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庙会与乡土江南之闲暇生活

庙会萌芽于西周春秋时代的社祭和蜡祭。是一种以庙宇为依托,举行祭祀神佛、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庙会具有多重功能,但休闲娱乐始终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传统乡村缺少整个社会性的娱乐,所以农村社会学家乔启明曾说：“我国农民,多无正当娱乐,迎神赛会,可说稍含娱乐性质”。对于他们来说［１］,庙会简直就是狂欢节。     

庙会献戏与村民生活的表达——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个案

作为村落社会中"非常"态的生活事件,庙会及献戏活动更多表现为参与者对生活体悟和理解的表达。对村民来说,庙会献戏也许并非"非常"态生活的唯一表达,但对于庙会献戏来说,生活现场却是其存在的根本依据。可以说,没有合适的生活现场,就不会有庙会及献戏活动,所以我们要理解庙会献戏就必须回归到参与者的生活现场,解读村民基于生活体悟赋予献戏的多重意义,也许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庙会献戏与村民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     

农村居民闲暇生活特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2001年4月至8月抽取湖南省浏阳市、华容县、新宁县、凤凰县和资兴市等五个代表样地的农村居民共1300人(户),对农村居民的闲暇生活和旅游活动进行了详细调查。结果表明,湖南省农村居民闲暇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的规律,闲暇生活也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特征,总体上休闲方式多样,但闲暇质量不高而且单一,并受经济和区位的影响。旅游活动已渐入农村,并将成为农村居民闲暇的重要组成。     

乡村庙会传说与地方社会的建构——以明清时期襄汾黄崖村华佗庙会为中心

在中国广阔的农村中,传统的乡村庙会仍是村民的日常事件之一,围绕着庙会有一系列鲜活的传说,这些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村民的思想。本文主要通过对明清时期襄汾县龙澍峪华佗庙会相关传说的分析,得出乡村庙会传说是村民对其生活空间的一种想象与建构,是村民对自己村落历史的群体记忆的结果。     

从时间分配看工作日制改革以来大学生闲暇生活方式的变迁趋势——基于1995～2010年大学生闲暇生活研究文献

通过时间分配的纵向分析发现近15年来大学生的闲暇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闲暇时间延展化;闲暇活动丰富化;闲暇活动的消遣娱乐化;闲暇空间的扩散化。大学生闲暇生活方式变迁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效应;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大学生群体的分化。     

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崞县为例

民初晋北乡村作为历史大变革时期重要的社会单元,其生活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还包括劳动生活方式和婚姻生活方式等。且由于晋北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区,故在生活方式上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边境牧民生活方式的变迁--以霍尔果斯为例

在当今国际化合作的大背景下,边境地区的开发开放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科学有效地推动当地牧民经济的发展,构筑和谐的地区环境成为当今边境地区经济开发和振兴的首要问题。     

庙、庙会、仪式与神圣感——以泰山王母池为例

庙宇信仰的研究中,研究者多从信仰形态、组织结构入手1,或者以信仰作为分析地方社会的切入点2进行发挥,多有卓识。本文不揣浅陋,尝试直接面对庙宇中的神灵信仰本身,试图分析在王母池道观内,神圣如何自我呈现,信仰如何被唤醒;人的活动在神圣感的生发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泰山王母池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确定为宗教活动场所,由泰山管委宗教处统辖,主祀王母娘娘。常住坤道五人,另有挂单道徒若干。泰山庙会是一个庙会群,会期集中在每年的春秋两季。     

庙会消亡境遇中的民间传说——以山西文水县武则天民间传说为例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载入史册的女皇帝,学术界一般从所谓正史对其进行评析。笔者试图从至今流传于山西文水的传说对其进行解读,并解析缺失庙会这一载体,传说是否仍具有生命力。最后得出结论：庙会的存在与否对传说的传承并不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地方政府与乡村庙会—以河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在河北农村地区,民众有着举办庙会的悠久传统。乡村庙会既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地方政府的管理和制约。从抗战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政府对乡村庙会采取的具体政策虽然与时俱变,但总体上体现出双重态度：一方面,认可庙会的一些积极功能,因而在实践中会支持庙会的举办;另一方面,对庙会上的敬神拜神、铺张浪费的现象持反对态度,并运用各种方式试图改造之。这种双重态度的出现,既和庙会的多重功能有关,也和地方政府利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中心工作的策略有关。     

