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治学生涯的启示--在纪念顾颉刚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各位专家、各位学者: 今年5月8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10周年诞辰.因为当时正处于控制"非典"疫情蔓延期间,所以纪念顾先生的座谈会推迟到今天才举行.历史所的领导盛情邀请我到会发言,而我对于顾先生生前的研究领域全然没有知识,只好临时找来一些有关的书和材料,现炒现卖,班门弄斧.讲的不对的地方,还望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教.     

顾颉刚的“求真”与“致用”

正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传统士人也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认为,"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人"。但在近代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顾颉刚作为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声望的学人,他个人的命运无疑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他的学术始终面临着"致用"的要求。     

从“新国风”到“歌谣学”——顾颉刚吴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作为民国新知识界"眼光向下的革命"的重要成果,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历来被视为歌谣运动中的学术经典。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勾勒出从歌谣采集、整理到研究、实践的完整图景,因此得以呈现出这一学术形态的内部逻辑及其限度。民国新知识界在以民间歌谣重构新文化的同时,歌谣亦反过来被这种新文化的想象所界定。在"学术"与"运动"交叠的脉络中进入学术版图的民间文学,肇始之初即蕴含着"民间"与"民族"的双重面向,两者的互动与张力则构成早期歌谣学与民俗学实践的话语动力。在学术史的视野下重新反思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顾颉刚民俗研究本身的理解,而且能够为民国歌谣学乃至民俗学史的讨论提供新的线索。     

民初古物陈列所的创建及社会反响

在北京政府内务部的主导下古物陈列所于1914年创办,因其"国粹"性质引起遗老们的怀旧,传统学人仍以金石学的眼光看待古物陈列,而以顾颉刚、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学人,则以"平等的眼光"将其视为史料之一种,且对其缺乏科学的陈设理念加以批评。在民初改元的背景下,无论政府还是部分知识精英,寄望古物陈列所发挥重塑新民、普及美育观念的功能,从其后续的美术人才培养实践来看,这一理想部分实现。     

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说,致力于打破旧有上古史系统。1930年,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文,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顾颉刚的学术宗旨已经改变,这是不正确的。顾颉刚研讨汉代的政治和历史观念,是他整个古史探研计划的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直关注文献中的"古史观念"。他应对考古学及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进展,而提出学术上各有"分工"之说,在治史活动中做出自我说明和某些调整,但其根本学术理念并未因此改变。我们不应把学术界关注视角的转变,也视为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转变。     

顾颉刚受审记——《民众周报》查抄案始末

正1937年5月19日,上海《立报》刊出一则"特讯",内容竟然是著名学者顾颉刚将在法庭受审。作为"古史辨"学派的领军人物、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怎么会触犯法律、接受审讯呢?原来,此前一天,即5月18日,上海开明书店遭到租界巡捕房大肆查抄,原因大概是顾颉刚主编的《民众周报》犯了什么"政治忌讳"。《立报》的"特讯"写道:"据说:查抄原因,是奉法院命令,因为     

顾颉刚与考古学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白寿彝与顾颉刚的学术交谊

白寿彝先生说 :“一九二九年 ,我考上了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这是当时老一辈学者相当集中的地方。陈垣先生、张星先生、郭绍虞先生、冯友兰先生、许地山先生、顾颉刚先生…… ,都在这里。一下子能见到这些前辈 ,这件事的本身就使我大开眼界。”① 当时顾颉刚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导师、历史学系教授。白先生和顾先生开始联系 ,是 1 92 7年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时 ,那段时间白先生对哲学和民俗学有兴趣 ,于 1 92 9年夏编辑出版《开封歌谣集》 ,发表论文《孔子哲学》、《孟子哲学》等。到燕大后 ,和顾颉刚先生直接接触起来了。…     

政治转型期历史学家的因应与境遇——读金毓黻、顾颉刚、夏鼐日记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相当长时间的政治转型期内,政治压倒一切,学术的空间非常狭小,学者的处境颇为尴尬。对于从旧时代过来的学者来说,要适应这样一个新时代,就必须自觉地完成自我的转型,以便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找到合宜的生存空间。金毓黻、顾颉刚、夏鼐在解放后的艰难转型与人生境遇,与大多数中国学者或知识分子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通过具体剖析金毓黻、顾颉刚、夏鼐三位著名历史学家这段充满苦涩与波折的生命史,有助于深化认识新中国学术建设尤其是历史学艰难起步的坎坷历程。     

顾颉刚与李大钊在北大二三事

顾颉刚与李大钊关系的记载很少。应该说顾颉刚辨古史提出的古史观念与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不一样 ,但也有相通的地方 ,如他们都主张要打破“古代世界黄金说”。通过翻检各种著作与资料 ,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有关顾颉刚与李大钊联系的记载。顾颉刚较李大钊年少四岁。 1 91 7年顾颉刚升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 (哲学系 )本科 ,次年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当时因李大钊尚未受聘教授 ,所以顾颉刚没有听过他的课 ,二人应是“广义”的师生关系。1 91 8年 3月 ,二年级的顾颉刚写了一篇《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的长文 ,在创刊不久的《北京大学日刊…     

我看“古史辨”

