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作协往事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30年,虽为一普通干部,有幸也常能见到作协主席茅盾,聆听他的讲话;看到他为新中国文学事业所做的工作及他的处境;因工作而跟随我的领导去看望他,或有事被指派去他那儿跑跑腿。现记下我了解的茅公的点滴往事。     

奚啸伯：空留一缕余香在人间

为写“奚啸伯往事”一文做资料准备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这个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名伶,在公开场合居然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我托在石家庄工作的朋友去查阅相关材料,得到的回答是——1957年河北省所有的报纸没有一篇关于奚啸伯鸣放期间的言论的报道,也没有批判他的文章。我又去问他的弟子、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奚啸伯在1957年夏季没有反党言论。这岂不怪了。     

远方的女孩,谁为你梳起长发

在学校工作久了,心灵也愈发地单纯而透明起来,作为一名老师,人生的点点滴滴、丝丝缕缕都连着可爱的孩子们。又一次想起那个叫娅娅的小女孩。那是去年我刚接一个新班的第二天,我的书里就多了一张纸条,几天来,这张谜一样的纸条像石头似地压在我的心头,叫我喘不过气来……纸条上画了一个瘦瘦的扎着两根羊角辫子的小女孩,站在阳光下,可不知为什么,小女孩的头顶上方却被染上了一大片黑色的墨迹!阳光正好被挡住了!旁边还有稚嫩的小字:我的妈妈走了,爸爸说她去了天堂。现在的妈妈一点也不疼我。爸爸也去打工了,他临走时让我再忍几年,说等他再挣几年…     

忆郁老

1995年11月26日,郁祥祯老先生离我们而去,已将整整十年了,郁老的音容笑貌还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郁老是个出了名的好人,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无论与谁,他都谈得拢,无论听说谁有困难,他都会尽力去帮助。我进入学会工作是郁老推荐的。     

黎澍老夫子

"在我心目中,黎澍在亦师亦友之间"我最初认识黎澍是1938年在长沙。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的总编辑。我刚刚高中毕业,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做救亡工作。像我这样的小青年很敬仰他,严格说来恐怕算不上认识,不过见过几次面罢了。建国之初我们都到了新华总社。他当资料室主任,我有点儿奇怪,太大材小用了。原来,是当时担任社长的陈克寒提出两个工作让他挑,一个编辑部,一个资料室。他对我说:"每个老单位都有许多习惯办法,或者叫不成文法,我想我新来乍到,当个资料室主任比较好一点。"他真是老练,叫我     

忆董彦堂先生一二事

董彦堂先生,世称甲骨文泰斗,是一位研究甲骨文很有成就的专家。 1936年,我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技术员。当时,该所下设三个组,即：一组（历史组）,主任是陈寅恪;二组（语言组）,主任是赵元任;三组（考古组）,主任是李济。我和董先生都在三组。我主要是协助梁思永先生对一些出土文物及陶器、陶片做整理、绘制工作。我的工作虽和董先生没有直接联系,但他见我工作之余无所事事,就约我每天晚饭后到他家去,为他搜集的汉砖图片上的几何形花纹做描绘、复制工作,以便整理、研究。可惜由于日军飞机对南京市区的轰炸,中央研究院迁往长沙,以致这项业余研究工作未能完成。     

从士兵到将军

一个年轻人从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所重点中学任教。作为屈指可数的名校大学生,他认为校长肯定会重用他,把学校里重要的工作都交给他。然而,事实并不如他所愿,校长不但没有委以他任何重任,甚至连句表扬的话也没有。这让他感到非常不悦和失望。一日,他愤愤地对朋友说：“校长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根本不懂得如何用人。改天我要对他拍桌子,然后辞职去别处发展。”“我听说那所学校里有几位名师,     

怀念马洪

正《炎黄春秋》2015年第11期所载《父亲马洪在改革开放年代》,勾起我对往事的几段记忆。马洪是我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经委时期的直接领导,一起共事直到我被划为右派离开经委。(一)初识马洪我认识马洪并在他手下工作,差不多是60年前的事了。1952年我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被保送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暑假即将结束,我被教研室主任找去,他郑重地告诉我:     

给胡耀邦照相，惊动警卫

1961年,我在山东金乡县城关供销社照相馆工作,9月的一天下午,县委通知供销社,让我和一名政治上可靠的人去县委大院里拍合影。当时金乡县只有我们一家照相馆,我的家庭成分是贫农,我又担任着城关镇西门街道团支部书记,曾有一年多时间,被抽调到县公安局整理敌伪档案。由于我比较能吃苦,大家对我的评价也很高,属于政治上比较可靠的;     

怀念杨尚昆

杨尚昆同志是深受全国人民景仰、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54年7月,我调到杨尚昆办公室工作;1965年11月,他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随他去广东;1966年5月,"文化     

投笔从戎为国捐躯的董启文

他身先士卒，为党为国，奉献了年轻生命。1948年2月20日，在鞍山市郊宋三台子前沿阵地上，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八师五十四团参谋长的董启文，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不幸被敌人炮弹打中，他捂着被炸伤的肚子，坚强地把露出的肠子塞进腹腔。他知道死亡临近，仍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以十分微弱的声音，对他的警卫员说：“……还没有把解放的旗帜插遍全中国！……好兄弟，这个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只能由你们去……”这是董启文烈士的最后遗言。董启文是我在延安工作时结识的一位老战友。他于1914年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父亲董芸滨是孙中山先…     

