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洞玄灵宝九天生神章经疏考释

本文首先考定东晋南朝道教《洞玄灵宝九天生神章经》的两件敦煌残抄本。其次考定一件《九天生神章经义疏》抄本的残片 ,并指出此残片证明《正统道藏》收入的三种古灵宝经疏 ,可能是南朝道士宋文明所撰《灵宝经义疏》。     

郑注与汉代别家《论语注》之比较

通过汉代各家《论语》异文资料的详尽比勘,在文献记载基础上,我们认为郑注是杂糅三《论》而成的,而不属于单纯的某一《论》。郑注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注重礼仪制度的诠释,注重交代孔子言行发生的具体背景,同其他《论语》注相比,更有助于我们再现历史的孔子形象。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

文物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的王素先生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是对中国传统经学的一大贡献,也是近年来敦煌吐鲁番学的又一重要成果。本书上卷是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校录。《论语郑氏注》自南宋亡佚,明清以来不断有辑佚本出现,但都不足原书的十分之一,无从窥知其书原貌。本世纪初,人们在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古代遗址发现的唐写本中,陆续找到了6件《论语郑氏注》残卷,从而对郑注《论语》有了新的认识。更为重要     

论郑玄对“礼射”的考辨——兼论郑玄的经学思想

郑玄注礼射,不仅为还原先秦古射礼,也是为诠释其经学见解;因此郑玄并不依文解义,而有其方法和思考：一是依据己说界定礼射和主皮之射的不同性质;二是依群经总义来分别解说《周礼》和《仪礼》所言“主皮”的差异。三是综考秦汉射艺古义,说明泽宫是天子择士习射之处,除礼射外,还兼武射和主皮之射;而贯革之射,则习于军营。学者若仅据经义和他经郑注来更改本经郑注;或仅据原书经义来评价郑注,则不免忽略郑注背后的经学主张。     

卜天寿《论语郑氏注》写本和唐代的书法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196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唐墓中出土的卜天寿手抄《论语郑氏注》,就是其中之一。去年《文物》第二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一文,谈到这个手抄本的书法说:"书法虽不算很好,但出自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也可以看到唐代人书法水平的一个基点。十二岁写的已经能到这样程度,唐代书法艺术所以那么发达,正是由于这方面教养的效果,这又是艺术史上的价值"。从报刊上看了影印的这个抄本的部分书迹,又读了这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义学生卜天寿,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孩子,手抄的《论语郑氏注》能达到这样的书法水平,绝非偶然,而是唐代书法发达的表现和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说明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继续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卷唐代写本《论语郑氏注》,即是这些文物中的一件,出土地点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卷中有两处写着抄书人的名款,一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     

别具特色的包咸《论语章句》

包咸的《论语章句》,是东汉章句之学的代表作之一,对《论语》的解释有其独到之处。在注释中,包氏将“解词”融于“串讲大意”之中,使诂训服务于串讲;有时他还在注中交代时代背景,介绍与经文有关的历史知识;其注中留存了不少的《论语》古义。包氏之注对后世的注家产生了影响。     

敦煌及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注本研究概述

自清末以来,在敦煌及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音义》等《论语》注本,学者们通过对这些《论语》注本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新见解。     

孔安国《论语孔氏训解》探微

孔安国是西汉的经学大师,所著《论语孔氏训解》一书被清代学者目为伪书。但事实上《论语》孔注绝非后人伪造,孔安国和《论语》有一定的联系,他确曾考论古今文字,为《古文论语训解》,但流传下来的《孔注》屡经后人的口传笔抄及增删,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孔安国对《论语》的注解,重在训诂,兼及大义。《论语孔氏训解》是迄今尚存的最古老的《论语》注本,也是儒家经典中"行于世"的最早注本。     

敦煌文书中的第四件《论语郑氏注》

隋唐以前为《论语》作注释的有几十家之多,其中以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注本为最有名,时称《论语郑氏注》。隋唐以后,各家注本绝大多数逐渐失传,《论语郑氏注》也不例外。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清人马国翰等潜心悉力搜辑失传了的各家注文,把它们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里,其中《论语郑氏注》分量很少,大概还不及原书百一,使经学研究者十分惋惜。清末敦煌文书出土以     

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

一九六七年在吐鲁番县火焰山人民公社的阿斯塔那东南段砖窑附近,发现一座唐代墓葬,生产队当即把这一情况向有关部门报告。县文物保管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的指示精神,在贫下中农的协助下,及时组织人员进行发掘清理。在这座墓葬中,除文书契约类,还有唐景龙四年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氏注》,是目前国内比较最完整的     

