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衍历议》与今本《竹书纪年》

关于夏商周历代各王的在位年数及干支， 今本 《竹书纪年》较古本增加了很多记载。所增数值主要取自唐代的 《大衍历议》。由于 《大衍历议》与今本 《竹书纪年》所记三代积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系统， 今本 《竹书纪年》的编者不谙历数， 误用 《大衍历议》的岁名干支， 故而格难通。     

《古本竹书纪年》西周年代的五个时段及年数推求

本文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佚文并参考其他可靠资料,推求《古本》所记西周年代的５个时段的年限,即：１．文王受命一武王伐商１８或２０年,２．武王克商一昭王８０或８２年,３．穆王恭王６６或６４年,４．■王一厉王５８年,５．共和以后７１年,以及未知王年诸王的大概年限,为进一步研究确定西周诸王王年提供了一个参考系。同时据鲁公年数加以参证,并对《史记·周本纪》所记厉王王年提出质疑,将《古本竹书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所记的西周王年加以比较。     

百年来《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研究述评

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葬出土了大量古书,《竹书纪年》即是其一。《竹书纪年》记载了五帝夏商周的历史,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竹书纪年》在晋唐时期是完整的十三卷本,宋元时期若存若亡,明代出现完整的二卷本。明清以来的学者称十三卷本为“古本”,二卷本为“今本”或“近本”。究其缘由,中外学者进行长期的研究,涉及到《竹书纪年》的版本、源流、真伪、价值等问题,其中,《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成为争论的焦点。百年来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较之明清学者有较大的进步。所以,总结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分析成绩与不足,有利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西周武王纪年上文献历日与天文历表出现完全合历

笔者对《(魏)公簋》铭文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等是统一的纪年系统.于是,笔者把《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等放在一起进行历法上的研究,并且用夏历拟合,结果发现在西周武王纪年上,其年份、月份、日、干支、月朔、季节气候皆与天文历表相合.     

西周列王纪年的构拟——宣王元年即BC826年方案

本文以西周金文和少量文献记载的历日为资料,以既生霸约等于初二到十四、既望约等于十五到二十五、既死霸约等于二十五到下月一日的月相说;以初吉约等于数九的假说,以青铜器类型学成果为基础构拟了周代自武王到平王的纪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公元前826年(而不是公认的公元前827年)为宣王元年,这一点能够得到古本《竹书纪年》的支持.     

王国维先生之《竹书纪年》研究平议

《竹书纪年》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由魏人所编纂的通代编年体史书,叙事上起夏商,下迄魏襄王二十年(-299),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原书西晋初年出土,经过多次整理,曾有多种不同的整理本。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其书或隐或显;前人引用,文字也颇多异同。清代以后,学者们开始怀疑世传《竹书纪年》已非汲冢原书,而是明人伪造。清道光中,朱右曾开始从古书中辑录《竹书纪年》文字,编为《汲冢纪年存真》,以与世传之本相区别,后人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而世传之本,则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1917年,王国维先生对朱书进行校证,出版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同时,为了证明世传之本为伪书,又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先生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当作古籍辨伪的典型案例,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大影响。重新梳理《竹书纪年》的整理与流传情况以及对王国维先生的研究进行讨论,是一件颇具文献学意义的工作。     

战国楚年辩证

司马迁《史记》关于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历史纪年,有许多自相矛盾、混乱不清的错误。这些错误中有的属于系统性的误差,有的属于个别性的误记。如齐桓公午的在位年数,《史记》中的《田敬仲完世家》和《六国年表》均作六年,面《竹书纪年》作十八年,但青铜器《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有齐桓公午十四年的事。这说明,“《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史记》关于齐桓公午的在位年数存在着少记十二年的系统误差。又如,《史记》中的《秦本纪》和《六国年     

西周年代辨析

《史记·用本纪》里,有刘家裴妇转引《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257年”的一条注释。范文澜、郭沫若等史家皆以此条为准,认为西周的总年数是257年。但是．查证《竹中纪年》的原文是：“武王灭殷岁在庚寅,24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257年;共281年。自武王元年已卯,至幽王庚午,292年”。两者对照．袋烟没有读通此条,又是意引,删节过多,造成错误。很明显,原文说的是：武王灭殷的第24年下幽王亡年是257年,武王灭殷的这一年至幽五亡年是281年,武王元年至幽工亡年是292年。仔细考究起来．原文也有四处小错误：1．庚寅…     

《古本竹书纪年》与西周年代

《古本竹书纪年》，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它的原始全貌，但在经过前代学者的艰苦努力所作的辑本中，仍然有非常珍贵的资料。对于西周年代的构拟，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一《古本竹书纪年》的可信性应当大大超过汉以前的其它记载。第一，它是先秦时代留下的资料，不同于汉代或...     

