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出土"黄神"、"治都总摄"道教法印考

道教法印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洛阳发现甚少,较难识别.汉"黄神"印是早期道士护身和施法之宝物,对研究道教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国内首次发现的"治都总摄之印",以出土文物证实了传世道教文献的有关记载.     

孔府珍藏的御赐印章

<正>所谓"御赐印章",是指在印面上出现"御赐"二字的印章,除此之外,印中所刻的印文也必须是皇帝亲颁之语。这种印章是孔府内具有鲜明特色的文物珍藏之一,它不仅是朝廷与孔府密切关系的佐证,也     

记几方珍贵的巴蜀符号印

巴蜀印章是古代巴蜀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这类印章与中原华夏族的玺印不同,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印面所铸的并非汉字,而是一些人物、动植物以及几何形等图形。这些铸在印面上的各种图形也见于巴蜀青铜兵器、乐器或容器上。①目前学术界对见于巴蜀印章、青铜兵器等的这类图形仍无法释读,对其性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1.文字,2.图语,3.符号,4.图腾或族徽。②根据目     

明代敕赐乐都县瞿昙寺二印

青海乐都县文化局文物管理股收藏两方明朝廷赐给乐都喇嘛教寺院——瞿昙寺的印章。一方是宣德二年(1427年)特赐主持修寺喇嘛绰失吉象牙印。印文为"真修无碍"四字篆书。印正方形,边长4、通高8.6厘     

“巴蜀印章”与古代商旅

(一) “巴蜀印章”是一类有别于传统印章的巴蜀考古文物,其显著特点是印面没有文字,而是一些图纹、符号。“巴蜀印章”皆为铜铸,绝大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个别为八角形(峨眉) 及“”形(荥经)。圆形印章径0.8——3.5厘米不等,以径2厘米以下者居多;印体较薄,一般在0.5厘米以下;钮形较简单,一般为桥钮、鼻钮,个别为动物形钮。此外,在荥经南罗村,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墓葬中,还出土了骨质刻制的方形印一颗。(附图)     

考古学视角下的巴蜀印章研究

通过对巴蜀墓葬资料的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可知是否随葬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巴蜀印章应非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巴蜀印章的分布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战国早期发现虽少,但已较为成熟;战国晚期形制多样化、复杂化。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多见铜饰件,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应与印章有关。     

新发现的一种印文(符号)

1985年夏,我们见到一批用“姜石”制作的印章,据说出土於一座古塔废基中(附拓印)。这批印章正面加工磨平,四侧稍作磨砻,背面一般不甚加工,或保留原石自然形状。印面呈方形、长方形、菱形、圭形或小规则圆形等不同形式,最大的长9.5、宽6.4厘米,最小的长1.5、宽1.3厘米,高自1.5—4厘米不等。印文多在方形或长方形边栏内,个别边栏呈梯形。印文全似阳识,个别特殊的难辨。字径大的有1.2、小的仅0.3厘米不等。有的似竖行,有的似横行,笔划也有竖写、横书之别,有的像楔形,有的像三角形,还有的像图案。一般为方块,但有的却很窄长,而且一行中有两种形体,似为一种艺术书法。由於印面的大小所限,有的一     

古玺沿用面面观

先秦及秦汉印章,白文印众多,朱文印稀少,不管官印或私印。多取内凹的印面形式,与后世印章朱文、自文形式的多样化甚至宋、元、明、清官印多以来文为主的形式迥然不同．况且就古代印章的铸造来讲,铸造内凹的自文印比朱文印程序更为复杂．为何古人偏偏钟情于此种造印程序复杂的白文印,而且历经几百年不变。     

印记仰慕 化为永恒 古书画上常见的清朝官私鉴藏印

印章,是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书画中,诗、书、画、印这四种元素既可各自独立,又能互补共存,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传统书画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书画上的印章,主要包含有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在书画创作时,     

杜光庭著述叙录

唐代末年由中原入蜀,主要宗教活动在前后蜀时期的著名道士杜光庭,以其著述多,宗教活动影响大而成为中国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流传的著作不仅对道教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唐代以后的诗歌、小说、医学、地理学等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本文收录杜光庭存世著作三十种,佚著二十四种,对其存佚情况、版本流传等各加考订,又略述其基本内容,裨使读杜氏著述者,能知其津梁,庶免翻检之劳。墉城集仙录六卷题“唐广成先生杜光庭集”,实为杜光庭所编写的道教女仙三十八人的传记。宋《崇文总目》（辑本）卷四道书类九著录杜光庭《墉城集仙录…     