今年是古史辨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犹如石破天惊，揭开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序幕，造就了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学术运动。百年间，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学界是之非之，毁之誉之，围绕它的论辩早已超越了顾颉刚辨伪古史的初衷，在对待它的态度上，折射出政治时代的几经转圜。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如何看待古史辨运动的学术遗产，这场学术运动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样的学术层次上进行反思和总结，当代中国史学应该有所回应。本刊特邀请站在学术前沿的几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评论，他们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以期得到学界的呼应。本刊真诚地期待学界同仁惠赐大作，参与讨论，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     

甪直:独树一帜的水乡古镇

<正>江南古镇,玲珑似玉,大多为水浸润:外有湖,内有"市河"。沿河而街,凭水成市。河乃先导,水系灵魂。甪直,典型之一。志书描述——"五湖之汀""六泽之冲";费孝通先生题书——"神州水乡第一镇"。小桥流水人家。甪直属苏州市,为吴中东大门。2500多年历史,不张扬,也不示弱,与伍子胥所造姑苏古城一般古老。我是在甪直不远处的水乡(吴江黎里)长大的,成长的初程便是从"摇篮"到"摇船"。沿着吴淞江或太浦河,向东,向东,便是梦想的大都市上海。甪直在这一条     

以女性为载体: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中的礼制抗争与人性追求

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时代思潮的产物。从士大夫塑造的知礼的杞梁妻到民众塑造的纵情任欲的孟姜女,该研究体现了顾颉刚对旧礼制的批判和对新道德的追求。在其交叠的叙述中,女性成为其批判旧礼制、传达新道德的载体。一方面,民众被塑造成与士大夫阶层相对的、未受礼制熏陶的、富于情感的人,是中华民族依然保持着活力的象征,而女性作为民俗学者眼中最多情的群体,又成为民众的代表;另一方面,女性被塑造成封建礼制的牺牲品,是"奴隶的奴隶",因而,女性的生存状况便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将女性从家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赋予其自由平等的人性便具有了正当性。     

学术与政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围绕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展开的论辩,与泰国改国名造成中国西南边疆的危机感紧密相关。傅斯年、顾颉刚鉴于当时背景,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内部不应再析出什么"民族"及使用"民族"一词,也不要以各"民族"之名做研究,以免造成分离危机。费孝通和一些南方学者从民族学的学科立场出发,坚持"中华民族"应该包括西南边疆诸族,民族研究不会弱化各族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还有益于民族政策的制定,学术与政治可以有机合一。     

论大足宝顶石刻的一些特点

早在1945年,杨家骆、顾颉刚、马衡等十几位专家曾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对四川大足的石刻进行了调查。当时除在报端公布外,并编印了一本"大足石刻图征"。这是近代比较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大足石刻的开始。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保护我国古代历史文物,对各地重要的石窟都先后加     

试析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

方志学是顾颉刚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一生热衷收集和阅读地方志,并自觉在史学研究中积极使用地方志。他对方志的定义和功用等问题都表达过自己的看法。顾颉刚一生多次主持和参与修志,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顾颉刚还采取诸多措施推动方志学发展,如在《禹贡》大量刊发方志学方面的论文,大力推荐一些方志著作使其得以出版。顾颉刚还引导和扶持一些青年学者投入方志学研究,在大学开设方志学课程,积极培养方志学人才,并提出系统完整的方志理论研究方案。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古史辨”关联发覆

顾颉刚的沿革地理研究与其"古史辨"宗旨一脉相承。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对古代地理问题的征实性考证,并非转向"建设"或"释古"的表现,而是其辨伪视角在历史演进方法基础上的调整,即顾颉刚研究沿革地理,乃是要利用比此前所用思想、观念等历史演进系统,更为客观可靠的古代地理知识为依据,来拆解传统古史说与客观上古史的关联,进一步坐实其战国、秦、汉造伪说。围绕顾颉刚及"古史辨"而出现的诸如"破坏"、"建设"、"疑古"、"释古"等概念,都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不宜仅取其字面意思随意使用。     

“始善终隙”:顾颉刚与胡适关系再审视

顾颉刚与胡适在学术上结缘,与当时中国学制转型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前期,他们在学术事业上相得益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首先在治学理念上出现分歧,后才发生古史分歧。1930年前后,中国古史学、考古学的发展,造成了胡适古史观转变,使得二人发生了诸多古史分歧。但其中两次公开争辩,则带有各自的主观动机。1930年后,二人渐行渐远。其间,傅斯年的阴影和担心胡、顾关系破裂的危机感,始终困扰着顾颉刚。1949年分别时,疏远已成事实。在政治运动中,顾颉刚最初只为澄清"疏远"的事实,而随后的政治压力与学术思想的变化,则使他对胡适逐渐淡漠。但是,不能确知胡适由"善"转"隙"的原委,成了他晚年的一个心结。     

"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

一般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与"释古"两条学术路向分别代表了破坏古史和重建古史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一看法大体成立。但二者在观念上也有不少相通乃至相同的地方。一方面,"重建派"学者在研究中也运用了与顾颉刚非常相似的"层累说"观察古史的构成,而历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更成为贯穿"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另一方面,"疑古派"在辨伪过程中也发展出来一些与"重建派"非常相似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观念,但因其给人留下的"破坏"的形象过强而被忽视了。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史料学的层面,它的现代性似乎主要体现在顾颉刚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尤其是其不确定性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谦卑的态度上。搁置历史本体、着重于古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层累构成说”标明了顾颉刚经验主义的知识立场。而在普遍的知识论意义上,从怀疑古史记录到怀疑全部历史记录,顾颉刚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与“神话”的性质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