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东昌府段京杭大运河文化资源开发——以“Phonograph”模式为例

山东省聊城段大运河文化是京杭大运河（以下称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聊城东昌府段的大运河文化更是独具特色。聊城东昌府段大运河文化资源开发虽然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如该段运河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全面、系统、有效的开发等。为此,应充分挖掘聊城东昌府段运河沿岸文化资源,通过“Phonograph”模式解决该段运河文化资源联动性不高的问题,从而促进东昌府段大运河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推动运河的保护和开发向更高阶段、更高层次迈进。     

水之缘

她与杭州水的不解情缘,是对杭州“水”与杭州人最好的注解：西溪水之无邪、西湖水之轩昂、钱塘水之搏击、运河水之创意无边。     

阿姆斯特丹印象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从名字上分析,就知道它一定与水有关。阿姆斯特丹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时的渔村。人们曾在附近阿姆斯特尔河（Amstel）上建筑水坝,阿姆斯特丹就得名于此。原来的名字“Amstelredamme”,意指“阿姆斯特尔河上的水坝”。阿姆斯特丹运河带已有近400年的历史,是当之无愧的“水城”。在运河上享受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是游船之旅中最美妙的体验。     

隋唐大运河上的国家粮库

“地下”的大运河“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隋炀帝开运河、乘龙舟、游江都(今扬州)的故事,千余年后仍被传为笑谈。不过,晚唐诗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其二)》中所写的这四句,倒是为隋唐大运河作出了公允的评价。这条总长约2700公里的运河,自隋炀帝之父隋文帝在位时,即开始疏通、修建。它以洛阳为中心,连接大兴城(今西安)、余杭(今杭州)、涿郡(今涿州),为此后五百年乃至更久的中国,搭建起决定国运的血脉版图。     

要把金针度与人

教师的教学,应该从“教”到“不教”。“教”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学”要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重要的是：怎样做才能实现由“教”到“不教”？笔者从自身的教学实践出发,明确提出：要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习得方法即“金针”。     

以色列的“人民公社”——“基布兹”

1958年,中国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公社最终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在以色列,有一种被称为“基布兹（KIBBUTZ）”的农业合作组织,规模虽没有中国当年的人民公社大,但其姓“公”不姓“私”、姓“社”不姓“资”的性质比起中国的人民公社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故熟悉以色列“基布兹”的中国人都称它为以色列的“人民公社”。“     

刘禅的“智”与“愚”

一句“此间乐,不思蜀!”不仅让蜀汉后主刘禅成为名人,也让他成为“扶不起来”的典型。其实,真正的刘禅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忠佞相兼与功罪俱备的裴矩

大约从我国遥远的古代以来，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大多喜欢用“忠臣”、“良吏”或“佞臣”、“奸贼”等概念对其盖棺论定。一般来说，凡是能以民族和国家社稷为重，为宫清廉，正直不阿，勤政爱民，功勋卓著，甚至在危难之际，不顾个人安危，舍生取义，或杀身成仁者，人们都把他们誉为“忠臣”、“良吏”。     

孤寂的长滩

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海陆相接的地方,其实很难用得上“海岸线”这个词。根本就没有“线”。有的只是犹如纷乱笔画般散落的堰州岛,十来处单薄的滩头,再靠近陆地些,是由许多海湾、运河、海水及淡盐水湿地、淡水沼泽等构成的复杂系统,水流通路千丝万缕,向内陆绵延不绝,近的有几十公里,远的能延伸出100多公里。     

“不三不四”是哪样？

不正派、不像样子的人被形容为“不三不四”,何为“三”,何为“四”呢？这还真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     

好吃的 好看的 杭州大运河的N种说法

总喜欢扳着手指细数一二三,想以此证明自己对一个地方的喜爱。对于运河杭州段亦然。当我坐在运河船上细想时,恍然发现,其实我不需要想太多理由,只要简单朴实的六个字——“好吃的、好看的”,足够我在杭州运河边流连忘返。     

