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孚惠全书》和乾隆治国思想

对乾隆帝治国思想的研究,可以正确分析清代盛世的形成和衰落。《孚惠全书》作为乾隆朝蠲免政策之总汇,明确体现了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清政府的政策倾向,是乾隆帝治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从中可以看出,“继志述事”的法祖思想保证了清代政策的连续性,“应天以实不以”的委实思想,使人民确实受益多多,大大缓解了人民的贫困状况;反对聚敛,“损上益下”,是乾隆朝长达半个多世纪盛世不衰的重要原因,重视边疆,宽严相济,也是他维持国家安定,保持盛世的重要思想。     

乾隆御制《宋孝宗论》辨析

镌于沈阳故宫西路《溯阁记》碑碑阴之乾隆御制《宋孝宗论》的主旨在于。天子之孝当以不失祖业为重”,和《溯阁记》异曲同工,反映了乾隆帝。敬天法祖”思想和乾隆帝从封建伦理道德上阐述他的根本职责和理念,是清帝东巡乃至清统治思想和盛京皇宫在乾隆时再次兴盛的点睛之笔。该也曲折地反映了乾隆在思维和行为上注意“实行”的化取向．所以该无论从思想化或从物研究角度看都是耐人寻味、不应忽视的。     

阿克苏局乾隆后铸钱版式及相关问题

清代,内地的小铜钱从始皇顺治到末皇宣统,每当新皇即位就改变币面上的年号,而新疆在“乾隆通宝”创制以后,乾隆帝即下令“乾隆通宝”应“永远恪遵,不必改毁另铸,”以纪念他重新统一新疆的功绩。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帝逝世,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又兼顾先父的遗训,嘉庆帝采用了铸二成“乾隆通宝”与八成本朝通宝的变通方法。此后,历朝新皇均照此法办理,于是“乾隆通宝”的红钱出现了“前铸钱”与“后铸钱”之分,本试就阿克苏地区博物馆馆藏之阿克苏局乾隆后铸钱的铸造情况和版式进行分析讨论,亦请诸方家批评指正。     

清宫藏乾隆宸翰印

乾隆皇帝处处效仿其祖父,曾篆刻宝玺1800余方,是康熙帝宝玺的十几倍。他当太子时就刻有印章70余方。根据《乾隆宝薮》统计,乾隆帝“八徵耄念”及“八徵耄念之宝”有63方,“自强不息”45方,“古稀天子”及“占稀天子之宝”42方,“犹日孜孜”24方,“乾隆宸翰”24方,“惟精惟一”13方。其中,“乾隆宸翰”、“惟精惟一”等属闲章。     

有关和珅家族与皇室联姻的几个问题

和珅是乾隆帝的宠巨,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被破格提拔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起,一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初,乾隆帝死前的二十四年间,他官运亨通,“骎骎向用”,“宠任冠朝列”。和珅曾以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等公等荣职,掌管吏、户、刑三部及三库、内务府、     

清盛期京城西郊皇家园林空间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清盛期京城西郊皇家园林是康、乾二帝通力创作的一座完整的皇家园林。康熙帝营造西郊第一座完整的皇家园林畅春园,是为了满足其阅武骑射、观耕格物、尊佛敬道、修身行孝和居园理政的五大治国功能要求。可推定康熙朝畅春园是由畅春园居园、西花园、西厂三个区域组成,占地达5千亩,而西花园又包括西花园居园、圣化寺和御稻田。乾隆帝全盘继承皇祖康熙帝治国造园思想,扩大并完善了康熙时期的京城西郊皇家园林,至乾隆中期,京西皇家园林形成了一个无缝衔接的整体,占地超过京城：东起京城连畅春园之御道,西至香山静宜园、健锐营,北沿清河、圆明园护军营、十方普觉寺,南沿长河与南旱河之间地带达京城西城垣,畅春园、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春熙院、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泉宗庙、乐善园等诸多居园,均以园中园的形式并存于乾隆朝京城西郊皇家园林之中。因而判断清朝盛期的皇家造园实绩,宜避免囿于传统私家园林的“园墙”之见,而应移情于多民族、多语言的泱泱大国之圣王君临天下的视角。     

浅析通过《孔子》看孔子治国之道

通过观看《孔子》这部电影,了解到孔子的治国之道以及他的一些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为政以德”以及“仁”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思想有着长远深久的影响,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的思想都是从孔子的治国之道中演变而来的,要更加关注民生,以人为本。     

