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良造”考略

"大良造"作为秦汉时期重要官职和爵位,历有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证。而论证的重点多集中在其与相邦之关系及相关的职官研究上。对于该官爵的史源性研究相对较弱,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本文拟对"大良造"官爵名谓的形成作重点探究,以原始祭祀中的"神权"向后世的政权转变为主要线索,参照各历史时期、国别等因素,力求还原该官爵的本来面目。     

明代镇戍营兵中的基层武官

明代镇戍营兵中数量庞大的基层武官,按职能可分为中军、千总、把总等管营官与操守、防守、守堡等守土官两类。官职由督抚等从宜设置,人选由督抚等自行委用,是这些武官的基本特征。这种管理体制使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寄在武官管理层面取得一定的平衡,并可发挥搜罗、储备军事人才的积极作用。基层武官的选任称为"镇巡会选",其人选来源最初限于卫所世职,兼及武举,嘉靖中叶以后发展为多途并用,日渐冗杂。其中,行伍出身的基层武官不在军政考选的范围之内,成为武官管理的一大漏洞,产生诸多消极影响。镇戍营兵基层武官管理的积弊,是明季军事失败的重要因素。     

晋代禁卫武官制度考论

汉魏之际的社会巨变,对以皇帝—皇宫—京师安全保卫为职能的禁卫武官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汉代光禄勋、卫尉、执金吾、城门校尉等职的禁卫职能在曹魏以后或衰微或丧失,有些官职甚至从制度中消失了,而从曹操霸府中分化出的职主禁卫的领军将军(中领军)、护军将军(中护军)则成为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东汉职司禁卫的五校尉成为领军之下属。曹魏后期,司马氏当政,控制禁卫军是其专政的重要手段,禁卫武官制度逐渐发生变化。及至司马炎禅代前后,禁卫武官制度出现了较大的变革。关于晋代禁卫武官制度及其演变情况,有关史志记载语焉不详,学术界在何兹全…     

古代那些让人费解的官名

正大长秋汉代时始设的一种官职,主要负责管理皇后的宫中事务。"大长秋"原是汉代皇后所住的宫名,后来代指官员。大长秋一职多由宦官担任,年薪为二千石,也算是皇后身边的近臣。唐朝以后,大长秋一职不再设置。孔目唐朝时始设的一种官职。孔目最初掌管朝廷的文书、档案、收取图画等事务,     

论汉唐间“舍人”的公职化——“编任资格”视角下的考察

中国古代有一种以"舍人"为名的官职,其名源于战国时对私人宾客的称呼,秦汉以降成为官称。"舍人"指称对象的正式化程度不断提高,本文称之为舍人的"公职化"。本文引入"编任资格"这一概念,试图考察以下两个变化:其一,舍人"编任资格"的变化,即"舍人"这一称谓被纳入到官僚组织之内,进而由侍从官职扩展到行政官职;其二,称"舍人"之官种类的变化,即魏晋南北朝时很多官以"舍人"为名,而唐宋以后转而减少。前者展示了官僚政治演进中私人依附关系向公共行政关系转变的过程,后者展示了官僚政治演进中新设官职与候选形式的关系。     

秦汉军队中的“司空”

秦汉军中设有"司空"之职,负责行军宿营和攻城、守城作战中的土工作业以及对犯法吏卒的拘禁和审判。战国后期至汉初,此类官职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务部门的"司空"兼任,平时办公,战时随军出征。这是西周春秋大臣身兼民政和军务的延续,也是上古政治及官制重要特点的遗存。战国以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逐步确立,施行文武分职。作战部队中的"司空"也逐渐脱离了军政不分的状态,西汉中叶以后改称"军司空"、"军中司空"、"营军司空"等,成为专职军官。东汉以后,军队中的"司空"组织不再见于记载。     

明代武职阶官化述论

明初武职具有阶职合一,位高权重,世袭罔替,犯罪难革四个特点。永乐以后,武官人员结构迅速变化,其任用方式也逐渐差委化,武职遂与权责脱离。其后武职只用于表明武官的身份等级、资格与部分待遇,从而阶官化。明朝采取署职与"以某官体统行事"两种虚授武职调整官阶与职位之间的关系;实授武职则表明武官俸级与世袭等级,两种武职与所任差委都要入衔,武官结衔从而叠床架屋。武职阶官化是明代武官制度的重大变革。     