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

四川巴蜀时期的印章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汉字印和巴蜀符号印。前者由于出土于具有巴蜀文化特色的遗存单位,或有共存的巴蜀文物,而得以确定其归属;后者由于独特的符号内容而与一般的先秦"肖形玺"或"图形玺"相区分。三十多年来,出土的巴蜀印章续有增加,但目前系统的整理研究工作还作得不够。巴蜀符号印章的源流如何?它们与汉字印有什么关系?它们的功用怎样?它们在"巴蜀符号"整体系统中有什么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解决。本文     

郫县发现元代“崇宁县尉司印”

1996年,我馆征集到一方印章,印出土于邻县唐昌镇,印章保存完好,为元代官方铸印。印为铜质,印面方形,印边长56,厚1．2,通高5．2厘米。柄纽,纽上小下大,成不规则长方形,纽宽边2．7－3．2厘米,窄边为1．2－1．5厘米,重0．54千克,印面阳刻八思巴文,译成对应汉字为“崇宁县尉司印”,印背纽两侧刻汉字楷书铭文,一侧为“崇宁县尉司印”,另一侧两排子为“中书礼部造,至元十八年二月日”,两侧共十九字（如图）。《元史·地理三》载：崇宁县,属西蜀四111道肃政廉访司成都路,隶彭州,彭州下领二县,即阳（今彭州市）,崇宁县（今…     

印风臆说

<正>什么是印风?笔者以为印风是篆刻印章的外在式样所呈现的风格特征,所体现作者的情绪、个性及审美意识和审美取向。当下中国篆刻艺坛印风各异、流派纷呈。古典印风、秦汉印风、现代印风、当代印风、写意印风、工稳印风、流行印风……争奇斗妍,     

试论龙虎山道教文化的底蕴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素有中国道教发祥地、正一道祖庭之称的江西龙虎山,以其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统领天下道教事”的宗教地位和“北孔南张”的天师世家声誉,吸引了各地方士及高道来此修炼。经过1800余年的道教文化传承,正一道在道教经书、符箓治病、斋醮仪式、道场艺术、修炼方法、人物活动、宫观建筑和神话故事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宗教典籍,形成了底蕴深厚的道教文化。目前,学术界对龙虎山道教文化的研究还较为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史”热的兴起和学术界开始有规模地研究中国道教,龙虎山道教文化才真正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成果主要集中在早期道教思想理论、天师道的形成和发展、道教的斋醮仪式、道教的生命观、道教与医学等方面(贺绍恩：《龙虎山道教文化研讨会观点综述》,载《江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也有学者对龙虎山道教音乐和道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本文试图从龙虎山正一道的道教文化传承、社会影响和文化特色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展现龙虎山深厚的道教文化底蕴。一龙虎山道教的始末龙虎山远离都市,环境清幽,是道士炼丹修道的理想之地。根据有关传说,战国时期仙道大师鬼谷子来到鬼谷洞修道,开启了中国道教文化的先河。东汉时期,张道陵炼丹于云锦山即龙虎山,创立中国原始道教。张道陵炼得“神丹”后,访西仙源碧鲁洞得神虎秘文,并在龙虎山行医修炼30余年。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张道陵得知蜀中人患瘟疫,故前去救治,并在四川鹤鸣山创“五斗米”道,后人称其为天师道。至孙张鲁时期,天师道已建立了具有宗教、政治和军事性质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天师道组织据有川东,掌握实际的地方政权,对川东政局有举足轻重影响。汉丞相曹操深恐天师道势力的扩大,对天师道组织进行武力镇压和分化瓦解。曹操授张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五子、阎圃等为列侯”;而子张盛拒不受封,遂“携印剑经箓,自汉中还鄱阳龙虎山。修治祖天师元坛及丹灶故址,遂家焉。每岁以三元嚣登坛传箓,四方从学者千余人”(娄近垣：《龙虎山志》卷六《天师世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页)。张盛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尊张道陵为掌教天师,依托祖先立龙虎宗,正式创立了正一道。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龙虎宗正一道没有造成广泛影响,特别是在上层社会没有得到信奉和肯定者”(郭树森：《天师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82-83页)。鉴此,张盛及其后裔对正一道教义进行改造,从儒家思想中吸收了“忠”、“孝”、“仁”、“义”作为修道之本,参用佛教理论中的因果报应以充实正一道教义,并打起“佐国佑民”的旗号,以寻求朝廷支持和民众信奉,达到扩大正一道社会影响的目的。经过改革,正一道完成了由民问道教向官方道教的历史性转变,其影响从唐朝开始显露出来。唐朝皇帝推崇道教,自称为老子李耳的后裔,确立道教的“皇宗”地位。唐高宗于乾封二年(667)“幸老君庙,追号秘太上玄元皇帝,创建祠堂”(刘昫：《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90页)。神龙元年(705)中宗令天下贡举之士兼习《道德经》。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命士庶家藏一本《道德经》,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并御注《道德经》,颁行天下。在此背景下,龙虎山正一道得到了朝廷的扶植。唐玄宗时期,朝廷对龙虎山天师相当重视。天宝七年(748)玄宗亲赐第15代天师张高手书,嘉贲天师符箓,同时召见张高,命即京师置坛传箓,赐金币,免租税,在京师设立授箓院。玄宗还亲自册封祖天师张道陵为太师,赞其“貌矣真仙,孤高峻节。气贯穹冥,元元示诀。落落神仪,亭亭皓月。诛邪斩精,魅驱鬼彻”(娄近垣：《龙虎山志》卷十《艺文·纶言一》,第126页)。唐玄宗对张天师大加嘉奖,其后几代皇帝也争相效仿。唐肃宗曾降香币,建醮于龙虎山。唐会昌中(841-846),武宗召第20代天师张湛,命以官,不拜,即赐金帛,在龙虎山修建殿宇,并御书额曰“真仙观”。唐朝从高宗至玄宗再至武宗的历代统治者大力扶植天师及其后裔,龙虎山正一道在皇权的庇护下迅速发展,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两宋以来龙虎山正一道得到进一步发展,天师的地位有了实质性提高。皇帝不仅命天师统领“三山”道教,而且还向天师询问治国之策。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改龙虎山“真仙     