乾隆花园点滴

乾隆花园在故宫的东北部,石乾隆帝准备做太上皇帝而修建的宁寿宫宫殿的一个组成部分。据记载,乾隆帝不愿自己做皇帝的年限超过其祖父康熙皇帝(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所以表示即位到六十年时,就“内     

艳丽精美的轧道粉彩瓷器

正清乾隆时期是清代瓷器制造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时的官窑瓷器以其品种丰富、造型精美、装饰繁缛、工艺复杂著称于世。其中,在乾隆早期出现的轧道粉彩瓷器应算得上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乾隆帝本人对各种艺术品的品质极尽追求,恰此时国力强盛,有条件满足他的要求。他刻意求精、求奇、求巧、仿古,这也推动了民间在这一时期的装饰风格充满了繁荣的气象和丰富的创造力,使各类工艺美术水平都有了长足发展。乾隆时期的景德镇制瓷业,在制作技巧上达到了空前的高水     

从讼师问题看清代地方司法的表达与实践

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他专攻法家之学,先后做了34年的幕僚,遍历江浙两省14个州县的地方衙门。从乾隆五十二年开始,他先后在湖南宁远、道州等地做过几年州县官。任职期间,他关心民间疾苦,鼓励发展生产,教化民风,崇尚节俭,兴修水利,创办学院;处理民间纠纷和诉讼案件时,力主审慎公允,深得民心,有“廉明听正”之称。当其回乡经过宁远时,“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瞿兑之:《汪辉祖传述》,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95页)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乾隆帝派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傅森到宁远祭告舜陵,刚进宁远境,就有人将状词暗中…     

试析乾隆惩贪屡禁不止的原因

贪官污吏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有清一代,至乾隆朝官吏贪墨之风尤盛,其时,不仅案件多发,婪赃巨大,而且上至部院督抚,下至胥吏衙役,几乎无官不贪,据朱彭寿的《旧典备征》记载:乾隆一朝,仅二品以上大员因贪赃被处死者,就有三十人之多。然而,尽管乾隆帝严刑峻法,却无止于世风之日下,特别是督抚大吏的贪黩,至乾隆中后期更是屡禁不止。其势态正如清人薛福成所说:“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钞没资产,动辄数十百万,为他代听罕睹。……然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盛。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朝贪风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封建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贪墨提供了特殊的环境。但是,乾隆惩     

“朱批记载”考

<正>乾隆三十九年(1774)发生的太监高云从案是乾隆朝中期的一件大事,被视为乾隆帝严密防范太监干政的典型案件。此案起因于兵部侍郎高朴觐见时提及"风闻内监中有将记名人员朱批记载泄露外廷之事",乾隆帝听闻后追问,得知与"管理记载身材矮小之内监"有关。据高朴称,他是偶然听到左都御史观保、户部右侍郎蒋赐棨、刑部右侍郎吴坛在九卿班上谈论道府记载优劣。于是乾隆帝先将管理记载的太监高云从撤往别处当差,然后亲自审讯高云从。据高云从交代,军机大臣于敏中、刑部右侍郎吴坛等都向他打听过道府记载。进一步的调查发现,高云从不     

乾隆帝东巡盛京于清宁宫祭神

乾隆帝四次东巡盛京谒陵礼成并在盛京皇宫举行升殿大典及筵宴后,还要进行祭神活动,地点主要是在旧宫正寝清宁宫。至于祭堂子,乾隆八年盛京内务府佐领根柱等曾为此呈请王大臣定准,进行与否不见记载。仅乾隆四十八年盛京堂子重新维修后,九月十八日皇帝“出抚远门诣堂子”祭天祭神,又派随行的皇子、王等于“二十一日在堂子竖杆、挂纸、打扎板”。此堂子祭亦有萨满念祝辞请神。清宁宫的祭神活动则始终受到乾隆帝的高度重视。“国朝礼重祭神,必于正寝,兹旋故宫,执豕荐醑,一遵旧制,弗敢废也”,成为他四次东巡盛京谒陵礼成驻跸盛京期间的一项重大活动。乾隆     

