阿多尼斯花园的变种,而西亚的“塔穆兹”或“阿多尼斯”在中土之所以改名为“摩喉罗”,则与中亚粟特地区印度教、佛教与祆教的融合有关。宋代七夕风俗的西域文化渊源之揭示,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古以降西域文化对于中国节日风俗的深远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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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祆神楼全国仅存的一座祆教建筑,位于山西省介休市城区顺城关正街东面。袄神楼为集合了门楼、乐楼与过街楼于一体的楼阁式建筑,是三结义庙的重要组成部分。楼北为三结义庙正殿和献殿。据考证,祆神楼初建于北宋,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祆神庙被毁,万历年间~([1])介休知县王宗正主持改建为三结义庙,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至康熙七年(1668年)又对三结义庙进行重建。乾隆五十年(1786年)重建了祆神楼。现存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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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S.367记录了敦煌伊州伊吾县祆庙的宗教仪式活动,学界曾指出文献记载的“素书”乃“素画”之误,遂认为此座祆庙供奉的乃该教神只的彩绘塑像。本文考察了古汉语中“素”字用法,及该段记载的具体语境,认为无论“素书”或“素画”,皆应指该庙中所供祀的祆神素描画像,而不是彩绘塑像。萨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本无神像崇拜,中土祆教的画像崇拜本身即表明其由中亚地区“间接”传入的特色。随着时间推移,传入中土的祆神画像其功能发生了改变。原本在袄庙中供奉的祆画,到了唐末五代,进入民间,为当地百姓赛袄所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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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备墓志》是近年出土于洛阳的隋代墓志,出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详。此后该墓志以及墓葬中相关文物被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征集收藏,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葛承雍率先对该墓志做了研究,考证了安备的家世和仕宦经历,指出安备是一名信仰祆教的入华粟特人后裔。文章还对安备墓出土石榻上具有祆教色彩的图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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祆教,拜火拜天,尊崇光明,初发端于波斯,风靡于中亚诸国。十六国北朝时期,随着大量中亚和西域胡人商贩牟利东来,波斯祆教亦传入中国,史称“事胡天”或“拜胡天”。据《隋书》记载,北齐时在邺城已经出现了“事胡天”的祭祠。北周为化育万邦,招揽西域胡人,皇帝亲自参加“拜胡天制”。唐自武德四年(624)起,先后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布政坊,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