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运河漕运剥船建置述论北大核心

运河漕运剥船是专门用于剥挽漕粮的船只。元末明初是漕运剥船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永乐朝以后北运河沿岸的剥船设置范围逐渐扩大。入清后,因运河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不一,漕船每至河道淤浅之处受阻,清廷遂置体积较小、船底平缓、载重较轻的漕运剥船,分载越浅。相较于明代,清代漕运剥船设立的范围和规模更广,清廷在北运河段剥船的基础上,增设其他运河段剥船,以备遇浅起剥。晚清漕粮海运,沙船径直天津,然向来“沙船不入河,河船不放洋”,故北运河段的剥船设置依旧。清代漕运剥船的设立实现了漕粮运转的区域化和资源调配的细分化,体现了清代社会治理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     

宋代运河的水情与航行

现有研究从漕运体制的角度对宋代运河多有关注,而对运河水情和航行的研究还有不足,且对运河通船能力有过高判断。推进宋代运河研究,应着眼于考察运河的具体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汴河、淮南、浙西和浙东四运河水情不一,水深较好时为五尺,一般为三四尺,且常出现枯水和浅阻。汴河适航漕船一般为四五百料,最大为六百料,座船(客船)一千料已甚困难,其他运河适航漕船一般为二三百料。除北宋汴河可全线通流外,其他运河都设置有堰闸以解决不同地势河段间通航和保水问题,基本趋势是改堰为闸。运河航行中用帆不是稳定的航行方式,最稳定有效的方式是拉纤。运河两岸修有纤路,并制定了维护纤路的制度。     

船游运河：愈夜愈美丽

漕舫是一种在京杭大运河上行驶了1000多年的特有船只。作为高级别官员的水上交通工具,在漕舫船上可以吃饭,休息、听戏等等。历代文人骚客时常在桨声船影中咏叹运河两岸城市的繁华。     

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

明代漕河因地为号,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和浙漕共七段。江南运河即浙漕,起自京口闸,终于杭州北郭务,全长近七百里。明代国家财赋主要仰赖东南,每年有二百余万石粮通过运河北运。因此运河是明代经济的重要命脉, 常镇运河是江南运河的西北部分,是明代东南漕运的关键地段。“三吴之粟,必由常镇”,它可以说明常镇运河在明代漕运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分析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以恢复明代常镇运河通航的历史,从中了解运河利用中的得失,以指导我们现在的运河利用和整治工作。     

明清的清江船厂

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间,大运河全线重新通航后,需要大量的内河漕船,于是在清江浦办起了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清朝前期因循其旧,从而使清江浦出现历时近400年造船业繁荣盛况,使淮安成为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生产基地,成为全国的漕船制造中心。明代漕船有海船和内河浅船两种,     

清江浦、吴棠与慈禧太后的故事

错送银两,歪打正着 清代的清河县治所清江浦,作为黄、淮、运河的交汇处,作为黄、淮、运河治理中心,全国漕船制造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官署如林,有“官比士民多”之誉。同时,清江浦是南船北马交替之地,号称“九省通衢”。商旅云集,百货山列。石码头一带,大闸口上下．更是官商客旅送往迎来的必到之所。这里演绎了多少有趣的故事,     

道光十一年冬季严寒对京杭大运河运作状态的影响

利用清代地方志、档案等文献资料,复原了道光十一年(1831-1832年)冬的严寒实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严寒对京杭大运河各段运作状态的影响。研究表明,道光十一年冬的严寒涉及我国整个东部地区,是此前百年中最冷的一年。在漕政日益败坏的道光年间,正常情况下的漕河整治与管理已属不易,极端气候更增加了其困难。因地理位置、面临任务以及对气候变化敏感度的不同,此次严寒对各河段的影响也就各有差异。山东运河远离黄河,水浅冰厚,主要表现为河道疏浚的困难;苏北运河地处黄运交汇,凌汛多发,主要表现为堤防修守的艰辛;江南徒阳运河虽出现了漕船通行的延迟,但相对涝灾而言,寒冷气候的影响是其次的原因。     

运河船号

运河船号,是指曾在南运河水运航段流行传唱的船工号子. 南运河指京杭大运河的天津至山东临清(再往南为漳卫河)478公里航段.在我国漫长的南运河航运史进程中形成的船工号子,至今保留在泊头市区为数不多的老船工记忆里,是南运河航运史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留存. 古镇码头 南运河曾是黄河故道,亦称清水.曹魏时期沿此修建白沟水运,隋代成为南北大运河的一部分,时称永济渠,又名御河.从那个时候开始,“泊头城区兴起于运河漕运,由运河码头发展而成”.中国水运史丛书《河北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说:“泊头镇位于河北省中部偏南,是南运河上的著名码头之一.”     

武林门客运码头：航行在漫漫运河之上

位于杭州市中心的武林门客运码头,曾经目送一批批的夜航船客北上苏、锡。时过境迁,长途客运已经停歇,但运河悠游方兴未艾。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在漕舫上慢慢领略湖墅的繁华,塘栖的风情。我们既航行在漫漫运河之上,也穿行于运河的过去和现在。     

明清大运河上的那些船

船只作为人们日常出行的工具,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期,勤劳而智慧的国人就"刳木为舟",从而使人类的足迹从陆地迈向了河流与海洋。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文明的演进,船只的制造工艺与科技水平也不断改善,其发挥的功能也日益广泛,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船文化。汉代以前,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如春秋时期吴国利用舟船与运河之利先后击败齐、楚、越等     

清代中后期河工流人略谈

清代中后期河工流人略谈周轩由于清代南粮北运，＂漕之通塞视乎河，河安则漕安，河变则漕危，重漕故重河＂（《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卷２２３），所以把治河与漕运视为国家要务。明代常以都御史总督河道，但不是常设之官。清代始设河道总督专官，掌管黄河、运河和永定河...     

