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法国农奴制的瓦解

农奴制是中世纪西欧社会一项普遍的社会制度,曾广泛存在于西欧社会。法国的农奴制在中世纪西欧各国中更具有典型性。12世纪,由于垦荒运动的发展、地租形式的变化及法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等原因,法国的农奴制开始走向瓦解。16世纪,法国农奴制瓦解速度放缓,其瓦解并不彻底。残余的农奴制也影响近代法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关于中世纪德意志“二期农奴制”的几个问题

中世纪晚期,西欧许多农业地区因商品经济的介入而松动了封建关系,并进一步瓦解了农奴制。与西欧其它地区相比,德意志的农产品较早地加入了商品交易中。这是因为早在13世纪德意志就普遍实行了土地的租佃制,农村中有相当一批的个体自由农民。但是,随着粮食贸易的扩大,尤其是粮食贸易加入到远程贸易的交往中后,德意志农村的社会却向着与西欧其它地区相反的方向发展。大领地制更加巩固,自由农民原有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沉重的劳役重又强加在农民的身上,这些都大大推迟了德意志实现农业资本主义的进程。这种历史现象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二期农奴制”。“二期农奴制”的产生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是由多方面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浅析西欧农奴制的核心标志

农奴制在西欧中世纪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学习和研究中世纪史的重点之一。农奴制的核心标志是服劳役,这是农奴区别于自由人的关键所在。本文主要从何为农奴制,农奴制的核心标志及其判断依据展开论述,从而进一步明确对西欧农奴制的理解。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俄国农奴制的剥削程度新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俄国农奴制的主要剥削形式是代役制和劳役制。根据对劳役制下农民份地与地主自营地的数量变化和相互比例、农民为地主服劳役的时间的分析,以及对代役制下农民的各项租税及其农副业收入的变化的辨析,可以发现,虽然因为地主数量的增长、地主经济的扩张、地主消费和债务规模的扩大,农奴制的剥削程度确实有所提高,但由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面临着一系列的约束,因此这种剥削程度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沉重。1861年前,农奴制经济并未丧失发展潜力,农奴制经济危机并非是衰退性危机,而是结构性危机和转型危机。正是这种结构性危机和战争失败后的国家政治危机,最终导致了19世纪中期沙皇政府废除农奴制。     

关于东欧“再版农奴制”的几个问题

十四、十五世纪时,全欧洲经济发展的趋势大致相同。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主对农民的剥削形式,由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转为货币地租。农民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逐渐扩大。封建主的自营地逐渐减少,绝大部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这种土地制度称为领地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曾经提出:“农奴制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几     

西欧农奴制初探

对于西欧的农奴制,国外已经进行过长期详尽的研究。但西方学者大多是从法权、制度的角度研究它的,很少从生产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考察,因而有些问题不清楚。可是如果我们忽略了法律现象,也不能对它作出深刻说明。因为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之下,“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     

欧洲中世纪领主与农民的收入变化

中世纪欧洲领主和农民的收入变化受制于人口和经济因素、庄园制和农奴制等体制性因素。人口和经济因素影响着土地持有、粮价、工资和地租等的变动,庄园制和农奴制使中世纪大地产放弃了古代不持有土地和无偿劳动的奴隶制的剥削方式,而授与农民份地并向其征收地租和税金。大致说,中世纪早中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上行导致领主收入增加和农民收入减少,而中世纪晚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下行则促使领主收入减少和农民收入增加。总的说,中世纪大地产上佃农的土地持有以及缴纳地租和税金是有法可依的,蛮族法典、土地登录簿和惯例书等组成的习惯法旨在将领主对农民剥削的种类和数量固定化和精确化,领主和农民均可以此为依据维护自己的利益。习惯法的出现不是领主恩赐的结果,而是植根于日尔曼人有关法律是人民制定的立法模式,以及中世纪农民对领主长达几个世纪坚持不懈的抗争。     

马克思恩格斯农奴制理论的再认识

本文从农奴制生产方式不仅存在于封建社会、欧洲农奴制的起源、特点、解体和东欧的“二次农奴制”等五个方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加以综合和分析.     

