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的流动:冀北的女性灵媒与女神信仰

冀北民众的信仰生活基于"神灵的归属"可划分为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两个类型。在信仰动态视角下,通过对冀北女神信仰与女性灵媒的民族志描写及相关史料研究,详细描述了冀北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的流动,这种动态流动表现为"私神—灵媒—群众—公神"之间的互动。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流动模式显示了一种宗教经验的研究路径,架构起了个人经验与共享文化的联系。     

煤窑神信仰与民国初年的山西大同矿区社会

煤窑神是与煤矿生产紧密相关的人群崇信的神灵,也是煤炭业的行业神。民国初年大同矿区小煤窑林立,煤窑神信仰普遍存在。由此,由煤窑神信仰也引申了一些关于煤炭生产的禁忌。煤窑神信仰神灵体系的存在,体现了行业发展对神灵的要求和塑造。由煤窑神信仰阐发的禁忌是煤矿工人对煤炭生产经验的总结。窑主、人伙柜和窑工从各自利益的立场,以煤窑神名义阐发了窑规,体现了他们对生命境遇的认识和对生存话语权的争夺。     

宋代水上信仰的神灵体系及其新变

宋代是水上航行大发展的时代,水上航行中的神灵信仰体系进一步完善,并出现若干新变。宋代水上神灵形成了从四海四渎神到川泽风雨神的层次高低,正祀、淫祀、中间地带神灵的正式与非正式划分,以及本庙与行祠等构成的交错复杂的神灵体系。宋代原有水上神灵信仰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同时新创了若干航行所需的护航神灵信仰。宋代水上神灵信仰体系的完善及其新变化是宋代历史发展新特点的直接反映。     

明清陕北方志中的农业信仰风俗探析

陕北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造就了特殊的农业信仰风俗,包括自然神和天象神、农业先祖神、龙王等灵物、畜力神、祈子神以及其他和农业灾害相关的神灵信仰及各种神灵报赛和庙会等习俗活动。这些神灵信仰从不同角度反映或影响着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代闽南民间信仰——清水祖师崇拜

清水祖师又名蓬莱祖师、普庵祖师等,俗称祖师公,原是宋代的一名憎人,死后成为闽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俗神。而对于清水祖师是佛教神灵还是道教神灵,或者纯粹是民间俗神,从古至今所见不同,未有定论。本文认为,清水祖师信仰既非佛教也非道教,它是由佛教与道教融合而形成的民间信仰。     

湘东地区的包公信仰

在湘东地区包公信仰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该地区存在的神灵附体现象进行了简略介绍,动态地刻画出湘东农村地区的信仰需求和行为方式,补充了有关南方汉族地区"萨满仪式"的研究。根据当地包公信仰生态的独特性,着重论述了"神媒"与"当地庙宇"之间的关系。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与之对应的传统文化体系的种种适应性改变,正是回应这种诉求。     

“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

"奶奶"是鲁西地区对女性神灵的一种称谓。泰山奶奶、鲁姑奶奶、托山奶奶是该区域流行的奶奶信仰。明清以来,三种奶奶神灵有着各自的神缘脉络,又相互借鉴与影响,进而形成鲁西区域社会特殊的层累与融合方式。信仰人群与神灵"交流"的时代变异,导致了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突破国家与社会二元信仰研究模式,将"文化符号的创造与借鉴"、"信仰观念与礼仪实践"作为区域文化发生与发展的核心,强调了人群在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和原则性。     

碑刻资料所见明清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山西忻州地区民间信仰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对自然神、历史人物的崇拜,也有对宗教神灵、其他民间神灵的敬奉,这一现象在当地的碑刻资料中记载甚为详尽。民众对神灵的信仰集中体现了功利性、自发性以及地方性的特点,透过这些特性,可以窥探到明清时期忻州地区干旱少雨、战争频发的地理、社会环境。而民间信仰在保护自然环境、稳定社会秩序、调节民众心理方面亦生产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澳门民间财神信仰旅游资源研究

民间财神信仰是中国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澳门地区最具特色的民间信仰之一,近年来已成为澳门主要的旅游资源之一。财神又是博彩业的行业神,但是由于中国大多数地区禁止博彩,因此关于此类信仰的研究甚少。本文从澳门民间财神信仰出发,分析了澳门民间主要祭祀的财神的功能与形象,并探讨了澳门博彩行业神信仰的神灵系统构成及其具备的特点。     

武汉的关公信仰遗迹

正关公信仰是指对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羽的崇奉与膜拜。客观地说,关羽生前地位并不显赫,历史功绩没有高到成圣成神的地步。但在他死后,却逐步变身为官民普遍崇奉的神灵,他的影响之大、信仰范围之广、神格之高,超出了中国先民们此前此后所创造的所有人神信仰,成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一绝。这一现象很值得我们关注探讨。而作为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汉,其关公信仰遗迹既有物质文化遗存,也有民间故事传说这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重视传统文化和"文化     

