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协状元》和宋代曲体的关系看戏文的起源

据明人祝允明<猥谈>、徐渭<南词叙录>的记载可知,戏文滥觞于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形成于南渡之际(1126),地点在温州.     

"元本"《琵琶记》的发现与研究

《琵琶记》是一出古老的南戏,它几乎可以追溯到宋光宗年间,而写定于元末明初.从文献意义上来说,是宋元戏文仅存的几种之一,能与之相比并的只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与"荆、刘、拜、杀".更重要的是,它是经由具有一定素养的文人(一般以为是高则诚)最终写定的,它影响了整部明清传奇的历史.《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尽管有人提出异议,然而,这一"祖"字不应理解为"开始",而是象征着一种历史地位.可以说,在南戏至传奇的流变中,《琵琶记》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是它的出现,传奇才得以与元杂剧相比并.这是《戏文三种》之类所无法比拟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琵琶记》的明代改本.《琵琶记》的原始面貌是怎样的呢?人们纷纷追寻着《琵琶记》的"元本"……     

从《琵琶记》看高则诚的家庭伦理观——并以其现存诗词文为证

高则诚剧作《琵琶记》以其"南戏之祖"的地位,明清数百年来一直盛演不衰。并且对其本事、其曲调、其创作意向等,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他对宋代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人物形象、作品结局的改造,使人物、情节与原型有较大的差距。这源自于作者创作的生活源泉之不同,并反映出他"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观念。《琵琶记》虽是戏文,不可处处质实,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作者的世界观。本文试图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以及作者在《琵琶记》中表现的思想矛盾性的阐释,结合作者现存的诗词文,来探讨作者所表现出来的家庭伦理观。     

云冈石窟尼寺考

云冈石窟早在北魏开创之际并无“云冈”之称,而是以“武州山石窟寺”(也作“武周山”)之名而出现的。“灵岩”、“云冈”之称约始自明嘉靖时。①据道宣所撰《广弘明集》中记载:“……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龛容千人。”由此可知,唐代云冈石窟被称作“灵岩”的同时,还有一处“尼寺”存在于“灵岩”之西。从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得知,北魏时云冈石窟也有一处比丘尼居     

简析《琵琶记》文本创作方面的创新与发展

元末高明所创作的南戏《琵琶记》,其在文本创作方面有着独到之处,这种创新发展奠定了其在戏曲文学方面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将着重通过其创作的前身——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的交叉对比,分析《琵琶记》在文本方面的创新与发展。     

《張孝祥年譜》补正

原谱已載本刊上期,茲补正数事于次: (一)关于孝祥卒年系从《張氏信譜传》。按《宋史》本传謂:“請祠,以疾卒(《于湖集》附录《張安国傳》作“会以疾終卒”),孝宗惜之,有用才不尽之叹。进显謨阁直学士致仕,年三十八。“末二語如仅指致仕之年,原与谱传符合。然須移置“請祠”句下始更明確。王質《于湖集序》(《雪山集》卷五)云:“岁己丑,某下峽过荆州,公出其文数十篇……是岁公歿于当涂之蕪湖。”又說:“往会于荆州之杞梓堂……后四月     

明杂剧研究文献三题

《盛明杂剧》《远山堂剧品》和《群音类选》,俱为研究明杂剧不可或缺之基本文献,然其选剧评曲之角度和标准同中有异,与编选者个人经历及思想认识有关,由此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参考价值。站在今天的角度分别衡量,也可看出它们各自拥有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罗隐和他的《谗书》

一罗隐(公元833——909年),原名横,字昭谏,晚唐著名诗人、散文家。余杭新登县人。据沈崧《罗给事墓志》云:罗隐之家族,“两汉之后,三国以还,间出令人,实惟显族。……暨乎永嘉南渡,封邑多迁,代不乏贤……”这样的家庭出身,当然也会对罗隐以影响。据有关资料论证,认为罗隐“应试必在成通、乾符年间”(《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尚书·召诰》“生子”试释