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壁画高句丽使者身份考

集安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墓葬壁画中武士首服以鸟羽为饰。创作于唐代的撒马尔罕市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西墙壁画中有两位高句丽使者,身着武士服装,首服亦以鸟羽为饰,但与高句丽墓葬壁画中冠插鸟羽的其他武官职能有所不同,其身份值得深入探究。高句丽位于古代中国东北边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均可确证中原鹖冠传入高句丽,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西墙壁画中高句丽使者首服应为鹖冠。高句丽正五品官职大兄正对应中原王朝头戴鹖冠的左右郎将等武官,阿弗拉西阿勃台地城址壁画的高句丽武官使者身份应为大兄,表明高句丽晚期武官可兼使者职能,使者官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执政官

在推翻王政、初建共和的过程中,罗马出现了执政官一职;伴随着共和早期平民争取与贵族平等的政治权利的斗争,其形制逐步完善,官职人选也逐步向平民开放。作为罗马共和国最高的常设官职,执政官的行政与军事大权随着共和政府机构的完善,权限有所削减,部分职能旁落,但始终受制于处于国家权力中心的元老院。     

唐祁惠墓志铭考

现藏于河南省周口市博物馆的唐祁惠墓志铭,记载了祁惠以学习儒家经文为人生起点,通过"射策"考试取得优异成绩,并被授予登仕郎、儒林郎等官职。其后屡立战功,擢升为"从二品柱国",但遇到武则天"垂拱年"告密风波,改授通直郎,又左迁陵州贵平县丞,遂以奉养父母为由辞官,回归故里。在父母丧葬期间,积劳成疾,不久染病辞世。     

史记校点疑误(续)

一、标点: ①《秦本纪》:“白起为武安君。”《正义》:“言能抚养军士,战必克,得百娃安集,故号武安。故城在洺州武安县西南五十里。七国时赵邑,即赵奢救阏与处也。”(216) 按:“得”当上属,“战必克得”为句。正文列举白起战绩,如:“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拔五城”;“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此皆白起克敌得地之证,故     

皇权与相权相争

正战国时代,各国国君之下分设相将,分掌文武二柄。赵惠文王以蔺相如为相,以廉颇为将,是人所熟知的例子。楚国最高的长官称为令尹,次于令尹的是武官上柱国,官号和其他各国不同。秦代皇帝之下设丞相府、太尉府和御史大夫寺组成中枢机构。丞相禀承皇帝意旨佐理国政;太尉掌全国军事;御史大夫是皇帝的秘书长兼管监察。西汉末丞相改称大     

吐蕃敦煌乞利本考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置的乞利本(khri dpon),又名沙州节儿论(rtse rje blon),是可以简称为节儿(rtse rje)的吐蕃职官中品级最高的一级。该官职由吐蕃人担任,统领敦煌各级蕃汉官员,负责在当地推行吐蕃的各项统治制度和措施。此官职在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始出现,一直是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     

殷周“冢宰”辅相说与宰官源流考

先秦典籍屡见"冢宰"类于后世宰相为君主最高辅相的记载。近代以来,学者中虽有力主冢宰辅相说可信者,然终以否定论为主流。究其实际,宰本是上古贵族家内职役,多与饮食有关,殷商时已成为职官,至周代演变为各级贵族的家务总管,掌财用为其常职,进而发展为君主的最高辅相。春秋以降,随着权力结构的变迁,文献彝铭中的宰官职权在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呈现出复杂有别的面貌,但冢宰或太宰在殷周曾为君王最高辅相的历史之迹依然有端倪可寻。伊尹、周公以宰职摄政之故典和上古封建政体所决定的周代家国同构的王朝政权组织应是宰职演变为君主最高辅相的根因,亦是中国古代将宰相名号制度溯源至"冢宰"的缘由所在。     