长江三水府信仰源流考

马当上水府、采石中水府、金山下水府统称为长江三水府,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方性江神信仰,五代至宋盛极一时。历史上长江三水府的"水府"得名源于道教,五代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促进了这一信仰的形成。宋代长江三水府神因在战争中屡次显灵获得国家加封赐号,成为保国护境的水上神灵。此后长江三水府神职范围不断扩大,在庇佑国家社稷与水上交通之外增加了司雨职能。明清以后长江三水府信仰走向衰落。     

神像:民间信仰的象征与实践——基于冀南洗马村的田野考察

神像是一种人为建构的社会性文化符号,它基于神的观念而存在,是神在现实世界的象征和化身,承载着人们对神灵的想象,在民间信仰实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冀南洗马村供奉神灵众多,神像的种类也多样,它们的生产和使用能带来具体的社会功效,对乡土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两汉时代神灵信仰世界中的西王母

起源于中国西部信仰系统中的西王母在西汉中后期开始成为全国性崇拜的最高神灵,其受崇奉程度甚至超过了原先产生于关东特别是楚地并影响于关中地区的太一神。通过考察文献和出土代表性文物可知,西王母超越太一神,这一信仰变革与两汉时代中国西部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崛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三茅宝卷》的信仰叙事建构

神灵"三茅"同时属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系统。各系统为了将三茅信仰传播至民间,均通过《三茅宝卷》讲述神灵修道事迹。由于精神追求不同,道教与民间信仰会利用不同的叙事对宝卷内容进行不同层面的民间化调整,从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系统、三茅形象,并影响后续的神灵信仰发展。     

日本游女百大夫信仰与傀儡子百神崇拜之关系溯考

百大夫为日本民间信仰的神灵之一,其由来并没有确切文字记载,一般将其视作男性神灵,是平安时代末期游女和近世傀儡子信仰的祖神。现今,在日本关西地区仍然流传着木偶艺人祭祀百大夫的传统。源于百大夫作为游女和木偶艺人的同一信仰对象,既有的研究多数倾向于将二者视为同一群体。虽然在平安时代以后的日本社会中,二者有着错综复杂的密切关联性,但游女与傀儡子并非等同。游女信奉的百大夫神与傀儡子信奉的百神具有不同神格,同时百神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具有外来神的特质。     

略论宋代民间神祠信仰的塑成范式——以城隍神信仰为中心

两宋时期是中国民间宗教与一般意义民众信仰建立塑形的关键时期。宋代所记录的民间信仰事件与民间神灵、祭祀场所的出现都冠绝于历代。在政治经济条件的改换下,民间神祠受同时受到来自士人精英文化与新兴起的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二者所带来的压力,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俗与宗教格局。本文试以城隍神信仰为例,分析传统儒道思想与新兴文化对宋代民间神祠信仰模式的牵制与塑造作用。     

洞庭湖水神信仰的历史变迁

洞庭湖水神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远古时代就应运而生了,并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信仰对象、信仰方式和信仰心理分别经历了由自然神向人神、由娱神到娱人、由神圣到世俗的嬗变。洞庭湖水神信仰是人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心理需求而创造出来和不断传承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当今社会还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道教文化中“北帝”的信仰及发展

北帝是道教的神灵,他最初只是酆都地狱的掌管者,是地位低下的鬼官。在南北朝末至唐代和北宋末年以后,北帝的信仰先后两次发展,北帝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围绕着北帝出现了新的庞大的神灵体系,北帝信仰也从一部分道士的信仰发展成为整个道教的主流信仰。而北帝信仰的第一次发展是众多道士推崇的结果;北帝信仰的第二次发展则与北宋朝廷的推动有关。     

浙江民间信仰概述

浙江的民间信仰多姿多彩,崇拜的神灵千奇百怪.这些神灵不外乎:一,将曾有惠于乡人的人物神化,立庙供灵,逐渐演化为神灵;二,人们希冀年年丰收、趋吉避祸、平安顺利,造出许许多多的神灵来“佑护”自己.属于后者的民间信仰,因各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不同,所崇奉的神灵也不同.现按不同的自然和经济状况划分为浙北、浙东、浙西南三个区域,探究一下当地的民间信仰.     

晚清陕西关中方志中的民间信仰类型探析

民间信仰在此主要指非正统的、非宗教性的,流行在民间的神灵崇祀习俗,官方参与的信仰、某些祭祀仪式和活动亦包括在内.关中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人文传统、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造就了晚清关中自然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灵物崇拜、赋予超自然力量的人神崇拜、行业神崇拜等不同类型的民间信仰.同时也体现了关中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