《召诰》一篇文字 ,一向被“尚书学”界认为是研究殷周之际政治制度嬗变的重要文献。我们只要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就已经揭示得再明白不过 :“此篇乃召公之言 ,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 ,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 ,胥在于此。”① 照王氏本文的研究 ,这里还可以了解到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 ,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 ,一曰立子立嫡制 ,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特如商之继统法 ,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 ,无弟然后传子。……舍弟传子之法 ,实自周始。……自是以后 ,子继之法 ,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② 这大体上可以…     

关于珠帘秀的赠答曲

珠帘秀为元代戏曲演员。据元代夏庭芝《青楼集》谓珠帘秀“姓朱氏,行第四。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后辈多以朱娘娘称之。”又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珠帘秀”条：“歌儿珠帘秀,姓朱,姿容姝丽,杂剧当今独步。胡紫山宣尉极钟爱之,尝拟《沉醉东风》小曲     

《史通·疑古·惑经》书后

刘知几的《疑古》、《惑经》,是他对《尚书》、《春秋》的史学价值所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却触怒了儒学经师,群起而攻之。自唐末柳璨别有用心地撰《史通析微》十卷。说刘知几评“汤之德为伪迹,说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之不臣,褒武庚以殉节”,甚至“弹劾仲尼”,遂痛斥刘氏“妄诬圣哲”（转引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宋孙何复有《驳史通》之作,宋室南渡之初,著名史学家郑樵在其所著《通志·艺文略》中,竟著录《史通》于正史类通史目中,而“博学如朱熹犹以未见《史通》为恨”（张之象刊史通序）,具见自宋元以降,此书淹没不彰,为时已久。自明嘉靖以后,虽渐有刻本流传,其中以清乾隆初浦起龙《通释》传世较广且久,而浦氏于此两篇,既曲说《疑古》为“读史寄愤”,并谓其揭陈《尚书》之失,是“浮翳障日,日岂陨明”。而于《惑经》之五虚美,竟怒其“公然指斥（指孔子）,罔知忌惮”（均见浦氏《通释》按语）。至纪昀作《史通削繁》遂削去《疑古》全篇及《惑经》篇中之五虚美部分,盖以其离经叛道也。今人又多盛誉其对儒家经典之“叛逆精神”,其毁誉虽有天壤之隔,然皆未能深知刘氏论史贵在直书,以征实传信。他在这两篇中,既疑《尚书》、《论语》轻事重言,其书缺略,不足以传信。又惑于《春秋》重名,势难征实。     

《〈大唐故吏部常选柳府君墓志铭并序〉浅析》一文辩正

《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大唐故吏部常选柳府君墓志铭并序〉浅析》一文,谈到“墓主人身世与职官”时,认为墓主柳若丝的“官职”:“按唐制,五品官之母与妻为县君。柳妻梅氏封县君夫人,是知柳官居五品。据此推论,吏部常选似为吏部掌选补流外官之吏部郎中。”这个“推论”,十分靠不住。据查《新唐书·选举志》、《旧唐书·职官志》,吏部常选本义如下:“取士之科……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具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凡选     

正字戏的来源及其鲜为人知的历史隐曲

正(一)正字与明代官话1.明本潮州戏文里的明代官话1975年广东省潮安西山溪明墓出土了手抄古本《刘希必金钗记》。剧本写作的年代,注明于第四出左边装订线附近,一行草书写的是"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而卷末装订线又写着"宣德七年六月日在胜寺梨园置立",写明这出戏文的正式题目是《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等字样。明宣德七年为14年,这是现存最早的南戏演出抄本。该本有连贯的67出传奇题材戏文,用中     

