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周行”“周道”辨

《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1期,发表了张清常先生的《上古汉语的SOV语序及定语后置》一文,列举了相当数量的不同类型的汉语中的SOV（主语+宾语+动词）语序（包括OV语序）和modified—modifier（中心语+修饰语）语序的例子,来进一步印证汉、藏语言间的亲缘关系。这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汉藏语系,了解、研究汉语早期的语序形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颇具启发性。但赞赏之余,稍感遗憾的是,有些例子略欠斟酌,选释得不够妥当。本文就是想对其中“周行”、“周道”的解释谈点不同看法,并对古注做些分析。我想这绝不影响张先生整个文章的说服力和观点的。     

甲骨文"月比斗"的历日推算

经吉林大学姚孝遂先生考证发现,在殷商甲骨卜辞中,有一些是关于“月比斗”天象的记载。本文根据卜辞中的日干支,对其记录的大致年代进行了椎测,并对一些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说《诗经》所咏的“周道”

<正>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因为先秦史籍的缺乏,也使其成为研究当时历史地理的一部珍贵文献资料。例如《诗经》有关“周道”的记载,就清楚地展现了当时的陆路交通情况。西周王朝为了控制各邦国,以京畿为中心修造了许多宽广平直的大道,在     

再谈铁柱万寿宫的"祖庭"地位--答章文焕先生

章焕先生是我所景慕的学之一,虽一直未能晤面,但从有关资料早悉先生于万寿宫之研究着力甚多,卓有建树,故心仪久之。近日奉读2001年2月6日《光华时报》章先生大作《移址重建,振兴江西》。中第3、4两节,不指名引述了拙《万寿宫“选址”之争说明了什么》(载2000年12月26日《都市消费报》第6、7版)一中的某些论述,予以质询,至少有数处提出“不知根据何书”。读后颇多启发与感触。、     

"鲜卑山"考源

一、关于“鲜卑山”的几个问题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米文平先生经过长期查访和研究,终于找到了鲜卑拓跋氏在《魏书》中记载的“旧墟石室”“嘎仙洞”,用他自己的话说：“石室的发现,结束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拓跋鲜卑发源地和大鲜卑山方位的争论,解决了北方民族史上多年未决的一桩学术公案.”陈连开先生也评价道,鲜卑“嘎仙洞”的发现,“解答了史学上一个千古之谜”,是“鲜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2的确如此,鲜卑“旧墟石室”的发现不仅为鲜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坐标,同时为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     

"掷珓"习俗补证

《民俗研究》2002年第4期发表了曲文军先生的《“掷珓”习俗考》。曲先生从书证方面进行了考证,读后很受教益,本人愿就家乡江苏如东县“掷珓”习俗做一补充。     

释"自扑"及相关词语

“自扑”及相关的词语“举身自扑”、“婉（宛）转自扑”在汉译佛典和敦煌变文中频繁出现,但有关辞书未收这些词条并作出解释。对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调查有关语料,对其进行探讨和解释。     

突地考

在考察沙州、新疆发现的吐蕃写本简牍时,我们经常遇到一个与地亩有关的概念“dor”。那么,什么是“dor”呢?把这个时期的汉文文书与已有的藏文文书译本对照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概念背后存在着有待探明的事实。早在1956年,山本达郎先生在刊布斯坦因汉文卷子中若干有关地亩的文书时,就使人们注意到一个与地亩有关穾的“”字。近年,池田温先生将此字转写为“突”,并认定它就是吐蕃文书中的“dor”。这个发现是十分重要的。最近,王尧先生又据包括1973年新发现与“dor”有关的简牍在内的全部现存新疆藏文简牍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这些,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有关文书极具启发。     

"近代西方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近代西方文明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理事会”于2007年7月25日至27日在长春召开。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理事们除了就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和决定外,与会人员主要就一些有关近代西方文明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和讨论。     

卢作孚和他的“教育救国”简

2013年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中国船王”卢作孚先生诞辰120周年,海内外出现一股前所未有的“重新发现卢作孚”热潮,卢作孚先生生前的观点,都被一一加以重新研究、探讨,乃至重新认识。这其中,卢作孚先生提出的“教育救国”理念成为这些研究中的热点,尤其是“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重视。为了进一步理解这句名言的深远含义,本刊特约记者贾晓明走访了卢作孚先生的长孙女、散文作家卢晓蓉女士和她的先生、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严家炎教授．向他们两位请教关于卢作孚先生与教育之间的诸多话题。     

湖北的"寄死窑"与胶东半岛的"模子坟"

