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对“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重大判断的一种解读

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本质属性”是同一层次的范畴,而与作为其外在表现和反映的“制度特征”相区别。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经历了从制度特征层面到最高价值目标层面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制度特征到最高价值目标,再从最高价值目标由共同富裕到共同富裕加社会和谐两次飞跃。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在于把社会和谐纳入“本质”之中。这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的相互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必然结论。     

三十余年来吴晗史学研究综述

<正>吴晗(1909-1969),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吴晗的研究,就一直未曾停止。最初以回忆、怀念的文章为主,后来逐渐有比较系统的学术论著问世,现在可谓蔚为大观。回顾30多年来学界对吴晗的研究,笔者认为吴晗的生平与交游、吴晗的史学思想与治史、吴晗的史学贡献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其中也不乏争论,现就其中某些问题略加梳理,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关于《〈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一文的两封信

一、胡绳、许立群来信《百年潮》编辑部:《百年潮》今年第三期龚育之同志写的《〈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一文中,写到“东湖之行:向毛主席汇报”时有下列一段话: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说,那他总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关于评《海瑞罢官》的四种异见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奉命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它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引起文艺界、史学界、哲学界的巨大反响。吴晗被迫在报上作了自我批评。然而,社会上对姚文元文章和吴晗检讨的反响已无足轻重。政界或上层的态度成了人们关心的焦点。概括起来,围绕着评《海瑞罢官》及吴晗的检讨,上层主要有如下四种异见:     

二战后联邦德国史学争论传统的路径演变

二战后联邦德国爆发了若干大规模的史学争论。这些争论一方面反映了德国历史学家勇于争论、更善于争论的精神;另一方面反映了史学争论在新的媒体社会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本文试图在对争论的特点进行说明的基础上,以费舍尔争论、历史学家之争和戈德哈根争论为代表,勾勒史学争论从学术论争到公共论战的路径演变,分析德国历史科学与公共领域和大众媒体的关系,并且从历史学家就此受到的挑战及其应对中有所感悟。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和章学诚,曾为修志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但文章认为,只要认真分析历史与地理学科的形成过程和二人争论的有关问题,就可以发现,二人争论有性情和学术背景不同的原因．也有对修志争论体例的不同认识,但是没有涉及方志学科属性的争论。方志的形成与现代学科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章、戴之争与方志学科属性无关。     

读吴晗问题的定性一文有感

读了贵刊《关于“吴晗问题”性质的高层争论》一文（1997年第5期）,大有收获。作者苏双碧以确凿的史料,还江青以本来面目,很令人信服。江青梦想当女皇,想学武则天,曾经大谈其“面首”。亏得她是个大草包,连慈禧那点儿本事也没有。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可能还要遭更大的难,受更多的罪。可是,我觉得长期以来,我们有些人把江青估计得太高了,把她说得神乎其神,好像她真有呼风唤雨之术,翻江倒海之能。我想,过于轻信了她自己的吹嘘,可能是原因之一。苏双碧这篇文章很长,我举有关江青的两件事为证。一是姚文元那篇评吴晗京剧《海瑞罢…     

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把历史学家吴晗于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与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说《海瑞罢官》“美化地主阶级”,“宣传阶级调和论”;代表地富反坏右“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鸣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一株大毒草。     

父亲楚图南和几位老朋友的交往

吴晗（字辰伯）是父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在昆明就认识的朋友。当时吴晗叔叔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历史系,父亲则在云南大学任文史系主任,与吴晗是同行;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父亲和吴晗又担任民盟云南省支部的领导工作,吴晗负责联系青年学生的工作,两人又成了同志,父亲称呼吴晗为“辰伯”,吴晗则称呼父亲为“图南”,这个习惯一直沿用到新中国建国以后。     

改革第三次争论：标志性事件和代表性观点

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中国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改革之路如何走这些问题的争论就绵延不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诸多观点不断争论的过程。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改革的争论也呈现出波峰浪谷。综观28年以来的改革史,争论的波峰出现了三次：1981-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为第一次,争论焦点是计划经济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确定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9-1992年十四大前为第二次,争论焦点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后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以后,争论仍然时有发生。例如,关于“非公有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私有财产保护可否入宪”等问题的争论曾一度十分激烈。但是,真正的第三次改革争论是从“郎顾之争”开始的。     