汉代的"将屯"与"将田"小考

汉代“将屯”问题,至今已有多篇论文作了考述,但意见仍不一致;而汉代“将田”问题,因仅在晚出的敦煌悬泉汉简中提供了较集中的资料,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不拟对“将屯”和“将田”问题作全面论述,仅就“将屯”和“将田”这两个既相关又不相同的概念作一些辨析。     

试述唐宋间的"疑孟"、"非孟"思想

唐宋间,随着“孟子升格运动”的进行,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提高。同时,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形成一场颇具声势的“疑孟”、“非孟”运动。同是“疑孟”,表现各有不向,或委婉,或激越,内容涉及孟子的著作、思想、历史地位等诸多方面。怀疑思潮的盛行、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反动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等原因共同促成了这一运动的兴起。     

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蜕变——从“左翼”民族主义到“右翼”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次“右转弯”,即从“左翼”民族主义向“右翼”民族主义过渡。事实上,这种过渡不在于“左翼”民族主义的急流勇退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而在于“左”、“右”两翼先后垄断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一蜕变过程中,“左”、“右”两翼都保留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传统,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现了“神圣联合”。     

住宿为何用“下”榻

客人寄宿往往称为“下榻”,但“下”总是有离开的意思,为什么不叫“上”榻呢？其实这个说法的背后是有故事的。     

“无”之基本问题.导言

在中西哲学史上,老子、庄子、柏拉图、康德等中外哲人洞见了三种“无”：“纯无”（命名无、非存在）、“否定性的无”（有的无）和“主体不性的无”。三种“无”各有其用：“纯无”的作用在于和“纯有”一起作为一切知识的开端;“否定性的无”的作用在于保证有的功用得以可能;“主体不性的无”的作用在于告诫人们顺其自然,不要过分干预。与三种“无”相关的是虚假和错误的不可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常人对“无”的错误理解,以及对“无”的认识和把握波及文明的影响力,并指出由于对“无”的不同理解而导致的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试图让中西哲学在源头上进行对话,真正探讨二者的同异及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从而由传统启迪新思。     

特载、专记与大事纪略

“特载”源于报刊和年鉴,“专记”源于旧志杂记,“大事纪略”源于志书纪事本末体。上一轮修志尚无“特载”体载出现,“专记”也不多,而“大事纪略”体载则有几本志书予以实践,并得到方志界的重视与赞同。续志出现“特载”、“专记”的体例设计,也有个别志书予以实践,从其形式与内容看,“特载”与“专记”没有“大事纪略”的体载科学合理。     

"作"、"做"的用法

“作”、“做”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字,可是在一些报刊以及志书、年鉴中,经常会有使用不当、出现错误的情况。例如:把“作贡献”误作“做贡献”;“作指示”误为“做指示”;“做准备”误作“作准备”等等。《现代汉语词典》对“作”、“做”解释得非常清楚,并列举了由“作”和“做”组成的词、词组以及成语,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就不会出现差错。出现差错的情形主要是由“作”或“做”做谓语时与宾语搭配不注意辨析引起的。一般情况下,动词做宾语时,谓语用“作”。例如:作调查、作考察、作研究、作分析、作推断、作介绍、作处理、作…     

江青钟爱的两个样板戏

京剧《红灯记》、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文革”中曾被“四人帮”树为“样板戏”,大加鼓吹。至于它们出台前后的一些内幕,知之者可能不多。     

话剧《不平静的海滨》遭批判始末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在文艺领域动员一切舆论工具鼓吹“样板戏”的同时,对不符合其创作原则的作品极力进行“围剿”。1973年山东省话剧团推出的话剧《不平静的海滨》,便被“四人帮”定性为“大毒草”而在全国遭到批判。“四人帮”的党羽于会泳多次点山东省的名,说“你们一个《不平静的海滨》搞得全国不平静”,诬蔑《不平静的海滨》是“歪曲社会主义现实斗争生活,丑化工农兵群众,要害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