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衡官考

正汉代有衡官,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和东汉灵帝时(168～189)的《西狭颂》、《郙阁颂》。关于衡官的职掌,《汉书·百官公卿表》并无详细记载。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里联系东汉的《耿勋碑》、《西狭颂》的记载指出~([1]):衡官亦兼管一部分铸钱事。汉武都太守耿勋碑云:"又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兴利无极。"故李翕西狭颂,武都郡有衡官掾及衡官有秩。可以证明衡官在武都是专主铸钱事宜,仍沿用水衡都尉之衡官名称。此说颇为人所信。如裘锡圭先生在《啬夫初探》一文里认为"(陈)说似可从"~([2]),朱活先生在《居延简耿勋碑与东汉币制》一文里也说:"陈氏所释甚得其谛。唯误碑文‘铜官’为‘铜山’,此微疵耳。"~([3])其实,陈直先生的说法恐怕是有问题的。从上引那段话不难看出,他认为《西狭颂》里武都郡的"衡官",是《耿勋碑》里主管"开故道铜山,铸作钱器"的机构,故而提出     

汉长安城遗址发现裸体陶俑

1980年6月,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七七级同学在汉长安城遗址西北部进行调查时,于六村堡东南数十米的菜地中采集到男女裸体陶俑等汉代遗物。这一带地处汉未央宫遗址西北,历来多出汉代陶俑,陶范,残品往往堆积路旁池畔。陈直先生认为这里是汉代制造陶俑作坊的遗址。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程大昌     

“温明”不是“秘器”

顷读《文物》1987年第7期载裘锡圭先生文,他认为汉墓所出漆面罩应称"秘器",亦即"温明秘器"。按以温明混同于秘器,始自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六"温明"条,系据《汉纪》立论。王氏好执《汉纪》以攻《汉书》,屡有所失。如改《汉书·淮南王安传》之"离骚传"为"离骚傅(赋)",即系缘《汉纪》而致误,杨树达先生辨之甚核(见《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且王氏于汉代棺具、敛具未曾寓目,情况容有所未察。近来连年发掘汉代大墓,棺具、敛具之定名问题确有实际意义。因略陈管见,请裘先生与读者正之。     

《汉书》旧注辨证

自汉桓以降,注《汉书》者不下数十家,其中唐代颜师古作《汉书注》,博采众说,匡谬补阙,号为班氏功臣。清代王先谦为《汉书补注》旁搜远绍,采摭剪裁,近于完备。近人又有杨树达《汉书窥管》、吴恂《汉书注商》、陈直《汉书新证》等,亦各有新义。然《汉书》蕴义宏深,文词古奥,旧注成绩卓著,亦间有疏略之处。愚于研读旧注之余,不揣浅陋,试为《<汉书>旧注辨证》,今摘取数例,就正于方家。     

《陈直先生纪念文集》简介

《陈直先生纪念之集》(以下简《称文集》),已经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陈直先生(1901—1980),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生前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教研室与秦汉历史研究室主任,西安市文管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社联及史学社顾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筹备小组组长等职,在国内外学术界亨有崇高威望。其治学直接师承清代朴学的传统,亦深受王国维近代考据学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提出了“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使考古为历史服务”的学术主张,并积极倡导“搞人民史”“搞手工业史”。一生著述丰富,已出版的专著有《汉书新征》、《史记新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三辅黄图校证》、《摹庐丛著七种》、《居延汉简研究》、《文史考古论丛》等多种。为了纪念、缅怀这位对民     

张籍《节妇吟》的本事及异文

<正>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有一条关于张籍和《节妇吟》的材料:"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司道当为李师古之讹。"并注明其依据是卞孝萱先生的《张籍简谱》。     

《摹庐藏瓦》题识辑存

前言《摹庐藏瓦》,先师陈直先生撰,为未刊遗稿。陈直字进宦,又作进宜,号摹庐,别号弄瓦翁,江苏镇江人。我国著名秦汉史专家和考古学专家,也是系统整理和总结关中秦汉瓦当的第一人。 1940年9月,为了躲避日寇,不任伪职,陈直先生从江苏东台辗转来到西安。他     