略论甲午战争中的主战与主和

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中,和战之争的问题近年来颇为史学界所注目,特别是战争期间主战与主和的对立往往和帝党与后党的矛盾斗争相关联,因而对争论的性质也产生不同看法：或认为其实质是要不要反对日本侵略,要不要维护国家和民族主权的斗争,说是底是一场爱国与卖国之争;或认为帝后党之争虽属爱国与卖国之争的性质,但也包含着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因素。还有论者认为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并非贯穿于甲午战争始终,前者并非始终主战．后者亦非始终主和,考察和战问题应该划分阶段。也有人提出帝党主战不一定绝对正确,后党主和也不一定绝对错误…     

也谈清代同光年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

对於清代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问题,在一些近代史著作和论文中,已有所评述。一度是“派系斗争”说较为流行,将这场争论视为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与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爱国与卖国之争”说盛行,认为“海防”与“塞防刀之争,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而是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就是说,主张“塞防”者是爱国的,而强调“海防”的是卖国了。这些看法是否确切?是值得商榷的。     

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

“问题与主义”之争为时不长,却触及一些时代关注的焦点,反映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跃的动态,特别是各种流派混杂难分、阵线混淆的重要特征。关注“社会”的革命或改良是时代的共同点。包括安福系在内的朝野各方都以为不可避免。这样的朝野相似性使“新舆论界”一边希望有所“区分”,以确立自身的特性。有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就那样对立,反有相通之处。胡适和李大钊的相关言论在一段时间里共同成为年轻一辈的思想资源,提示着这一争论未必像后来认知的那样意味着新化人的“分裂”,或即使“分裂”也不到既存研究所论述的程度。     

吴晗与袁震生死相依的爱情

一吴晗原名吴春晗,1909年8月11日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吴店苦竹塘村的一个书香世家,幼年酷爱读历史书和历史小说。1928年夏,吴晗到上海吴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胡适担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大学部。1930年8月,吴晗自费到北平求学,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作插班生。吴晗勤奋刻苦,受到蒋廷黻和郑振铎等著名学者的指点,学习期间便接连     

项英查处“于都事件”始末

第四次反“围剿”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根据地内部物资供应更为紧张。为了摆脱困境,党和苏维埃领导苏区军民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措施解决经济问题。一方面组织各种合作社,鼓励商人到根据地做生意,另一方面组织政府的经济工作人员深入到白区收购物资,开辟货源。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想尽一切办法把一批批物资从外面运回根据地,维持根据地军民的基本生活。     

志鉴纳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思考与实践

志鉴工作要创新,要走向成熟,要适应读需要,就必须改变其重人治、轻法制,重个体作用、轻整合作用等弊端,纳入科学管理轨道。志鉴工作纳入IS09000质量管理体系后,将按照体系的全员参与要求,把质量目标分解到每个成员,落实到各个环节,形成志鉴质量全方位保证体系。并通过“控制机制”、“审核监督机制”、“测量、分析和改进机制”实现对志鉴质量的控制。     

风雨中的黄胄

祸从驴起 1966年夏,中国大地燃起一股大火,首先烧向“三家村”。仅在5月份一个月里,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就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等人的十几篇宏论奇文,从《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批判到《赛金花》,一个月后已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批得体无完肤,连北京市委也给摧毁了。 笔锋一转,批到青年画家黄胄的头上。 根据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和专政方向,黄胄都不该这么早就成为重点打击的目标。第一,他自     

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党的主要任务之一,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关键在党”。我们这个拥有5,700多万党员的执政大党,如果不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硬”,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就难以真正搞好,党也就难以经受住新的考验。只有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才能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水平。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要求我们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     

我是怎么知道“林彪出事”的

我的原籍是河北饶阳县,1938年生于天津。我于1957年考入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当时这里只有历史和中文两系,第二年我们这两个系迁入北京,和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合并（现在河北师大的前身）。我1961年在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青县中学担任历史教师。1965年11月的一天,我在《文汇报》上读到后来被称作“吹响了文化大革命号角”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以他特有的“敏锐的无产阶级政治嗅觉”嗅到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进而把历史上所有的清官好官一律打翻在地……     

略论1912年的建都之争

每一次重大的政治变革之后,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差不多都存在一个把政治权力中心摆在何处最为适当的问题。因此,在一个新的国家或新的政权建立过程中,出现“建都之争”的问题,并不奇怪。然而,大凡“建都之争”闹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从这类争论的背后,看到各派政治力量的基本特点和动向。于是,“建都之争”就不能不是历史研究的课题之一。辛亥革命时期,在结束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和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曾爆发了为期不长、却是相当激烈的“建都之争”。阐明这个问题,将有助于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各派政治势力的基本特点和动向,有助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一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