大运河宿迁段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再认识

<正>一部运河史,几乎贯通整个宿迁城市史。宿迁是一座与大运河的历史变迁始终相互依存的城市,大运河的千年演变,经历了从“泗水行运”到“汴泗并流”,从“借黄行漕”到“避黄行运”,一直到近现代以来大运河的衰落与复兴,宿迁均为大运河沿线的主航道城市,也让宿迁成为拥有大运河三个历史阶段不同主航道遗产的城市。     

杜月笙跻身金融界

青帮又称清帮、安清帮。安庆帮,源于清代运河运,所以其前身曾被称为漕米帮。青帮原为民间秘密结社,其组织形式以师徒关系辈辈相承,共分为前二十四辈、后二十四辈。辈分之间是封建等级关系。自运河淤塞,漕船受阻,漕粮改道由海上北运之后,青帮中的相当部分转变为沿海的盐枭集团,也有些散布于沿海沿江各地形成匪徒。清末民初,一批青帮“大”字辈人物流入上海,成为上海青帮“种子人物”,他们的徒子、徒孙依靠上海有帝国主义租界的庇护,势力大发展,形成“八股党”、“小八股党”、“三十六股党”等,但仍属于下层社会的流氓团伙。然…     

千峰翠色 亦真亦幻——浅谈宝应宋墓出土的青瓷

唐宋时期的扬州,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座繁华的商业都市和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宝应地处江淮之间,位于北方通向扬州的运河线上。由于漕船穿梭来往和外国使者、商人纷纷沿运北上,使宝应这座小城日益繁荣。近年来,随着旧城改造和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宝应县城中心发现了两处重要的北宋时期的墓群,其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瓷器,特别是出土的二十多件具有耀州窑和临汝窑风格的青釉瓷器,造型丰富,器物完整,质量上乘。     

“泊船祭祀”与“人神互惠”——清代漕运旗丁崇祀文化的规制与功效

清代旗丁迫于漕运诉求与运河沿线祭祀等活动的浸染,在群体内部逐渐孕育出独特的崇祀文化。漕船首尾绘制图案,舱内供奉神龛,路遇庙庵亦要焚香祭拜,甚至泊船演戏,以祀神灵。崇祭文化的繁盛,一方面强化旗丁身份与运役,成为其内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祭祀文化中人神互惠的体现。旗丁泊船祭祀等行为既提供与当地民众交易的契机,又象征性建构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无论何种形式,旗丁运漕途中的崇祀活动,都传播了籍贯地与运河沿线的风俗习惯,构成内河漕运文化与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也揭示清廷在信仰层面通过重塑国家祭祀体系保证漕运制度正常运转的深意。     

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相关问题试析

洛水河床在隋唐洛阳城筑建前后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并非是筑城时将其改道,使其贯都。隋唐大运河洛阳段最初主要是利用自然河流洛水,漕渠开通后,其漕运功能代替了洛水,成为运河的一部分。储藏通过运河运来的租粮的含嘉仓,其筑建年代在高宗、武则天时期。     

会船啦!会船啦

每到清明节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溱潼家家户户的老百姓就出门了,他们去参加“会船”。会船是以撑篙为主,每只船上一个家族几十口人。想象一下,一家人撑着船,神情肃穆,衣着朴素,在溱湖上快速地划着。之后,湖面上的船越来越多,大家越划越快,争抢第一。这几乎像是船的大会,顾名“会船”。会船有点像赛龙舟,但绝对不是那回事。龙舟比赛看谁划得快,会船也是同样。但不同的是,之所以比赛谁划得快,是为了去上坟。张家儿子多,船划得快,就能多上几座坟。这是他们最得意的事了,展示他们家的人丁兴旺。     

江南名舟西漳船

西漳船是近代内河传统木帆船优秀船型之一。首产于民间造船业最为集中的江苏无锡丁降里徐氏工场。无锡,地处水运要冲,居江南运河中心。早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就有“米码头”的称誉;到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是朝廷办漕中心,江浙两省在此采办漕米年均300万石,占两省应征漕粮数十之八九,继而发展成为全国名的四大米市之一;民国时期,粮食年吞吐量达800万石,为全省之冠。     

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

从嘉庆时期开始,以生员为主体的漕运诉讼案件在苏松地区频繁发生,即所谓告漕案。道光六年起江苏巡抚陶澍开始对告漕案予以严厉惩处,这一措施遭到学政辛从益的质疑,但得到了道光帝的支持。本文认为,在陶澍清理措施展开前,苏松地区生员一直参与当地漕项征收包揽,并同州县官、漕运运丁共同分享漕项征收浮收的收益。这一时期漕项征收中浮收比率达到1.1:1,其中70%收益由州县官所得,包揽生员所分得的收益不足20%。嘉道年间运河运输成本的增大、旱灾以及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等一系列事件,都对原有的收益分配框架造成了冲击。嘉道年间苏松地区频繁发生的告漕案件,应当理解为生员群体既得利益遭到侵蚀后所作出的反应。在陶澍等的严厉打压下,此后的漕项征收浮收利益分配中,生员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漕运利益链中,州县官对生员拥有了支配地位。     

清代漕运对天津的影响

清代,天津处于漕运枢纽地位,是漕粮进入京师、通州以及边防粮仓的必经之地。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从天津经过,或者在此停留,对天津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漕船带运的大量南方货物涌入天津,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二是漕运带动的商业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寓居天津,从而对天津人口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三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天津人不仅能听懂而且学会了多种南方语言;四是随着漕船北来,南方沿海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和演变,备受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