彩毫尺素写飞奴——记清宫鸽谱四种

我国有悠久的养鸽历史。唐张九龄养传书鸽,名之曰“飞奴”。五代黄筌父子绘金盆浴鸽等图,经《宣和画谱》著录的就有8幅之多。晚明山东邹平张万钟撰《鸽经》,记录了“花色”、“飞放”、“翻跳”三类家鸽不下百数十种,它是比任何民族或国家都出现得更早的一部文字鸽谱。故宫博物院珍藏鸽谱四种,康熙蒋廷锡居首,继为嘉道至同光沈     

《山海经》里的原始思维

《山海经》是一部内容非常古老的书。司马迁写《史记》时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可见早在汉代,像太史公这样的大学问家,也已看不懂《山海经》了。关于《山海经》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有人主张为禹,益所作。刘歆上《山海经》表云:“《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王充:“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吴越春秋》:“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川,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     

宣和御府印格式研究

本文将现代考古学“类型学”的方法,转用到印章学的研究之中,对所见宣和御府诸印逐一进行了样式分析与位置比较,指出,见于传世品上的宣和印,分别出自50方彼此各异的印章;并通过与《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的对照,辨析出宣和真印、伪印;在此基础上,确认了每一种宣和印的“标准位置”以及宣和印的“常规组合”。还论及宣和印的钤盖原则、仿刻印与原印、宣和印的诸多称谓,以及宣和“五玺”、“六玺”、“七玺”与宣和装的关系等问题。     

《清史稿·吴三桂传》考证

《清史稿》成书于民国初年,由于撰述人多为清代遗民,其修史之主观目的在于“修故国之史,即以思故国”。故在撰述过程中难免“以先朝的欲想为取舍”。加之史稿成于众人之手,各人观点互有差异,水平亦有高低,所下功夫也不尽相同,结果造成史稿问题甚多,尤以史实错误为重。兹以良所撰《吴三桂传》为例,考证如下：吴三桂……遣副将杨,游击郭云龙上书亲王名师。案：《东华录》卷四：“明平西伯吴三桂遣副将杨坤等自山海关致书。”《皇清开国方略》：“明平西伯吴三桂遗副将杨坤……”《清史列传·吴三桂》：“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来我…     

“宋江据梁山”决非杜撰

宋江起义究竟与梁山泊(泺)有无关系?清代袁枚在《随园随笔》卷十八《梁山泊之讹》中考证云: 俗传宋江三十六人据梁山泊,此误也。按《徽宗本纪》,侯蒙、张叔夜二传纪宋江事者,并无据梁山泊之说,惟《蒲宗孟传》言“梁山泺素多盗……”《孙公谈圃》云:“蒲宗孟知郓州,有盗黄麻胡依梁山泺为患”云云。——此是神宗时事,与宋江之起事宣和,已相隔数十年矣。近人邱炜萱氏之《菽园杂缀·梁山泊辩》曰:《宋史》无梁山泊,而有梁山泺。梁山泺虽多盗薮,     

浙江古戏演出与古戏台

一 戏台的产生和发展,其背景是多方面的,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都有密切关系;但由于戏台的功能仅用于演戏,所以戏台的出现和演变,最直接的关系是戏曲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戏曲从上古时期的原始歌舞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优人表演艺术,汉代的百戏,隋唐的参军戏,以及北宋的杂剧和金院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其他相关艺术的营养,逐步形成有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地方特色的戏曲艺术。 北宋末年流行在温州的“永嘉杂剧”,本来是以地方村坊小曲来演唱民间小戏的。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但是,这种比较原始的戏曲,曾经摄     

《宋书》的直笔与曲笔

赵翼《陔余丛考》卷六“《宋书》书法”条称:“《宋书》书法,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在其《廿二史札记》卷九“《宋书》多徐爰旧本”条中又说道:“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赵氏观点为后人采用,影响至今。正因如此,继乾嘉之后,对《宋书》的研究多重文字或内容之考证、校补,1949年前影响较大的数篇研究专文即是①。1949年以后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