留长胡须的“民主之神”-回忆我的父亲李公朴

我的父亲李公朴离开我们已经67年了。作为女儿,我最近一直在整理有关他的资料和文章,回顾他在世仅44年短暂传奇的一生,翻阅他爱读的书,查看他编过和写过的文章。虽然父亲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也从一个女孩子变成了82岁的老太太,但每一次整理这些家庭历史文物,父亲的举手投足、     

我在广东省委当秘书

一位从不发脾气的领导人1962年6月,组织上调我去当赵紫阳的秘书。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心里有点胆怯。推荐并向我移交工作的前任秘书汤戈夫说:"你不用担心,肯定行,紫阳同志(那时不论对多高职位的干部,都称同志)的脾气很好,他也不需要秘书帮他写什么东西。"并举例说:"有一次,紫阳同志交代我通知办公厅,明天晚上七点开全省     

追忆我的爷爷周恩霔先生

<正>1983年1月30日,我的爷爷、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周恩霔先生离世。我的名字是爷爷起的,平日他称我“蓉蓉”,偶尔称我“小蓉”。除了5岁那年到北京我父母的工作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生活过一年之外,我9岁以前基本上是在爷爷身边度过的,对爷爷的感情非常深厚。每当我整理爷爷遗留给我的周家家谱、先人的画像,他的书法作品、古籍、照片、信件等资料时,都感到自己走进了爷爷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理解也随着岁月与日俱增。     

挚友蔡世骥

2006年5月10日,挚友蔡世骥走完了人生的全部旅程,平静地走了,享年70岁。此前,他打来电话,说肺癌已经扩散,不用说写作,就是看东西都很吃力。我劝了几句,似乎有一定作用。第二天又来电话,与我讨论《中国历代战史》的整理问题,我劝他等病好一点再说,他答应了。此后再接到的电话,是他老伴熊玉兰的哭声,我似挨了一记闷棍,不知所措,禁不住悲从中来。     

愿为祖国效力终身的土力学专家聂守智

聂守智同志今年87岁,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忠厚长者。1982年他担任蚌埠市政协副主席时,我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后来也到市政协与聂老共事数年。每当听到他的创业故事和科研成果,我都激动不已,多次建议他将这些情况写出来,但他淡泊名利,不肯动笔。十几年过去了,深感他的事迹是一份社会财富,若这样黯然消失,实在可惜!经再三劝说,聂老最近才将有关资料提供出来。我虽已年过七旬,然颇愿执笔整理,以贡献社会并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喜迎解放春满人间聂老1915年元旦出生,山西省荣河县(今万荣县)人。194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水利系。先后在川康水利贷款委…     

沈醉父女与文史资料的情缘

1979年5月,全国政协为了给家父——沈醉落实统战政策,把我全家从内蒙古调回了北京。当时,政协的文史资料整理工作刚刚恢复,大批被封存了13年的文稿需要清查、整理、誊写。我刚调回北京不久,就非常幸运地被安排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得知这一安排之后,我简直是喜出望外。因为“文革”前,我还在上中学时,就已经对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及深远的意义了解得很清楚了。我觉得,这项工作对我而言,不仅是一份职业,而且是自己后半生都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     

荒煤去了!

荒煤去了！□汪洋荒煤去了,我痛惜影坛又一颗巨星的陨落！自１９５２年他到中央文化部领导电影工作起,他就既是我的上级又是我的战友,朝朝暮暮一晃４４个春秋了。在同一事业的领域里,能够如此长时间的共事,也可谓人生一大快事了。我在北影主持工作３５年,经历了该厂...     

从苦力到艺术家

近日,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刘雍的漫画集,他送了我一本,内中许多画都是当年我亲见他画的,顿感亲切,勾起了许多往事的回忆,忍不住要写下一点文字。 １９６２年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刘雍又被班主任召去作例行的“训话”,不为别的,只为家庭出身不好。那时他读高三。训完话出来,已是天黑。他很沮丧,看见他如此,我也不免兔死狐悲起来,便同他在街上瞎逛。 时近“三年自然灾害”尾声,市面仍旧萧条。逛到大十字,铺面都已打烊,唯有那个名叫（刺藜）的漫画宫灯火独明。我们便走过去看画,看了一会,刘雍指着那些画说：“这种画…     

中国民主同盟在新加坡华侨中学的组织、活动和作用─—汪金丁教授访问录

1995年7月16日,我专程到中国人民大学汪金丁教授的寓所,请他叙述1946年至1948年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教书的经过。承他欣然答应,谈了他是如何到华中的,后来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的。其间,他首次披露了他与华侨中学校长薛永黍发起成立华中中国民主同盟组织及其活动的情况。下面就是根据他的谈话整理的。薛永黍校长邀我去举办教书1945年10月,我从印尼回到新加坡,开始筹办新南洋出版社。当时,育奖学校要我去教书,育英很想办好,需要请好多人,问我在请人方面有没有办法？育英学校董事会有一个负责学校方面的董事陈仲彦,在上海肘和我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