浅析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衰落

本文分析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衰落,首先提及英格兰农奴制存在状态,农奴是不自由群体,农奴制是束缚农奴的枷锁,农奴们终要冲破藩篱走向自由。12世纪末期开始,农奴摆脱农奴制的斗争经常发生。本文从以下方面分析英格兰农奴制衰落:自由地权发展、人口流动、租赁地权、公簿持有制,不动产权。     

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制约因素

英国从11世纪“城市兴起”至18世纪工业革命的7个世纪间,劳动力转移进程缓慢,城市化和工业化成果不及工业革命后一个世纪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政治上封建农奴制阻碍农村人口流动;经济上农业生产力落后,难以将大量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观念上封建传统思想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     

《竹书纪年》与晋唐间的史学

西晋初年出土的《竹书纪年》不但补充了传世文献的记载,更因其内容与儒家经典在叙述与认识上的差异,激发了人们对史学自身的反思。晋唐之际的学者利用《纪年》核准文献、考证史实,同时也引起了关于经史关系、史体史例、疑古证经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究,从而对晋唐间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汉唐受降城与胡汉交融

受降城地处胡汉分界,又为游牧、农耕民族经济交汇之要区,因而在汉唐时期的民族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降城在唐诗及汉唐文献中多有出现,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或战或和的民族关系皆在受降城留下了历史烙印,因而利用唐诗及汉唐文献对其进行考证,以窥当时之民族关系,实有必要。     

张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张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其复杂与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是清末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又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投身辛亥革命的民主战士与同盟会的发起人,是中国国民党著名的元老,因而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革命的老辈”~①。就是这样一个人,在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与破裂的过程中,曾起过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极富典型意义的作用。他先是积极倡导,奔走联络,鼓吹不遗余力;但曾几何时,他又带头发难,肆行破坏,锋芒毕露,变化迅速,前后判若两人。可以说,再没有一个人象张继那样…     

坚守立场 提升品位——贺《史学月刊》50周年

在我孤陋寡闻的印象中,一份学术刊物能坚持50年的,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应称凤毛麟角了。可喜可贺的是,《史学月刊》就是中国学坛上这样卓异的刊物之一。作为长期受惠于《史学月刊》的读者和作者,在这喜庆的日子,应该说点什么呢?我来到学校图书馆,看到的是宽宽一排饱经岁月沧桑的历年杂志,静静地立在期刊阅览室的书架上。将它们一一抽出,摩娑披览,一时间竟感怀良多。从一份省级史学分会内部交换研究心得的通讯,到在国内学术界有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其间的曲折艰难,不说也罢;     

封还词头与北宋的封驳制度

封还词头这一封驳方式发端于唐代,形成于北宋仁宗朝,主要由中书舍人职掌。北宋的封驳制度发展为以中书舍人封还词头为主、给事中封驳为辅的模式,是三省制转变为一省制过程中封驳制度的必然转变。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对于修正人事决策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相较于单一的给事中封驳,无疑也是制度上的进步。但对于封还词头的作用仍不可高估,因为这一行政程序并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决策。     

Hayden White (and the Content and the Form and Everyone Else) at the AHA

The special session at the January 1997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honoring the achievement of Hayden White and examining the impact and influence of his work on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was an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at least to this participant, in many more ways than had been planned or promised. The session itself, albeit fairly routine by the standard of such occasions, seemed to take on a meta-narrative of its own as each of the speakers (not excluding the honoree who was present and participating) confidently spoke at length, proceeding from deep premises which bore no relation to any of the others. My own initial anticipation that this event would produce limited variations on a coherent theme—the impact of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of narrative theory in particular on the practice and self-definition of academic history—turned gradually to rather disconcerted bemusement, especially when my turn came to listen to myself.
My previous engagement to report on the AHA session in a paper for the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at Wesleyan University became an opportunity to confide some of my freshest reactions to the event in a fairly small and very select audience. Narrating the ephemeral metanarrative I perceived as spinning itself out over the blunter facts of the AHA occasion, turned out to be the inner topic of my Wesleyan paper (this present essay), not excluding the mysterious impulses of the audience and the existential atmosphere of the never to be forgotten Princess Ballroom.     

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尽管学术界近来已开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过对于其背后因素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于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的虚弱,在其决策者进行外交运作时,就处处受到来自舆论界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历史特色,通过对当时舆论的考察,就会更深层次地探究北京政府外交的两难境地。笔者在考察时,主要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以上海舆论为核心,以《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为第一手资料。     

论建国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新中国建立前后,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利用到消灭的演变过程,而政策的实施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误的一面,产生失误的主要原因则是认识上出了偏差,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     

The Association of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and the Hunting Mythology of the Caucasus

Written evidence from the hunting folk literature of the Caucasus is presented together with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origin of the unicorn lies in hunting mythology and that remnants of it are to be seen in the figures in "The Lady and the Unicorn" tapestries in F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