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时八教争论”考

序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前半期,日本佛教学术界,特别在天台学学者间,就‘五时八教判是否为天台大师智(岂页)亲自所说’展开了一场大的争论,这就是所谓的“五时八教争论”。日本大正大学关口真大博士认为‘五时八教判不是天台大师所说’,对于这个看法,龙谷大学佐藤哲英博士反驳他的说法,以他们二位的争论为中心,研究天台学的日本主要学者都参加了这场争论,持续了十多年。吾人认为这次争论很典型地显示了日本佛教学术界的特点,下面,我给大家介绍此争论的概要及其意义。     

“百万人委员会”与1957年美国对华贸易论战——以周以德档案为基础

围绕与新中国进行贸易的问题,从1956年底开始,美国舆论界发生了一次大论战。一派以"百万人委员会"为首,反对对华贸易,主张不接触、不承认新中国;另一派由部分宗教领袖、记者、学者、商人与政客组成,主张扩大对华贸易,与新中国积极来往。"百万人委员会"从经济、道德、国家安全等多个角度发动舆论攻势,宣扬与新中国进行贸易"百害而无一利";支持对华贸易者的声音虽然弱小,但他们利用媒体针锋相对地进行论辩。这场论战的结局是"百万人委员会"获得胜利,但是这场论战却是"百万人委员会"由盛转衰及美国对华舆论与对华政策转向的肇始。     

二战后美国学界关于淫秽品问题的争论

在二战后,随着美国最高法院将淫秽品纳入宪法的分析框架,美国政府如何控制淫秽品,因其牵涉到个人自由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平衡,所以成为美国社会高度争议性的一个话题。二战后美国学界对淫秽品问题的争论,主要围绕政府与个人关系的政治—社会议题,以及制定淫秽品标准和定义淫秽品的具体问题而展开。在争论过程中,美国学者对于能否调控淫秽品意见相左,对"何为淫秽品"观点不同,就连最高法院制定的淫秽品标准也令他们失望。二战后美国学者关于淫秽品问题的争论,虽然深化和拓展了对该问题的研究视域,但是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难题。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1966～1968)

196 6年 7月 ,迫于国际局势的压力 ,约翰逊政府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 ,但该政策提出后并没有得到有始有终的实施。美国学者的一种观点认为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阻碍了美国的外交努力 ,使中美之间失去了一次改善关系的重要机会。然而 ,美国国务院最新解密的外交政策档案显示 ,这一观点的准确性值得怀疑。美国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应有自己的政策考虑 :它为中国这场内乱设定了目标 ,即希望这场运动导致中国政局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 1 96 7年中后期 ,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渐趋稳定 ,美国的期望落空 ,美国政府内强硬派人士拒绝进一步尝试新的对华政策     

何为“冷战”?——西方英语学界关于“冷战”的界定与研究范畴的争论

“冷战”作为概念最初是指美苏之间“不是和平的和平”的状态。到了1947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延伸到亚非拉国家。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冷战，关注的是冷战的起源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冷战两极对立一样，学者们有关“冷战”的界定和范畴的观点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冷战时期的西方学者主要依赖美国档案，从事以美国为中心的冷战研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提出强化对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这使冷战研究的地理范畴大大扩展，成为过去30多年冷战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坚持认为，冷战是美国的国家项目，但事实上，冷战既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关于18世纪英国政党结构的争论

关于１８世纪英国政党结构的争论程汉大自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起,西方史学界围绕１８世纪中上期英国是否形成两党政治结构问题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激烈争论。其间,各种观点纷至迭呈,莫衷一是,时至今日,争论仍未结束。回顾这场争论,不仅可从一个侧面窥知国外学者...     

“谏言书之争”与神权政治

16世纪70年代,在英国发生了一场被称为“谏言书之争”的争论。争论的双方,一方是清教长老派的始作俑者托马斯·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1535—1603),另一方是英国国教会的代言人、日后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惠特吉夫特(John Whit-gift,1530—1604)。这场争论为双方系统阐述各自的宗教立场提供了机会。然而,正如研究卡特赖特思想生平的权威人士皮尔逊所言:“卡特赖特与英国国教会的争论不是一场     

新世纪以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点问题述略

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学者们的努力下、特别是各沿海相关省市政府的直接推动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断深入,其中一些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热点。对于这些热点问题的探讨,可能各自的角度各不一样,     

