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方头遗址与下岳各庄文化

一、尧方头遗存分析尧方头遗址位于太行山东麓地区的中部,是1998年夏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发现的。①其文化内涵比较单纯,基本属于同一时期。该遗址发现的遗迹现象较少,仅有圆形和椭圆形灰坑。遗物以陶器为主,其中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数量最多,其次为泥质黑陶、夹砂黑陶、夹砂褐陶和泥质褐陶,夹砂和泥质红陶极少;器表以绳纹为大宗,约占整个陶器群的80%左右,其中又以中绳纹为主,粗绳纹次之,细绳纹较少,旋纹加绳纹和附加堆纹加绳纹等复合纹饰较为常见,素面和磨光约占15%左右,此外还有少量的划纹、乳丁、旋纹和印纹等;器类以平底器和三足器…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彩陶(彩绘陶)颜料以及块状颜料分析研究

大地湾遗址一期文化遗存为渭河流域的前仰韶文化,其绝对年代距今约7000～8000年。出土的陶器多为灰褐色绳纹泥质夹砂陶,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彩陶。这些彩陶图案相对简单、彩色也较单一,但仍属我国一个重要的彩陶文化。对于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彩绘陶)及其颜料进行分析,对中国早期彩陶的起源、工艺过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河北易县北福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经过2003-2004年两次发掘,发现了三个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因此成为太行山东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标尺。第一期遗存的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前5000年,陶器群以直腹盆和支脚为主,与磁山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且同属直腹盆系统。发现有房址和祭祀场等重要遗迹,出土有石器、陶器、玉器等,特别是刻陶假面面具和面饰与祭祀场所一起,成为研究史前宗教等仪式的重要新资料。第二期遗存略早于后岗一期文化,陶器群以圜底釜、支脚和钵为主,是后岗一期文化的直接来源,两者同属圜底釜鼎系统。第三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则与雪山-二期和镇江营三期遗存相似。     

重庆市万州铺垭遗址发掘报告

2003年2～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受重庆市文化局委托,对万州铺垭遗址进行钻探、发掘.该遗址始于东周,历东汉、唐宋,一直延续到明清,其主要文化遗存为东周文化,发现有房址、陶器等.东汉和唐代的遗存次之,发现有灰坑、墓葬,以及陶、瓷器.     

西藏古老宗教苯教的节日

西藏自古就有人类居住。从1958年林芝发现古代人类头骨;1978年昌都卡诺新石器遗址的出土;1984年拉萨曲贡新石器遗址的出土;到1991年山南昌果沟新石器遗址的出土。四十多年来,西起阿里地区,东至昌都地区,北起那曲地区,南达定日、墨脱等地,发现大量的旧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计有石器、骨器、陶器以及建筑遗址等等。     

丹阳市三城巷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

2002年对三城巷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了商周和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出土遗物有陶器、玉器、石器等,这次挖掘为研究宁镇地区古文化特点提供了重要资料。     

景县西周庄遗址试掘简报

2009年9月18日至24日,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衡水市文物管理处、景县文物保管所联合组队,对景县西周庄遗址进行了试掘,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陶器残片和动物骨骼、蚌壳等,尤其是新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将衡水市有人类活动的年代提前了至少500年。     

吉林省通化市桦树河口遗址发掘报告

桦树河口遗址位于于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桦树村,该遗址可分为二期,一期遗存发现有一段基石遗迹,出土的遗物多是在基石堆积的缝隙中获取,主要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有少量夹砂黑褐陶和黄褐陶,手制,烧制火候较低。二期地层中出土了少量遗物,主要是陶器和铁镞。初步推断,遗址一期文化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二期相当于汉代。     

湖北郧县李营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发掘简报

郧县李营遗址经过两次发掘,地层堆积共分五层,发现二里头时期灰坑46个,灰沟8条,出土二里头文化遗物以陶器、石器为主,极少青铜器。出土陶器以生活用具为主,少量工具,主要特征为夹砂灰陶居多,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形有罐,鼎、盆等共计13种。根据陶器特征,李营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年代属于二里头文化中晚期。     

老官台遗址陶器分析

老官台遗址,是渭水下游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老官台文化的命名,缘起于对该遗址的试掘。 遗址的试掘及文化命名的提出,无疑对探索秦岭南北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以往的研究工作,较多的是对文化系统及文化类型进行综合研究,忽视了对个体遗址遗存因素的专门分析。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和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有必要重新审察老官台遗存。本文拟从老官台遗址的陶器分析入手,来讨论该遗存的文化性质。     

试论前陶新石器文化

传统的观点,将陶器的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开端的标志之一;但近三十年来,亚洲、欧洲和美洲,大量前陶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说明制陶术的有无,已不再是新石器时代开端的一个标志。西亚和东南亚,在陶器出现前一二千年,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大量资料证明,在有陶新石器文化之前,先有一个前陶或无陶新石器文化阶段。     

