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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蒋介石主张中国统一,长期坚持反对台湾独立运动。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日军原参谋少佐中宫悟郎与牧泽义夫不甘心失败,即串联少数台湾人士,谋划台湾独立。1945年11月,蒋介石致电台湾行政公署主任陈仪,要他注意侨居台湾的日本人"策动台湾独立运动"的企图,指出其方式为"宣传中国政治腐败,使台民对祖国印象改观"[参见《蒋中正电陈仪》(1945年11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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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国学术传统强调"经世致用"。所谓"经"即纵向的线索——历史。按《说文解字》释义,"史,记事者也"。也就是说,在中国,"史"的本义是史官、记录者。"历史"不仅关乎过去,也维系未来。王彦章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桓温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都着眼于自己未来的"历史地位"。我们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诚哉斯言。中国人对历史的记述,始终具有强烈的伦理和政治评判意识。《春秋》强调"劝善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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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有些武将的绰号前面带一个"病"字。如宋平话《宣和遗事》中有个"病尉迟"孙立,《水浒传》中有"病关索"杨雄、"病大虫"薛永。原来,在宋元时代,"病"是"赛"的同义词,意思是比得上。如杨雄,《水浒传》称为"病关索",《宣和遗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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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近年来,"黄花梨"这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已被"黄花黎"取代,黄花黎并非某一树种的科学名称,而是文博界及收藏家有关中国古代家具所用木材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取名黄花黎原因有三:第一,史籍中多处有"花黎"之称,如《诸蕃志》《海槎余录》《黎岐纪闻》及海南、广东的地方志都有所记录。第二,"花黎木皆产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花黎木为中国之特产,也是中国硬木家具中唯一完全生长于中国本土的木材,主产于海南岛黎母山及其周围林区。将"黄花梨"称为"黄花黎",也是为了凸显这种植物的海南黎族地域特色。第三是区别于进口的豆科紫檀属花梨木类的树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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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幅古地图,已经有许多同志写了研究文章,我认为有的问题还需要补充、商榷,下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一、关于"道"的解释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和《驻军图》中,标名为"道"的有四处,《地形图》中有"冷道"、"齕道",《驻军图》中有"箭道"、"复道",它们虽然都名之曰"道",但意义却不一样,"冷道"和"龁道"是汉代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后汉书·百官志》说"凡县主蛮夷曰道"。当时的所谓"蛮夷",就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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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7,(5)
祖先崇拜是中国古代极为普遍的宗教现象,是常规性的祭祀活动。在祭祀祖先的过程中,一般会以"尸"为"像",即以活人来扮演祖先并接受祭拜。因此,"扮演"是"尸祭"的核心特点。本文通过对《仪礼》中《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徹》中祭祖仪式的分析,揭示了"尸祭"仪式的"演出"过程,俨然就是一场"祭祀仪式剧",具有强烈的戏剧性特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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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鸿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2):82-86,63
《庄子》文本里隐匿着"庄子"的"意思",读者在创造着《庄子》文本的"意义",而很多时候读者所创造出来的"意义"并不符合"庄子"最初的"意思"。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庄子》文本的全面解读,确定其"意思类型"。《庄子》的"意思类型"主要有三类:一是对于宇宙存在而言,"《庄子》的意思类型"是"道";二是对于社会存在而言,"《庄子》的意思类型"是"无为";三是对于个人存在而言,"《庄子》的意思类型"是"吾丧我"。由此确定其今后的解读是否符合"庄子的意思范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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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为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中国出版了若干"灰皮书",其中就有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内部发行)。普列汉诺夫在过了37年流亡生活之后,终于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从1917年3月31日到1918年5月,普的全部演讲、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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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称"夏",最早见于《尚书·周书》。《康诰》曰:"(周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君奭》盛赞周文王治国有方,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亦谓周代殷乃受天之命:"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①。据现存文献,"周"乃周邦之通称,然而在《周书》中,周人又称作"夏",而且是在殷亡周兴之时。为什么周人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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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兼容古代诸家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也是《水浒传》的灵魂。在《水浒传》中,"义"的内涵可从三个层面去审视:不可逾越的"天意",即天理道义,替天行道;为政者的道德理想,即忠义与仁义;人与人的交往准则,即情义与侠义。认识《水浒传》中"义"之文化蕴涵,批判地继承其精华,构建新型"义"的价值观念至关重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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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常将笔、墨、纸、砚誉为"文房四宝",备加珍爱,乃至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影响深远。与此相应,应笔而生、专用于插笔的文房用具"笔筒"亦深受文人雅士的推崇与青睐。据文献记载,"笔筒"一词最早出现于三国,如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篇便有蜾蠃"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为其子",但此处"笔筒"的真正含义是"笔套",并非我们今天所指的笔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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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国通史"写作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1)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进入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鼓吹"史学革命",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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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3)
<正>1.卷243:华阴县"门四"。乾隆《华阴县志·城池》载,"门三,东曰莲珠,西曰金萼,南曰迎阳,各有高楼,北无门";又咸丰《同州府志》、光绪《同州府续志》、民国《华阴县续志》未见有城池为四门之说,且"县续志"附有"县治图"亦为"三门",故《一统志》中所述为误。2.卷247:武功县"门四"。雍正《武功县后志·建置》载,"门五,东一曰观澜,南一曰集贤,西一曰望月,北二曰来凤、曰迎仙"。又嘉庆《绪武功县志·建置》云,"东一门曰观澜,南二门东曰集贤、西曰望月,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