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劳动灾害赔偿制度探析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劳动灾害频繁发生,政府开始通过劳工立法规范雇主在灾害赔偿方面的责任。灾害赔偿立法由各行业政府主管部门起草并出台。制度属于现代劳动灾害赔偿制度中的雇主责任制模式。它覆盖工业、矿业、交通业等现代工人。与此时的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标准进行比较,中国制度的赔偿项目齐全,伤病医疗费和伤病期间工资等赔偿标准较高,残废抚恤金和遗族抚恤金则不及。制度虽然实施效果不佳,但这是劳动灾害赔偿首次进入立法,对后来政府的立法有借鉴意义。     

民国北京政府陆军训练总监始末

1915年夏,袁世凯将陆军部军学司、军学编辑局与参谋本部第五局合并,新设陆军训练总监,使之成为中央政府最高军事教育机关,并对该机构的设置及职掌予以明确规定。陆军训练总监秉承袁世凯意图,颁有新教育令和关于慎重军械的谕令,却因时局变化而未得有效实施,以武技术教练所为主要成就的军事教育权的扩张,终究变得虎头蛇尾。袁世凯毙命前后,总监部命令已无多大约束力,在军校生见习方面尤为明显。1917年夏,陆军训练总监裁撤。学术界关于陆军训练总监的研究需要推进。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7),中国红十字会所从事的各项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计分两大部分：一是对于各种兵灾的救赈,包括1913年的“癸丑兵灾”、张家口兵灾;1914年的山东兵灾、皖豫两省兵灾;1916年的护国战事兵灾以及其他各地的兵灾等等。二是对于各种自然灾害的救赈,包括水灾、旱灾、风灾、震灾、火灾、疫灾、荒灾等等。在平时,红会还开展了治病防疫、施医赠药等各种公共卫生活动。中国红十字会的活动表明,慈善是一种社会动力,是调节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奉天国有林的确权与争讼

清末民初,北京政府开始推行国有林制度。这一制度对东北地区既有的林权习惯形成了挑战。晚清东北的森林产权是林地与林木合一的“整体林权”,民间一般以地照和山场税捐凭证作为私有林权的证明。然而,新的国有林制度重构和细分了森林权属,要求将天然森林的林木和民间非业主自种的林木收归国有,由林务局统一发放国有林照。天然林木所有权从森林产权中的单独析出和国有化,导致以往民众享有的私有林地和公共山场中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被剥夺,从而引发了多种类型的林权争讼。在奉天这样一个拥有大量天然森林的区域内,国有林权在私有山场和公共山林中的延伸,不断引发林业讼案,逐渐重塑了本地的产权秩序。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吉林省道级政区行政体制述论

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确立了省道县三级区划的地方行政制度。本文即以吉林省道级行政区为中心,考察了各道行政区划的变迁,各道公署组织结构及其职权的变革,以及道公署的运行体制,总结了道级政区行政体制的特点。     

民国北京政府省级军政机构设置及其人事更迭述论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行省是国家主要地方行政单位.各省最高军政机构的名称经历了从都督府、将军行署、督军署、督理军务善后事宜公署乃至督办军务善后事宜公署的转变.民国初期,这种变更尚听中央号令,而在袁世凯死后,已难步调一致.军政机构的内部机构设置总体上维持了参谋处、副官处及军务、军需、军法、军医4课的设置.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直至北京政府统治结束,只是其内部人员安排始终未能整齐划一.随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演化日趋急剧,各省军事长官的任免完全卷入派系纷争.北京政府的任免令无法保证各省大员的地位,迫使他们只能通过手中掌握军力和政治手腕来维护和巩固所控制的地盘.     

民国北京政府财政部新疆调查员有关新省财税状况的总报告暨意见书

民国北京政府财政部派赴新疆的调查员林竞、谢彬等人经实地调查,拟写了有关新疆租税、公债、泉币、库藏、官产、烟酒公卖各项情形总报告以及对该省田赋、杂税、印花、官产等项意见书,详实反映新疆地方财税情况.     

民国北京政府海界划分问题考察 ——以海界委员会为中心

1921年,在海军部的推动下,民国北京政府设立海界委员会,讨论海界划定及海界相关事项。海界委员会就海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海界划分的原则与方法、各种海域的具体勘划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海界委员会的设立表明,民国北京政府此时已经意识到了海界的重要性。此次海界讨论虽未直接促成民国北京政府颁布领海界线法令,但还是具有积极意义。当然,海界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性会议机构,存在一些局限。     

民国初期中国证券市场初探

民国初期是我国证券市场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颁布实施了《证券交易所法》,建立起比较规范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交易市场跨进了交易所时代。这一方面便利了证券的发行与流通,促进了工商企业的融资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同时,也给北洋政府实施赤字公债政策进行财政盈虚的调节打开了方便之门,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来经济的侵略。     