近日读了刘守华先生《走进“寄死窑”》一文,因其与胶东半岛的某些传说故事及风俗有些相似,特叙述如下,不当之处,请各位先生指正。     

试析"盈"字款瓷器

自1957年冯先铭先生在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首次发现“盈”字款瓷器以来,这种题款的瓷器就常有出土,迄今已有一定量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邢窑考古的成果,对“盈”字款瓷器的研究也渐趋深入。若干关于“盈”字款瓷器的看法已触及当时瓷器生产或消费的形式与性质,这正是当前陶瓷考古探索中颇受关注的。本文拟就“盈”字款瓷器的发现及其年代、盛唐之后的邢窑发展、“盈”字款瓷器与“大盈库”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梳理,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巴蜀"胡人"图像札记

四川、重庆两地汉墓陆续出土几种类型之“胡人”或日“非华夏族”图像,过去之研究有所涉及,以为与佛教早期传播有关。本文试对此类图像资料加以分析,讨论其主要发现情况及一般表现形式、“胡人”图像研究之核心问题（图像辨认与身份鉴定）、“胡人”与“胡人”图像之间关系以及巴蜀地区“胡人”图像之特征等。     

新石器时代"泾渭文化区" 的类型学划分

近年来本人潜心于西北地区远古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甘肃省境内古文化的区分、与邻省同区系文化的发展序列等进行了更进一步地对比研究,发现仅甘肃境内就可划分出不同时期的好几个文化圈(区),如甘肃东南部的新石器时代,就可划分为二至三个文化圈,即文化区系。杨亚长先生在1998年《考古与文物》4期中所说的“华渭文化区”就属其中之一,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

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一段自述向存争议,其所涉及的古典与今典,迄今尚乏共识。遵从陈先生自定的标准,要确定其所用何典,目前似不可能;其全句的准确意思,或亦不必“论定”。但仍可钩稽相关论述,借诠释此语之机,探索其思想学说,期对其治学处身之道,有稍进一步的“了解之同情”。从其对中西体用关系的处理,可看出他关于“国粹”的开放观念。他一生基本研究中国历史上文化碰撞和文化竞争明显的时代和议题,以“法后王”的取向,作“古为今用”之尝试,希望能对当代中外文化融合有所推进,体现出一个学人极有分寸的“爱国济世”之苦心。     

战后日本自民党社会统合能力分析--于政治体系的系统输入一侧

复旦大学林尚立先生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是对战后日本政党政治,尤其是对自民党“一党独大”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力作。但书中有关日本自民党社会统合作用的论述只言及自民党在政治体系的系统输出一侧的社会统合战略,忽视了自民党在政治系统输入一侧的社会统合功能。本文借林尚立先生的这一论述缺欠,指出了这一问题在日本政治研究中的普遍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西方政治体系、政治系统理论中政党统合功能的相关论述,对日本自民党在政治系统输入一侧的社会统合能力及其根源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     

吐鲁番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的性质与发展

吐鲁番古墓出土了几十件随葬衣物疏,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相关社会意识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目前为止,专门研究这些随葬衣物疏的论文并不多,笔者所见,仅有马雍先生的《吐鲁番的“白雀元年衣物券”》,侯灿先生的《吐鲁番晋——唐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综考》和郑学檬先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随葬衣物疏”初探》等几篇。另外,与本论题内容相关的还有黄烈先生的《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箓》一文。 在如何理解这些随葬衣物疏的性质问题上,以上诸先生的观点并不一致。黄烈先生认为:“十六国高昌时     

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有关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于宋初国家走向文治的导向意义,为历来的治史者和读史者着意阐发。对于与此导向相关的一些说法,我们既要注意其话语,又须把握其寓意;既要注意其说法,又须观察其做法,方能将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事实上,宋初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     

试论六朝时期的邸

关于“邸”,前辈学者多有述及,如王国维、唐长孺、张弓等先生都对此做过较为细致的分析,在当代学者所撰写的论文中也有所涉及。但是对六朝时期各种“邸”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对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并对有关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早在汉朝时,历史文献中就有了邸的明确记载。这时候的邸主要分为蛮夷邸与郡国邸两种,是西汉在长安设置的接待四夷蕃客和入京诸侯的专门机构(王静:《汉代蛮夷邸论考》;《史学月刊》2000 年第 3 期)。唐长孺先生还认为一般的乡人有的也可以寄食邸中;而且到了东汉以后,邸的名称更为推广,至迟在东汉末年市上的…     

故宫博物院藏《清拓唐李阳冰篆书"听松"册》相关问题考述

《清拓唐李阳冰篆书“听松”册》原为清代金石学家黄易旧藏拓本,后转入朱翼盦先生欧斋,由朱先生家属捐赠后调拨至故宫博物院保藏至今。拓本出自惠山寺听松石床原石,附有翁方纲观跋、黄易题跋和藏印,又经多位名人鉴赏收藏,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与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根据相关文献及文物与题跋比对,尝试梳理拓本的概况、流传、鉴藏等问题,对不同的说法进行补充考述,并通过辨析黄易首次登临惠山亲访古刻的时间,说明本册黄易题跋记载的真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