唯印示信——滕州市博物馆藏印章考释

<正>中国印章起源于殷商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印章以铜质为主,因此印章的产生与灿烂的华夏青铜文化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并结合出土实物看,中国的青铜时代有可能是印章产生的年代。文献中最早对“印”字加以解释者,是东汉学者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中称,“印”是执政者所持有的信物,凡是和印有关的东西都有“卩”这个偏旁。     

藏书印的源流类型及功能

藏书印是指收藏者在自己购置或拥有的典籍图书上钤盖的,体现藏本所有主关系和表达藏书主人个性爱好的印章。通常盖在卷首、卷尾或序目前空白处。我国古籍卷帙钤盖的藏书印,少则一方多则几十方。现代藏书家和图书馆(室)等文化机构的藏书仍沿袭应用藏书印。因此,探析藏书印的源流、类型及功能,有利于古籍及藏书印诸方面的研究和利用,具有现实     

“九老仙都君印”钤印织物考释

近年钤有"九老仙都君印"的织物在江苏的明代墓葬中屡次发现。通过考证,可知此印文来源于茅山道教,名号指向道教教祖太上老君,同时道教认为该印具有诸般神力。以现有"九老仙都君印"钤印织物的发现情况来看,随葬此物是流行于明代中期常州地区的一种地域性葬俗,证明了当时茅山道教对于周边世俗丧葬习俗的影响力。     

试用印章检验法分析福建私票印章的收藏及辨伪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到闽任幕僚的施鸿保所著的<闽杂记>对福建"钱票"印章有段精彩描述:"……先用蓝印店号及年月号数,……又加方圆大小朱印,字有小于半菽粟者,镌刻精巧,几如鬼工……"(插四图1),福建私票印章集"精、巧、奇、雅"于一体,已成为与私票联系最为密切的藏品,倍受收藏爱好者的亲睐.但因年代相隔久远,存世量少价高,近年来,收藏品交易市场已陆续出现新刻私票印章.如何辨伪、防伪,成为收藏爱好者关注的焦点.     

浅述炳灵寺石窟关公题材及其反映的明清佛教特征

关羽是三国时的蜀汉名将,死后受民间和历代朝廷尊崇褒封,逐渐位居神列,后被佛、道二教分别吸收。在炳灵寺明清时期的佛教壁画中,共出现了四组关公与其二侍从关平、周仓为题材的画像及一帧关公三尊唐卡。本文试从关公题材的造型特征及其与窟内其他绘画题材的组合关系等入手,分析炳灵寺在大兴藏传佛教的同时也融合和吸收了民间道教、民间神祗中的信仰元素,形成佛、道、儒三教交融合流共同发展的多元化佛教特征。     

黄土陵四佚印小考

已故收藏家王一羽的兰楼藏珍之中,历代印章当属一大类别,其中不乏明清名家之珍品,而清代篆刻大家黄土陵佚印四枚尤为可贵。四方佚印均乃黄氏为扬州画人李彦奎所作,是以往出版收集黄氏印最为全面之《黄士陵印谱》（上海书店）、《黄牧甫印影》（荣宝斋出版社）等印谱所未收,对于黄氏印风形成以及交游之考订均有重要意义,是研究黄士陵生平与篆刻艺术的重要资料。今不揣谫陋略作考证,就教于印学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