民国北京政府“导淮委员会”创设中的“权”“利”之争

1922年,上海华洋义赈会拟组设导淮委员会,并请苏、皖、豫军民长官联衔呈咨北京政府准予立案。后由江苏督军齐燮元主导,密电北京政府俯允。北京政府有关部门基于主权、经费等问题进行批驳。半年后,齐燮元复以该案连续致电北京政府,言辞激烈,且将焦点转向“导淮督办”一职。虽然北京政府坚持前议,并有沿淮省份多种力量进行抗争,但受时局、齐燮元权势上升等左右,妥协很快达成：由北京政府设导淮委员会,齐燮元兼任督办。其实,因应派系、地盘之争,齐的真实诉求乃为增辟财源,特别是听闻美国退还巨额庚款予以导淮。然而,庚款的用途主要取决于美国自身利益与认知,并未囿于所谓美国“支持”直系军阀。齐燮元在谋求无果后,直到1925年年初下野,未见其有任何实质性的治淮举措。这一事件,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北京政府后期的政治生态。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劳动立法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发动、组织、领导全国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追求劳动者的经济改良,并于1922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在当时影响甚大的劳动立法运动.对于这一事件,目前仅有刘明达和史兵等学者在研究工人运动史的过程中有所论述,尚未见有专题性研究.在此,笔者不揣浅薄,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劳动立法运动

1922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群众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立法运动。这一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这是中国最早的工人劳动立法运动,在中国革命史、工人运动史和劳动立法史上都有重大意义。     

民国《丰宁县志》初探

民国《丰宁县志》是丰宁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县志,记载了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丰宁地区社会民生、人物故事、风土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对县志内容的整理和挖掘,不仅有助于清末民初丰宁及周边地区地方史相关问题的深化研究,还可为该地区乡土文学、考古、文化遗产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依据,同时有利于地方历史文献的保护与利用。尽管志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足,但不失为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旧志。     

民国图书版权票保护初探

民国图书版权票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在保护中面临着环境恶化,缺乏规章制度及不合理的利用等问题。对民国图书版权票进行保护于文化遗产的传承、民国图书价值的鉴定及民国图书版权票的研究都至关重要。在保护中应逐步开展,在方法上则有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     

史志法立法研究初探

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深入和依法治志的大力推进,史志法立法势在必行,它的出台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实践,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举措,更是地方志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地方志事业快速发展,为史志法立法提供了政治保障、理论支持、实践基础和法律支撑,立法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均已成熟。史志法立法应从立法思路上的时代性、规律性,原则上的合宪性、民主性,框架上的前瞻性、延续性和内容上的针对性、适用性进行考量,力争构筑科学的地方志法律体系。     

论北京政府时期的纸币改革

纸币发行混乱为中国近代币制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从19世纪后半期列强在中国设立银行时起,就无视中国主权,在未经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发行兑换券（即银行券,中国近代习惯称兑换券）,成为中国市场的流通货币。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以后,援照外国章程,发行银元券和银两券,因其携带轻便,交易便利,迅速在市场流通。     

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福利立法初探

社会福利立法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初期。为了解决与工业化发展相伴生的社会问题,发展现代社会福利事业,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规并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事业已在一定程度上步入现代化轨道。但由于立法本身很不完善,立法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弊端,其执行效果与立法的初衷相距甚远。     

清末教育立法初探

1901年1月29日,流亡之中的慈禧太后在西安颁布“变法”上谕,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清末教育立法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目前史学界对清末新政的评价尚存分歧,但不能不承认,清末的教育立法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起了奠基作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清末的教育立法,林林总总,几乎涉及到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与领域。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大方面较具代表性:     

民初北京政府划分国地税研究

辛亥革命后,财政竭蹶的北京政府承袭清政府清理财政的思路,进行以国地税划分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变革。依附于皇权政治的赋税观念的崩溃、省制的纠缠、立法与行政机关的对立、持续的财政危机等,都对两税划分形成严重的冲击与破坏。改革的无效与财政形势的急迫逐渐滋生对制度变革本身的怀疑,在规复旧制的倡导声中,北京政府最终取消国地税名目,放弃两税体制。     

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与新文化运动

提到北京政府的统治,模式化的评价便是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黑暗。然而,正是在北京政府统治的中期（１９１６－１９２１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各种学说、思潮竞相涌现,近代中国迎来了文化思想空前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北京政府文化政策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那么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它是否就是一块封建专制文化政策的铁板？是否有顺应潮流的因素,从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契机呢？ 为了控制思想意识形态,１９１２年袁世凯当政后就掀起了复古尊孔运动,妄图用儒家的四维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