梅泽本河上公注《老子》的文献学研究

<正>我国现存的《老子》流行注本有两大宗,一为王弼注本,一为河上公注本。日本著名老子研究家武内义雄在《老子传本考》一文中,经过缜密的文献考证认为:王弼注和河上公注成书于魏晋年间,后世的注本皆依这两个注本为范本;王弼注早于河上公注,魏晋以后老子注本虽多少有些不同,但基本上可追溯至同一经本;而西汉以前的老子经本就不同了,从《淮南子·道应训》、《韩诗外传》卷九、《史记·货殖传》等引用的老子章句看,今本王弼注也好,河上公注也好,都完全不同于西汉以前的老子经本;由此可以推想,今本王弼注和河上公注都可能是依据西汉末刘向校书后的老子经校定范本~①。     

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选校注

说明一校注以《释文选》中所注括号内编号为序。二校注主要依据的今本《论语》有《论语注疏》及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黄焯《经典释文彙校》(中华书局1980年)。     

古籍译注释词的一条重要原则——谈贾公彦的“望文为义”说

贾公彦《周礼义疏》《仪礼义疏》是唐代注释书直接继承汉代注释书郑玄《周礼注》《仪礼注》的两部重要著作.在《周礼义疏》中几次出现“望文为义”这一提法;其含义如何?看贾氏自己的解说:(1)(司市)以量度成贾而征(亻卖),[郑注:(亻卖),买也;物有定价则买者来也.贾疏:知(亻卖)为买者,以言征召买者,故以(亻卖)为买.此字所训不定,按下文所云“贵(亻卖)者”,郑注“贵卖之”;郑亦望文为义,故注不同也.]《周礼·地官下·司市》按:“下文”指《地官下·贾师》:“凡天患,禁贵(亻卖)者,使有恒贾.”“贵(亻卖)”下郑注是“贵卖之”.     

再谈显德年制款印花碗与文献记载中的柴窑（上）

近日翻阅《收藏家》过刊,偶然发现数年前的一场“笔墨官司”。2002年,北京藏家的一件“显德年制”款孔雀蓝釉碗残片引发了陶瓷业界不少专家和爱好者的热烈讨论。曲永健先生首先撰文披露这件残片,认为有可能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辖域内百姓自发的歌功颂德之作,属磁州窑系产品．     

《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新解

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可补充后代学从残存的郑玄《论语注》等材料中辨别《古论》、《鲁论》、《齐论》异同的不足。今本《论语》中属于《鲁论》的部分,或《鲁论》对古《论语》解读的一些内容,是从今本《论语》中难以辨别和看到的,但幸运的是竹简本《论语》的出土提供了一些线索,从中可看出一些端倪。竹简本《论语》“君子于义,小人踰于利。”一句与今本《论语》在字上就有差异,笔认为竹简本中此句当属《鲁论》,“踰”应理解成“超过”、“超出”的意思,这种理解是与孔子思想相符的。     

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八年具注历》释文补正

吐鲁番阿斯塔那341号墓出土1件唐代历书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第130～131页)。历日虽仅存5行,且文字不全,但仍然是极为难得的唐代历书实物。残历经整理已发表释文,笔者不揣谫陋,特试作补正。为便于讨论,兹将原释文和注释违录如     

从唐代墓志谈郑氏家族

从唐代墓志谈郑氏家族刘心健唐代墓志内容丰富,是研究当时社会的原始史料,对于了解当时名门大族的世系谱碟,更具有独特的价值。近来就郑氏族源问题阅读了周绍良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一书,颇有启发,兹将其中６０多篇郑氏墓志中有代表性的２０余篇,摘录整理出来,略...     

“六十而耳顺”新探

目前,有关《论语》的注本里,对于“六十而耳顺”的理解,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尤其是对于句中“耳顺”的解释,都比较模糊。然而,同样记载孔子言行的《孔子家语》一书中,那句人人所熟知的“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句意却是毫无争议的,“逆耳”的意思更是清楚明了。《孔子家语》的成书年代与《论语》几乎为同一时期,“逆”与“顺”也早在春秋时期就是一对反义词,所以,根据“逆耳”之意来推论“耳顺”的准确意思是可行的。     

淮阴高庄战国墓铜器刻纹和《山海图》

1978年3月,淮阴高庄一座战国墓出土了20余件刻纹铜器,其数量之多,几乎相当于过去所出土的东周刻纹铜器的总和.刻纹内容除习见的几何纹、燕饮图、动植物纹外,首见以神话传说中的神人怪兽为其主要摹写对象.这些刻画的神怪异人,可在《山海经》中找到对应的记述.笔者认为:高庄战国墓刻纹铜器上的有关山、神人、怪兽的刻纹,可能与战国时代流行的《山海图》有关.本文研究材料:援引自高庄墓下列刻纹铜器:铜薰炉益(1:18)、3件Ⅲ式盘残片(1:3、1:0146、1:0147)、2件铜匜残片(1:0137、1:0138)、4件铜算形器残片(1:114-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