四川茂县下关子遗址试掘简报

下关子遗址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陶质有夹砂、泥质,颜色有黑褐、灰褐、灰、黑皮陶等.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戳印纹、齿状花边口沿和绳纹花边口沿装饰、瓦棱纹、交错绳纹、乳钉纹等.陶器以手制为主,部分经过慢轮修整加工,多数见刮抹痕迹.器形多平底和假圈足,其中罐最多,有侈口、鼓腹、长颈鼓腹、敛口、直口诸种,另有喇叭口壶形器、陶臼等.石器分打制和磨制,器型有刀、穿孔石刀、锛、斧、切割器、砍斫器、尖状器、盘状器等.骨器见有笄.与绵阳边堆山、江油大水洞等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也与宝墩文化的某些因素相似,属于四川盆地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年代距今约4800～4500年.遗址面积较大,属河谷台地型聚落遗址,是龙山时代四川盆地西北缘地区的一处中心聚落.     

安徽芜湖计村大城子遗址发掘简报

计村大城子遗址位于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沈巷镇。2013年1～6月,为配合基本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了一批墓葬、房址、灰坑、灰沟等遗迹,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铜器等。根据出土器物判断,遗存年代分别为新石器时代、周代。新石器文化与环太湖地区有一定联系,遗存年代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计村大城子遗址的发掘为认识皖江下游北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呼伦贝尔哈克遗址出土动物骨骼分析

哈克遗址,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东南部,与鄂温克族自治旗相邻.自1985年发现以来,经多次发掘与研究,除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外,数以千计、种类较多的动物骨骼成为探研早期人类文化特征、人与动物关系、古气候环境的重要依据和组成部分[1].哈克遗址出土并用于本文研究的动物骨骼,均系经人类利用或食用后废弃的遗骸,它们与人类使用破损后遗弃的其他遗物如石器、陶器、骨器等,同出土于遗址地层或遗址的灰坑之中.从大量出土的石器、骨器、陶片和动物骨骼等人类文化遗存确定,哈克遗址是一处新石器至辽、蒙元时期的人类聚落遗址,动物遗骸是人类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都下东大街遗址战国时期文化遗存清理简报

下东大街遗址是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重要的发掘工作和收获,时代自战国至明清,跨度大,内涵丰富。战国时期文化遗存出土大量陶器,其中尖底盏、绳纹圜底釜、圈足豆、平底钵、釜式三足鼎等具有强烈的巴蜀文化特征。     

陕西靖边庙梁遗址龙山时代遗存发掘简报

2017年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镇庙梁遗址,发掘清理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两大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时代遗存非常丰富,遗迹有房址、灰坑(储藏坑)、墓葬等,出土遗物包括陶、石、骨等各类器物,分为龙山时代前期和龙山时代后期两大相继的发展阶段。庙梁遗址龙山遗存是近年来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遗存的重要发现,是构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重要材料。     

陶瓷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法

陶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对陶瓷器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广泛应用,这点从现代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陶瓷器文物与历史文献记载中得到证实。陶器多在700℃至1000℃烧制而成。在众多的新石器遗址及墓葬中,大量出土了各类陶器以及陶器残片。并发现了烧制陶器的窑址,如陕西西安的新石器时期半坡遗址、四川大溪（现属重庆）新石器时期遗址,以及河南的龙山等地方,都大量出土了不同形制和纹饰的陶器。     

阳新大路铺遗址商周陶器浅析

大路铺遗址位于阳新县白沙镇平原乡土库村,东南距县城约19公里,1984年和199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阳新县博物馆先后对遗址东区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已获资料对研究鄂东南地区的文化分期具有一定价值。本文拟以东区的 T233材料为基础,对商周的陶器作一初步分析,以求教于大方之家。遗址文化堆积丰富,包含新石器、商代、西周、东周四个不同时期的遗存。从遗址东区的地层堆积来看,第一、第二层为表土和近现代扰乱层,第六至九层为新石器文     

从泰国班考遗址看华南与大陆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

公元前3千纪晚期,泰国他钦河流域至马来半岛出现了以空三足斝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班考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的墓葬根据随葬陶器分为甲、乙两类,代表着不同性质的考古学遗存。从陶器组合关系和器物特征来看,甲类墓葬与岭南地区石峡文化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此时黄河与长江流域的粟作和稻作农业伴随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技术体系进入东南亚地区,在此背景下,班考遗址复杂的陶器风格、随葬幼猪、石锛的大量出现以及泰国和大陆东南亚动、植物考古研究等多重证据似乎表明,具有农业特征的新石器文化也进入这一地区。所以班考遗址为探讨泰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大陆东南亚与中国的交流与互动等问题提供了资料。     

试论东夷文化和日本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本文的东夷文化是指以山东地区为中心的海岱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周代的考古学文化,它有产生、发展、繁荣和消亡的过程,同时又有融合和传播的过程。在融合、传播的过程中,对日本绳纹文化、弥生文化遗存,无论遗址、聚落、墓葬形制、稻作农业、习俗诸方面,还是制陶工艺、器表装饰风格以及陶器、石器的形制等方面都与东夷文化有密切关系。东夷文化和日本考古学文化都是世界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共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