西周年代考辨

本文综述了自刘歆以来至当代学者关于西周年代的研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西周年代考订要将史料和方法恰当结合起来;必须强调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史料,特别是古本《竹书纪年》的西周积年和铜器的历日。文章分析了学者们在考辨年代上的失误,在近年殷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周历建申说,并把它全面应用于铜器历谱。本谱做到了既不改动铜器的历日又不违反考古学的铜器分期。     

评《三皇五帝史断代》

董立章《三皇五帝史断代》一书的立论难以令人信服,其对“疑古派”的批判无法令人接受,书中为证明自己观点堆砌的许多材料也是靠不住的。     

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

治所作为行政区域的核心,其设置或迁徙过程中所考虑的问题和由此反映的政治理念,无疑也是当时行政区划建设思想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历史上政区治所迁徙的研究比较薄弱,对于清代政区治所迁徙到目前尚无人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详细探究有清一代的省会、府、厅、州、县等主要政区治所的迁徙及其发生原因,来研究清朝行政机构治所设置的指导思想和规律,总结治所迁徙的各种具体原因。     

尼雅遗址行政区划复原

尼雅遗址出土佉卢文书中的大部分已得到转写和译释。根据对其记录内容、年代与出土地点(遗迹群)组 合关系的分析,可以大致地复原尼雅遗址在佉卢文时代——鄯善国凯度多州时期的行政区划及其所对应的遗迹(群)和 遗迹区。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的近代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研究

通商口岸制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近代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格局和区域经济差异等内容,可以利用当代经济地理学、GIS技术、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结合历史数据进行考察。近代中国一百多个通商口岸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沿海、沿江、边疆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为现代化提供了条件,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张,也重构了中国的经济区域。为探究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影响下的经济区域变化,首先对通商口岸体系子口税贸易在地理空间分布进行探讨,初步界定一些较大通商口岸的影响区域,进而通过数量化和GIS方法,特别是使用空间交互模型得出结论。通商口岸体系是区域经济现代化的代表和系统性的研究对象,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可对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区划提供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参考。     

清儒补三国地理志成就探析

清人补三国地理志者,有洪亮吉、谢钟英、吴增仅三家。总体来说,洪氏草创规模,缺陷最大;谢氏较洪氏有很大改善和进步;吴氏后来居上,成就斐然,且独创前表后考、按时分栏的"地理表"体例。综观三人成果,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基本复原了三国时期的政区情况。     

凹穴岩画的分期与断代--中国史前艺术研究之一

“凹穴”是指岩刻画中(petroglyphs)以研磨法制作于岩石表面上的坑状杯形(cups)图案。这种图案大小不一．一般在2～20cm之间;深浅各异,一般在2～6cm,其横剖面大抵为锅底形。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岩画主题,而且是世界性早期岩画的主题,特别是在亚、欧、美三个州     

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

清代的省级建制,是由督抚藩臬等职官共同组成的行政实体,牵涉地方军民财赋等多方面的建设。江南省之分治,安徽、江苏两省之最后形成,是一始于顺治、终于乾隆的漫长动态过程。但其分治大局,于康熙四年十一月(1666年初)凤阳巡抚正式裁撤,其所辖府州分隶安徽、江宁两巡抚后即已确定。其后安徽、江苏藩、臬两司的调整,均系为适应这一格局而作出的"微调"。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又有变更两省疆域的建议或建立新省的举措,乃是其体制未能完全"允协"的余波。     

对马克思分工-阶级理论的再解读

长期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阶级的划分;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这样一种理论模式。现在,人们发现运用这种理论模式解释历史和现实都遇到众多的困难,于是出现了要求用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代替阶级分析理论的呼声。这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作教条式误读引起的不良后果。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本是一种“分工—阶级理论”,按照这样的理论,就应把阶级视为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分工体系中处在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因而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拥有不同的占有或支配权利、并因而具有不同的思想和行为取向的社会集团。运用这样的分工—阶级理论分析历史和现实社会的阶级、阶层及其相互关系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变迁,才能看清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和必然趋势。     

关于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的几点思考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新时期的历史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如何对新时期做出科学的阶段划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首要问题。理论界对新时期的概念、新时期的上下限、历史阶段的具体划分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架构中国特色的历史分期理论体系,对中国史学乃至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理论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对新时期的历史做出阶段性的划分,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要把新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生动展现出来,还要进行认真的、大量的理论和史料准备,进行艰苦的、深入的研究和论证,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