南朝禁卫武官组织系统考

南朝禁卫武官制度主要是对东晋制度的继承和变革。南朝同样有以领军将军/中领军和护军将军/中护军为核心的禁卫武官制度,其下有左、右卫将军等各级禁卫武官。刘宋还陆续恢复了前代卫尉、虎贲中郎将、武卫将军、积射将军、强弩将军等禁卫之职。南齐明确规定左、右卫将军以下禁卫诸职构成“西省”,与散骑诸职构成的“东省”相对。刘宋末年还出现了直将军,负责殿禁卫,极为机要。南齐直将军有了更大的发展,梁代又置位尊于直将军的朱衣直将军。南朝复置卫尉并具有“掌宫城管钥”的禁卫职能。《隋书·礼仪志六》所载大量低级禁卫武官名称,其中亦体现了梁天监旧制。     

汉代九卿制度的形成

九卿在汉代经历了由最初泛指同一秩级的若干官职到逐渐特指太常、光禄勋等九个官职的演变历程。西汉前期,九卿泛指二千石中职掌实际事务的中央机构长官;及武帝前期中二千石秩级形成,改指中二千石中的同类官职。迄至西汉灭亡,九卿仍未特指九职,不过西汉后期太常九职渐居同称"九卿"的其他中二千石之上。王莽基于汉制传统及模仿尧舜禅让,缘饰以经说,创造了以三孤卿+六卿的另类九卿形式。东汉承袭王莽九卿诸多设计的同时又接续西汉传统,确立以太常九职为九卿,并通过整饬机构,最终建立成熟的九卿制度。九卿这一演变,显示其制度形成乃是经典古制、传统故事、理性行政及政治意图合力推动的结果,复古改制并非唯一动力。     

古代五花八门的“博士”

正博士是现今教育机构授与的最高学位,代表其在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有所成就。但在中国古代,博士则是一种官职,甚至到后来,茶馆、酒馆服务人员都有茶博士、酒博士的美称。春秋战国时期,"博士"一词就已出现,《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公仪休因为成绩优异,担任了鲁国宰相。到了秦朝,博士成为一种官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博士,秦观,掌通古今。"说明博士必须是饱览群籍、博古     

蔺相如不曾作相

京剧中有一目<将相和>,这里的"将"就是廉颇,这里的"相"自然就是蔺相如了.于是,许多人就以为历史上的蔺相如官职就是宰相,其实,蔺相如从来就没有作过相. 战国时代,赵国最高的官职称为"相邦",西汉司马迁写<史记>时,因为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改"邦"为"国",从此"相邦"称为"相国",简称为"相".<荀子·王霸>中说,相国是"百官之长".     

战国秦国及秦王朝对家臣系统的整合——以简牍所见“家啬夫”、“吏舍人”为切入点

战国秦国、秦代的家臣群体,是新贵族制和官僚制的产物,又带有王制向帝制时代过渡的鲜明印记。其中,卿爵给设"家啬夫"一职,其来源可追溯到商鞅变法时期对一定爵位者可接受门客和庶子的制度。战国末秦国拥有五大夫以上爵位者可有"家吏"。至秦代,这一给设资格已收缩至卿级以上爵位者。进入汉代以后,继续收缩到列侯以上。而简牍所见"吏舍人"、"新地吏舍人"等,反映了战国秦国和秦代舍人范围的广泛性。国家通过对主、舍关系立法加强管理,并通过推动舍人本身的吏职化以及鼓励举任等,将舍人吸纳到官吏体系中,同时对敌对贵族势力中的舍人进行严厉打击。随着官僚制度的完善,官方供备体系进一步完备,秩禄体制下的"吏舍人"群体逐渐趋于消失。     

试论刘宋东宫武官制度

刘宋的东宫武官在南北朝军事逞胜的外环境和刘宋皇权不断加强的总趋势下得到了较大发展。刘宋四帝对于东宫武官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宋武帝恢复晋末罢废的太子二率,增设太子三校、三将等职官;文帝时二率、三校成为东宫主要武官职;孝武帝大力罢省东宫武官,削抑东宫势力;明帝则再度恢复东宫三校,并新增东宫直阁等武职。总而言之,宋之东宫武职呈现出明显的强弱跌宕、阶段性变化,这既是刘宋诸任皇帝权力强弱异势的现实表现,也是刘宋皇权重振之路的曲折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