清至民初山西平鲁农村的庙会与女性——以平鲁城村为例

本文通过对清至民初平鲁城村庙会概况的考察,发现在其他各种社会活动中皆受排斥的女性,却是庙会的积极参与者。受各种行为规范的限制,女性的许多需要平日得不到满足,而庙会这种具备了多种功能、人人都可参加的公众活动,就为女性提供了宣泄平日心理和生理压抑的场所和满足多方面需要的机会。     

民间记忆方式与社群关系的成长——以一个江南乡村庙会为例案的跨学科考察

芝村龙蚕会存储了诸多民间记忆,在跨学科的对话中解读这些记忆,是阐释近世以来芝村社群关系的可能途径。在宗教社会学视野中,庙会生活的一个独特侧面是其加强、象征和映射了一定的社群关系,但它终究只是一定区域内可以为其他社群共享的化资源,所以社群关系的持续稳定状态,根本上倚赖其独享性的区位、经济和社会生活资源。     

从集市透视农村消费空间变迁——以胶东P市为例

集市是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消费空间,具有消费、交换、贸易等经济功能。但是传统集市又嵌入于乡土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它也具有社会交往、娱乐、社会认同等社会功能。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传统集市的社会功能开始减弱,经济功能则凸显,并且在传统集市之外,出现了超市、专卖店、专业集贸市场等新型消费空间。这些变迁一方面导致了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导致农村公共生活萎缩。在顺应农村市场化趋势的同时,如何重建农村公共空间,恢复公共生活,是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难题。     

以上海为例看晚清时期社会生活方式及观念的变迁

晚清时期,上海的商业化、城市化生活环境变化,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动,出现了如洋货流行、从商之风、尊卑失序、女子走上社会、追求享乐等新社会风尚,导致传统伦理衰坏,同时也孕育产生了近代市场意识、近代工商观念、社会平等观念、功利主义及肯定人欲、自由的近代伦理观念。反映出生活方式的变动是引起近代生活伦理观念变迁的中介和启动力量。     

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变化——以潮汕和五邑为例

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受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其社会生活方式与风俗文化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首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出现了渐趋"洋化"的生活方式;其次,在风俗文化上出现了传统习俗基础上结合"出洋"的怪异习俗;最后,在社会风气上,一方面出现了奢靡腐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新的文明之风突起.本文以潮汕、五邑为例,探讨海外华侨华人对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影响.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以海城庙会为例

辽宁省是多民族的省份,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省各族人民的创造力、文化价值和审美情趣。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和谐辽宁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加强对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本文以海城庙会为例,对其保护与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在借鉴国内外非物质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前提下,结合海城庙会的文化特色,进一步提出和总结了保护与开发海城庙会的相关策略和方法。     

基于传统生活方式的设计轨迹

设计自人类诞生之日起便产生,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在此期间,生活方式促使设计的发展,而设计又影响着生活方式,使之转变。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家具的设计发展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部农村的庙会文化——以陕北地区为个案

改革开放以来,陕北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重新兴盛的庙会既继承了传统庙会的功能,同时又表现出以庙会活动为中心形成社区文化共同体、从传统神灵信仰转换为社会需求的表达、在维护乡村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开始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以及促成民间庙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等新的特点。对其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估,对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问题——以西宁市为例

农民市民化就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是减少农民,降低农村人口比重,增加城市人口的过程。因而,农民市民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城市化。农民市民化也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目标的过程。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一样将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本文结合西宁市城市化建设的实践,就农民市民化进程中若干问题谈些看法。     

文本·信仰·再现:辰巳山庙会研究——以鲁中三镇缠足女性信仰生活调查为中心

缠足是中国妇女史、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然而,通过田野调查方法针对其信仰生活的专题性研究尚不多见。2009-2011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师生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土门镇、博山区池上镇、博山镇缠足女性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对辰巳山及周边地区信仰风俗的调查,以及对由缠足女性及其亲属使用、保存的庙会手抄经卷的分析,尝试勾勒出当地缠足女性信仰生活的基本面貌,并揭示其在信仰习俗传承等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