内蒙古伊盟出土三方汉代官印

1973年,内蒙古文物队在伊克昭盟征集到汉代官印三方,对研究汉代我国内蒙地区政治经济情况及民族关系有一定价值。一 "西河农令"印出土于杭锦旗霍洛柴登公社一座汉城遗址内。阴文篆字(图一),桥纽,边长2.35、身高0.8、通高1.75厘米。西河郡设置于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汉书·食货志》:"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是西河农官的设置,与张掖、酒泉郡的设置时间相当。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前121年)     

汉茂陵出土的西汉“中私官”铜钟

陕西省博物馆收藏西汉"太初二年"(前103年)铸造的"中私官"铜钟贰件,是1953年在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这两件铜钟,除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一书中曾简略地提过"1953年5月茂陵附近出土‘中私官’铜钟,太初二年造"外,对此器尚未有过详细的介绍。这两件铜钟对研究西汉历史、官制、冶金工艺以及度量衡     

《汉书古今人表疏证》订误

壬利器、王贞珉先生《汉书古今人表疏证》一书是人表研究资料最详备的集成性专,具有学术工具书的重要意义。本主要订正了其中曹郄时、粱卜昭父、后夔玄妻等几条出处错误,果 手、厚成子、鲍国、祝佗父等几处断句错误,以及荡泽子山的人名标号错误。     

《关于几方汉印的考释》一文的商榷

《关于几方汉印的考释》(以下简称《考释》),载《文博》杂志1984年创刊号。文中对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几方铜印作了介绍,结合印文对汉代一部分官职及其设置沿革作了考证。在考证中有一些还有补充和讨论的必要,本文拟对其中的部分考证提出几点浅陋之见。既为汉印,故只论及汉代官职。一、“都尉之印章”《考释》认为此印属西汉时,这一点是正确的。此印印文为五字,且印章二字并用,更有时代特点。按《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颜师古注:“张晏曰:汉据土德,上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之印文不足五     

重读侯外庐同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一)侯外庐先生已于1987年9月病逝于北京。他的自叙传《韧的追求》表明了他一生坚韧不拔的性格,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和历史研究上的成就。他不愧是我国有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抗战期间我幸而以赵纪彬先生的介绍,获读他的这本著作(本名《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对我的启发很大。1950年我应侯老邀聘,来到西北工作,更得朝夕相从、讨论学问的机会。他曾经嘱我和陈直先生为他校对甲金文和文献材料,他自已也动手修改文字。后来他奉调赴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另有一群同志帮助他整理这本著作和其他著作的出版。十年动乱期间,他遭到野心家们的打击而病倒了,但仍坚持着工作。     

颜师古《汉书注》“抄袭旧注”说之再检讨

在学术史上,唐代颜师古的《汉书注》在倍受后人推崇的同时,也为部分学者所深相诟病。人们不断发现某些题为"师古曰"的《汉书》注文,实际上是其他《汉书》注家的成果,从而据此认定颜师古注《汉书》时曾"抄袭"他人注解。对此,指责者颇多,而证之最详,持之最力者,当为杨明照先生,其著有《汉书颜注发覆》一文。但批评颜师古"抄袭"的学者多忽视了颜注《汉书》在经历唐代长期手抄流传,及宋代以来屡经校订、刊刻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在当今通行的中华书局本《汉书》校勘记中便收集到不少误改、误衍"师古曰"的注文,并据此推测被后人指责为"抄袭"的《汉书》颜师古注文,很可能多是后人不断增补、改写的结果,颜师古似不当为此种"抄袭"负责。     