陈独秀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陈独秀和“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个论题长期以来为史学界所忽略,分析探讨陈独秀对这场争论所持的态度及其变化,可以为梳理五四期间陈独秀思想转变的脉络以及“新青年”阵营分化的必然性,提供一个侧面的参照。本文认为,不宜夸大这场争论的意义,倒是论战高潮过后的压台人物陈独秀的总结性言论,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杜鲁门的“公平施政”是“新政”的继续和扩大

战后初期,美国第三十三届总统哈里·S·杜鲁门的对内施政纲领——“公平施政”,究竟是基本上继承和扩大三十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社会经济改革的传统呢?还是完全抛弃了罗斯福总统的自由主义精神,背离“新政”越来越远呢?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三十多年来,中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 早在1947年,我国就有人斥责“杜鲁门政府彻底背叛了罗斯福,……一切都循着罗斯福     

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正>1919年,为了防止一战这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重演而开启的国际关系学,今年迎来了她的百岁诞辰,而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前景的争论也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尽管国际关系学依然是大学中的一个热门专业,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她能在日趋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指点迷津,但这个被形容为"美国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先是沉湎于理论的构建和范式的争论,接着又在范式的争论之后消沉下来。有学者甚至围绕"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当然,也有西方学者早就指出西     

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范式新解——重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

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国际政治学界引起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中国学者对它的评论大多局限于政策性的评价与立场性的批判。本文认为,“文明冲突”论对于如何看待冷战后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范式。本文试图从学理上与政治思想上对“文明冲突”范式的理论假设前提、该范式的内涵界定以及文明的未来走向等问题做出客观评析。     

从“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谈二战记忆的真实性问题

<正>二战结束已有七十余年,但有关二战的争论仍不时发生。其中,大多数争论既围绕战争本身展开,又最终指向谁是记忆的主体、当代继续记忆的原因以及记忆这场战争的方式等问题。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关二战记忆的争论,事实上牵涉到更为本质的真实性问题,即当我们今天面对如此之多的"二战记忆叙事"时,何以坚持其中仍然存在着一种不可偏离的"二战历史主叙事"?进一步而言,在历史学越来越面临各种记忆的挑战时,我们为何以及如何继续坚持它作为"求真"的学科定位?     

对近20年来美国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冷战”思维范式的反思

在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部分学者依然延续着"冷战"思维范武。这种范式的主要特征是:思维预设上表现为强调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思维理路体现为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考量中国"民族主义";在分析中国"民族主义"方法上采取单方面展示的策略。从本质上讲,"冷战"思维范式是西方中心思维范式的极端化,其思维根源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冷战"思维范式考量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给中美公众带来了相互敌视的恶性循环,而"冷战"思维范式中也凸显了美国部分学者双重标准的悖论。     

胡耀邦与有关“伤痕文学”的争论

在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方兴未艾之际,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长。他一直关注着这场争论。1979年6月出版的《河北文艺》在显著的位置上推出了石家庄军营青年作家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     

文明话语与帝国文化——关于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参与劫掠北京的一场争论

1901年义和团战争以后,美国社会围绕传教士参与对华劫掠兴起了一场争论,对这场争论的考察揭示出无论是马克.吐温和一些反帝国主义者,还是美国海外传教团体,争论双方都利用了当时流行的文明话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一文明话语为美国的扩张和海外非正式帝国的建立提供了支持和合法性,因而构成了一种帝国文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评析

最近五年多来,我国学术界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一些主要代表的思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这场讨论和争论不仅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海峡对岸也引起了反响,那里,不仅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战集》,而且在台湾的《中国论坛》上直接发表了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争论文章。     

1957年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

1957年,我国科学领域开展了一场关于科学研究体制的“争论”,焦点是中国科学院与高等学校究竟谁才是科学研究的中心。这场“争论”最终由国务院做出结论而宣告结束。其积极意义在于进一步理顺了我国科学研究的体制问题,明确了各科学研究力量的分工,既为当时我国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此后科学研究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此次“争论”并非个人意气或部门利益之争,而是关系新中国科学研究发展方向之“争”。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0月12—151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东湖宾馆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日本、美国、法国、俄罗斯、蒙古、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183人齐集一堂,围绕着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以及100年来各界对这场革命的纪念与阐释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共收到论文153篇。以下是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讨论的主要问题的简要介绍。     

美国1920年的“红色惊恐”

本世纪1920年之际,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反共浪潮,其气势虽不及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但它对美国进步力量的打击和摧残,对美国民主、人权原则的践踏和破坏也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国内史学界对麦卡锡主义的研究已有不少论著发表,但对“红色惊恐”的研究似显不足。本文试从这场反共浪潮的起源、其镇压活动历史后果等三方面对它作一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