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西北之行

在有关鲁迅的文章和鲁迅自己的文章中,很少能见到关于他在西北的活动记载,他也仅在杂文《说胡须》中偶尔提到在长安的一段经历。事实上,鲁迅在1924年夏季曾经赴陕西作过近一个月的讲学,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西北之行。 民国后,陕西兵连祸结,岁无宁日,旧学难以重光,新学无从输入,被视为文化落后的区域。1923年河南籍军阀刘镇华取得了陕西的统治权,在他督陕后,为了炫耀其“文治武功”和“礼贤下士”,于同年的夏季,以陕西省教育厅和国立西北大学的名义,筹备了一次暑期学校,邀请南北学人名士来陕讲学。特别是在这一年秋冬之际,请来了“当世文圣”康有为,康有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访谈

罗泰先生您好,首先欢迎您到陕西来,同时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考古与文物》的采访。1.您到陕西来是因为对陕西的文化和考古有特别的兴趣吗?罗泰:陕西是文物大省,世界上所有的考古学家应该都到这里来参观(笑)。石兴邦先生说他去过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没有一个地方比陕西的文物更好。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陕西各个时代的文物都有,非常丰富,而且也比较有特     

张钫与“千唐志斋”藏石

张钫(1886—1966),字伯英,号友石山人,河南新安人。他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清末从陆军部速成学堂炮兵科毕业后,任陕西新军的炮兵排长,成为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新军起义的策动者这一。起义后,任陕西起义军东路都督,克潼关人豫西,打击清军,立有战功。民国成立后,任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     

陕西抗日义勇军初探

缘起 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我到陕西日报社询问是否有关于“陕西抗日义勇军”的报道,答复是上级没有安排稿件,报社的同志更不知道有“陕西抗日义勇军”这回事情。我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后来有一位老同志指点我到党史办查一查。在省党史办的资料室里,我查找到一位“陕西抗日义勇军”的老战士霍德元于1983年11月写给省委的信,那时,他听到我们党将要隆重庆祝抗战胜利40周年的消息,心情万分激动,觉得“陕西是抗日战争的基地和先锋”,“作为一名亲身经历”,有义务汇报“陕西抗日义勇军”的情况,他认为“这也是陕西的光荣历史”。顺着这位老人提供的线索,我到省图书馆翻阅了抗战初期西安发行的报纸以及一批陕西的方志、党史、史资料,几个月下来,总算没有白费功夫。     

陕西中共早期党员黄平万

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有一位在陕西从事组织发展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就是讲一口地道的川东方言,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黄平万。陕西早期党、团员因其学识渊博亲切地称他黄老师。家乡人则叫他“王跛子”。他姓王,名用时,又名王履祥、王良翰,化名黄平万,1893年8月出生于四川西充县。     

以墓志证史补遗好——《唐折冲府汇考》代序

张沛同志于陕西师大历史系毕业后,主要从事文博工作。在工作中,他勤奋好学,积极进取,知识领域不断拓宽,逐步由史学发展到文物与考古等方面。他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     

心系乡情国脉的历史教材——为杨东晨同志《陕西古代史》所作之序

杨东晨先生所著的《陕西古代史》一书,约50万字,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初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兴邦先生在通读书稿后慨然作序。石先生以他数十年从事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的坚实功力,以及他“乡情国史萦系于怀”的欣慰心情,精要评述了陕西历史概况及其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在此书未出版之前先发表石先生所作之序言,以飨读者。     

毛泽东两次接见胡宏轶事

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里长眠着一位长期在江苏工作生活的正省级老领导。他是重庆人,1935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脱离富商官宦家庭,从上海奔赴延安;1938年在陕西泾阳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是标准的“三八式干部”。建国后,他是中共江宁县委第一任书记,两次担任徐州地委书记,后又担任扬州地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顾委主任等职。2007年2月17日,在福州逝世后,遗体被运回第二故乡江苏,安葬在南京功德园,他就是胡宏。     

一幅没有题名的舒同墨宝

舒同,我国党政军历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代中国杰出的书法家;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患难之交。60年代前半期,他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主管宣传文教的书记,我是《陕西日报》的副总编辑,他直接领导我们,经常向他请示汇报,他从来不摆官架子,平易近人,和霭可亲;和当时陕西有些首长一对照,存在着明显的反差,印象相当深刻。“文革”期间,我们同遭劫难,他在台上挨斗,我在台下陪斗,同受皮肉之苦。我们都患有各种疾病,粉碎“四人帮”前后,我们同住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就医,朝夕相处半年多。出院后,彼此生活上相…     

孟乔芳与《孟忠毅公奏议》考论

孟乔芳为明万历年间生人,曾任明朝参将,后金天聪午间降.清朝定鼎之初,孟乔芳即受命总督陕西三边,负责经营陕西、甘肃、宁夏等西北边疆事务,也是清朝首个陕西三边总督.他先后平定了多起反清复明势力及回民起义,对稳定清初西北社会作出重要政治贡献.孟氏主政西北期间所上奏疏,后被其子嗣按年编辑为《孟忠毅公奏议》刊行于世.其内容涉及孟乔芳对清初西北地区平定过程,以及后期恢复发展的一些政策建议,较之其他清初西北政局的史料记载更加的完整、详细.且作为亲历史事者的奏报,它是记载相关史实的第一手资料,更具有真实性,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李评 撒谎让我感到痛苦