汉灵关道辨证

《史记》、《汉书》都记载了司马相如通灵关道一事.由于文宇过份简略,它的走向,起止经由,给人只是一点徜徉迷离的印象.东汉注《汉书》的各家,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解.三国曹魏博士张揖注《汉书·司马相如传》在“通灵关山道”下出注说:“凿开灵山道,置灵道县”.肯定相如通的灵关道在汉代越(?)郡的灵关道(县).元朝的胡三省给《通鉴》作《音注》时,注意到     

古代合浦郡治考辨

文章对古代合浦郡治进行考辨。主要依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及历代名家注释,论证汉代合浦郡治今浦北县泉水镇旧州村,指出"合浦郡初治徐闻""汉代合浦郡治今合浦县廉州镇"二异说的错误。     

诸葛祚诸葛恭铜印及相关问题

邓之诚先生著《骨董琐记全编》“诸葛恭铜印”一节写道:“予旧藏铜印白文‘金丹’二字,款镌诸葛恭,不悉何许人。后读娄县陆于东文启诗序云:芜湖人诸葛永年,名祚,能镌铜章,炼铜炼钢,皆自为之。精其业已三世,外人莫之传也。然则恭殆祚之上世欤?”俞剑华先生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其中有诸葛祚辞条“一作胙,误。字永年,一作子伦。乾隆时安徽芜湖人。能镌铜章,炼铜炼钢皆自为之。世精其业,不传外人”。其资料来源注明为《梦窗小牍》、《骨董琐记》、《广印人传》。从内容看,没有增加多少新资料,基本延袭旧说。1980年,方去疾先生编著的《明清…     

朱元璋的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

一从朱元璋偏爱《汉书》看他对刘邦的崇拜明太祖朱元璋喜欢读史论史。他所读的主要是正史,如《史记》、《汉书》、《晋书》、《唐书》、《宋史》、《元史》、《春秋》、《通鉴》、《唐太宗帝范》等。他读得最多的是《汉书》,《明实录·太祖实录》直接记载的就有8次,与臣下讨论汉史的则有41次之多。朱元璋读《汉书》的时间很长,从元至正二十四年一直到洪武末年,可谓是活到老,读到老。他不仅自己读,还把它推荐给臣下。当元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郭云被擒后,朱元璋“观其状貌奇伟,命释之。时     

由《春秋》纯儒而“益世”儒宗--《汉书》对董仲舒武帝朝地位的重构

《史记》中的董仲舒不过是专治《春秋》的纯儒,而这一认识在《汉书》中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在武帝朝并未被过于重视的《春秋》纯儒董仲舒,随着汉代政治形势及学术倾向的变化,至元帝时地位已经远远高于武帝时期。至刘向时董仲舒始被鼓吹为对武帝朝政治有重大影响的儒宗。班固接受了刘向的说法,并为使得董仲舒符合两汉的儒宗标准而刻意通过种种手段提高了他在武帝朝的政治参与度,于是董仲舒从《史记》的纯儒一变而为《汉书》中"于世有益"的儒宗。     

《晋徐美人墓石考释》补说

在《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1期所发表陈直先生的《晋徐美人墓石考释》一文内,对该墓石所记“(徐)美人以元康七年岁在丁巳七月寝疾……厥年七十八,以八年岁在戊午,四月丁酉朔,廿有四日丙□,直平戊时丧殒。”考释说:“元康八年四月为丁酉朔,二十日当为丙辰,墓石误书为二十四日丙□”。陈直先生此处的干支朔日考释是有着商讨余地的,今试说拙见如下: 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晋“元康八年戊午,四月癸酉朔”:可知“徐美人墓石”所书“四月丁酉朔”是错误的。应该指出,     

“纪念陈登原、陈直先生学术座谈会”综述

陈登原、陈直二位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已故著名历史学家。为了缅怀他们杰出的史学成就以及为西北大学历史学科发展所做出的贡献,2012年10月17日,“纪念陈登原、陈直先生学术座谈会”在西北大学召开。此次盛会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浙江古籍出版社、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兵马俑博物馆以及西北大学等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陈登原、陈直先生的亲属出席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