董邦达《三希堂记意图》考

乾隆帝以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命名养心殿西暖阁温室为“三希堂”后,命董邦达绘制《三希堂记意图》以助其兴。本文对董邦达绘制此图的时间进行了考证,认为其于乾隆十一年元月上旬开始创作,月底画成。画作受到乾隆帝的赞赏,进一步巩固了董邦达在乾隆宫廷的绘画地位。此图借鉴了钱选《观鹅图》的构图和核心要素表达。乾隆三十年,金廷标以《三希堂记意图》为母本绘制《掣笔图》,三图成就了“母本-临仿者-母本”这个艺术史上经典的传承模式。     

浅谈乾隆对发展满文的贡献

乾隆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繁荣昌盛阶段——康乾盛世的肇建者之一。他上承父祖披荆斩棘开创之基业,下得其父留给的股肱重臣之辅佐,本人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于25岁之华龄,首循秘密立储制度光明正大的君临天下。内无兄弟阋墙争夺皇位之刀光血影;斯时清王朝已建立90余年,天下承平,外少抗清复明、强敌侵凌之征战挞伐。在这样优越的大环境中大气侯下,得以充分施展其统治才能。在他实际统治的63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十全武功”,开疆扩土,奠定了我国的版图;人民生活富裕,社会安定,国力强盛,把他统治下的国家推向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顶峰。     

黄梅案乾隆帝为何出尔反尔

乾隆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对贪官污吏打击很严厉的一位皇帝了。他在位60年中，屡兴大狱，诛杀、流放贪官不计其数。就是这么一位疾贪如仇的皇帝，在处理贪官平阳知县黄梅的问题上，反反复复，差一点铸成大错，足令人引以为戒。一、拔出萝卜带出泥乾隆四十七年，王禀望、陈辉祖贪黩之案相继败露，乾隆估计到浙江通省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之弊，下谕浙江全面清查核实仓库亏缺。查出各府县仓库钱粮共亏空130余万两。为了扭转浙江省亏空局面，乾隆帝提出“不欲复兴大狱，惟令设法勒限弥补”的办法，这实际上是割肉补疮，反而为贪官污吏中饱私囊…     

彭家屏案与雍乾党争

清代乾隆时期的彭家屏案一般被认为是文字狱,但实际上彭家屏之所以被杀,有着深刻的党争背景。他是李卫的亲信,在与鄂尔泰的派系斗争中充当急先锋。他的升迁、被重用,到失宠、被杀,与当时的党争形势,特别是鄂派势力的消长密切相关。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始终有乾隆帝在背后做推手,这反映出乾隆帝本人驾驭党争手段的变化。本文通过使用大量未刊档案,揭示了彭家屏为官经历,以及他与乾隆帝、鄂派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文字狱或许只是专制帝王整肃派系、消除党争残余的手段。     

肯定的原理——论尼采的“命运之爱”

在尼采思想中,“命运之爱”思想具有特殊意义。尼采把“命运之爱”看作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状态。他本人曾一再强调：“我衡量人之中伟大的公式是命运之爱。”“命运之爱是我的最内在的本性。”。实际上,他的所有后期思想都是以“命运之爱”为背景展开的,因此从概念上把握“命运之爱”是理解尼采后期思想的关键所在。     

诸葛亮头痛关云长

诸葛亮是善于治国治军的良臣贤相,他治国治军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严刑峻法,赏罚分明。诸葛亮认为军国统帅应“明赏罚之理”,操“赏罚之政”,做到“赏善罚恶”;只要“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如果“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恶起于非功”。由于认识清晰与措施严密,在他治理蜀国期间,做到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终于邦域之内成畏而爱之”。但是,有一个人,即刘备的结义兄弟,被后世统治者推为尊神供奉于武庙中享受殊荣的关羽,对诸葛亮并不“敬而爱之”,而是…     

玉杯记所记弘历古玉辨伪方法之探讨

乾隆帝弘历是清朝第四代皇帝,他在其祖、父两代政绩的基础上,把清朝社会政治经济推向空前繁荣的时代,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康乾盛世。乾隆帝在国泰民安的社会条件下,在忙于处理全国军政大事之余暇还抽空赋诗作画、赏阅古玩以陶冶心性。他一生共写下八百余篇考辨古玉评议苏玉的诗文,其中一篇御制文《玉杯记》(图1)成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是他观赏玉杯辨别真伪的记录,也是我们研究乾隆帝古玉辨伪方法的宝贵资料。一、弘历古玉辨伪的一段小小弯路我们读了《玉杯记》之后,便可了解弘历古玉辨伪的过程及其一段小小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