头号打虎英雄现在不是武松,是他"什么最让人痛苦?""是撒谎,是言不由衷!"说这话的时候,李评的脸上露出一抹痛苦。这位陕西镇坪县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现年47岁,该县1992年成立野生动物保护的部门后,他一直是负责人,迄今已经干了整整15年。     

13岁少年拾到国宝之后

正2012年12月1日,陕西咸阳市韩家湾的孔忠良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13岁那年做的一件事,竟在时隔45年后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这让已经58岁的他禁不住热泪纵横。事情还要从1968年说起。这年9月的一个下午,13岁的小学生孔忠良放学回家,途经一条小河渠边时,忽然发现一枚发光的白色小石头,出于好奇,他将小石头捡起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书包。晚饭时,他向父亲孔祥发说起了此事。在暗淡的灯光下,孔祥发仔细看了好一会儿,才确定是一枚印章,对孔忠良说:"可能是文物,     

古老戏剧的源头 革命戏剧的摇篮——《陕西省戏剧志》丛书评述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戏剧作为中华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陕西亦源远流长。我国第一个有人物、有化装、有情节的“角抵戏”《东海黄公》,就产生在三辅地区的民间,而后经过不断地加工演出,成为我国戏剧的雏型。汉代,是我国“百戏”的繁荣时期;宋元杂剧是汉、唐杂剧的继承与发展;明代中叶到明末清初,是以秦腔为主的陕西地方剧种形成、发展和成熟时期;明代中期“秦腔”名称的出现,标志着陕西地方戏剧从金元杂剧派生出来后,成为陕西的独立剧种,同时也标志着秦腔艺术的最后形成。     

从腹地到边镇:明代陕西镇的形成与演变

陕西镇是明代九边之一。但目前学界普遍将固原镇等同于陕西镇,认为固原镇的历史就是陕西镇的全部历史。本文以为,固原镇只是陕西镇后一个阶段。陕西镇经历了一个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天顺初,随着河套蒙古活动加剧,陕西镇守武将重设,陕西成为军镇。此后,为更好抵御蒙古,陕西镇守总兵开始移驻固原,其职责也以专门防御蒙古为主,正德时,陕西镇成为边镇,并名列九边之中。嘉靖初期,陕西总兵专驻固原成为定制,于是渐有固原镇的称呼,二者合二为一,最终固原镇的称呼成为主流。不过这仅是因地俗称的结果,其他制度并未改变。陕西镇形成与演变的历史,反映的是明中后期北部防线内缩所造成的内地边防化的尴尬和无奈。     

秦阿房宫遗址

秦的先世发轫于渭水上游,后沿着渭水向关中发展。秦襄公时徙都汧,在今陕西陇县南。秦文公时徙都汧渭之会,在今陕西眉县一带。秦宁公时又徙居平阳,在今陕西岐山县西南。到秦德公时,始定都于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雍是连接关中、巴蜀和陇上的交通孔道,也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和氐羌文化的交会点,具有重要的地位。战国时,秦为进一步向东发展,与诸国争雄,先后在今陕西的韩城、蒲城、泾阳、栎阳等地建都,但雍城始终据     

民国要人于右任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出生于陕西三原,17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23岁中举,早年加入同盟会,后成为国民党重要决策人物之一。他还是诗人、著名书法家。他出生于穷苦家庭,成名后爱国恤民,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屈武

屈武(1898.7～1992.6.13),字径文,陕西省渭南县下邽镇人。屈武家庭贫寒,少年时代受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国。在西安承德中学求学时,发生“五·四”运动,他作为陕西学生联合会会长,被推为陕西学生代表赴北京请愿。6月3日,他和北京学生代表当面向徐业昌总统提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要求,他慷慨陈辞,推理力争,以头撞壁,血溅总统府。此后,他受陕西学生联合会指派,赴     

窦氏集团与东汉后期的黑暗统治

东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汉章帝病故,年仅10岁的太子刘肇继帝,是为汉和帝。汉和帝即位不久,一张谋杀他的大网就悄悄地朝他身上撒来。汉和帝的养母窦太后是东汉扶风郡平陵(今陕西兴平)人,汉光武帝刘秀身边的重臣大司徒窦融的曾孙女。窦家虽然在窦太后的父亲获罪下狱致死后已经衰     

法献取经

法献（约４２３～４９８）,俗姓徐,诞生在西海郡延水县（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他从小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后成长为有名的律师。他是继法显、智猛、宝云等之后又一位西行求经的僧人。法献出身贫寒,幼年随舅父到了梁州（治所在今陕西南郑）。在热衷于佛教活动的舅父影...     

冯森龄:那个年代的好记者

冯森龄同志已离开我们近二十个年头了。他虽然是陕西人,但除了在上世纪40年代他曾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工作之外,一直到1978年才回到陕西,担任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