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国会与1919年南北议和

1919年南北议和是在国际和国内和平气氛高涨、人民渴盼统一的背景下及南方军阀、总统徐世昌、北方政府各有所图的形势下促成的.由于参加议和的北方代表多系安福系成员,所以长期以来,破坏南北议和的帽子便完全扣在了安福国会的头上.尽管安福国会的立场与议和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但南北议和的破裂却是南北双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双方毫无诚意的自我利益的坚守是将1919年南北和谈推向决裂的主要原因.     

徐树铮与1919年南北议和

1919年南北议和,是北洋军阀同南方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重大举动。此举始终牵掣于北南双方各派系之争。就北方来说,尤其牵掣于直皖之争。直系力借议和排斥皖系,皖系则对议和力图抵制。最后,在南北双方都缺少诚意的情况下,议和破裂。徐树铮是当时纵横捭阖的人物。本文专门研究他与议和的关系,研究他对议和的认识、破     

辛亥革命议和时的一张历史照片

这里发表的是一张辛亥革命时期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会议时拍摄的历史照片(见图)。左边是北方的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右边是南方的全权代表伍廷芳;中间一位外国人是英国商人李德立(Edward SelbyLittle)。这张照片便是由李德立的孙女、英国友人多萝西·卢西夫人(Dorothy Lucy)惠予提供的。李德立作为一个外籍商人,怎么会与两位议和大臣一起合影呢?原来,李德立对于促成南北议和曾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李德立于1886年来华,先是传教,后又经商。他在中国各阶层中交游广泛,对于北戴河、     

宪法危机与1919年南北和谈

1919年议和前后南北政府混乱的宪法依据,以及双方各利益集团的不同考虑,凸显出南北议和的一个难点:宪法问题.也正因此导致第二次南北和谈缺乏一个能够统摄各方的中心,并使南北军阀在和谈前期达成的利益妥协不能实现,和谈最终陷于瘫痪.     

历史记忆与形象建构:辛亥革命时期《申报》与民众心理

辛亥革命时期民众心理与《申报》的互动有三个阶段:惊疑、亢奋、疲惫。惊疑阶段指的是民众得知武昌起义消息而陷入恐慌,《申报》安抚并引导民众支持革命;亢奋阶段指上海光复前后民众革命热情高涨,以革命为时尚,以排满为革命;疲惫阶段是指南北议和开始后民众为革命所累,并远离北伐、议和等《申报》的舆论热点。三阶段分别体现出《申报》与民众心理互动的同步性、非同步性、差异性。而辛亥革命的形象在此三阶段中经"革命形势发展-报章-受众"三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建构起来,塑造了我们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     

辛亥鼎革之际“民军”称谓考略——兼论清帝逊位诏书的性质

辛亥革命初期,"民军"实际并非革命党军队主要称谓。上海光复之后《民立报》、《申报》迅速以"民军"取代之前使用最广的"革军",其中《申报》政治转向尤为明显,暗含对新成立的上海军政分府及其宣称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之承认。伍廷芳被推举为民军议和总代表后,"民军"才正式成为各地革命党军队统一名称。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民军"又成了民国军队的统称,其政治意蕴值得关注。南北议和时期"民军"屡次出现于清方文献,其意义在清帝逊位诏书中得到充分体现。研究"民军"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清帝逊位诏书性质的认识。     

奕劻与庚辛议和

在庚辛议和过程中,奕劻因西人所重而得以与李鸿章同列全权大臣,以宗室懿亲临危受命,驰赴京师,整顿京师秩序,晤商各国公使,筹备议和。在议和交涉中,西人挟势凌压,使全权大臣并无多少斡旋余地。虽然大局难挽,但关系宗社安危,心余力绌的奕劻仍在"惩凶"、"赔款"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上,更是力陈己见。纵观奕劻在议和中的表现,虽无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堪称历任其难,始终以维护宗庙社稷、祖宗基业为宗旨。     

奕劻与庚辛议和北大核心CSSCI

在庚辛议和过程中,奕劻因西人所重而得以与李鸿章同列全权大臣,以宗室懿亲临危受命,驰赴京师,整顿京师秩序,晤商各国公使,筹备议和。在议和交涉中,西人挟势凌压,使全权大臣并无多少斡旋余地。虽然大局难挽,但关系宗社安危,心余力绌的奕劻仍在"惩凶"、"赔款"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上,更是力陈己见。纵观奕劻在议和中的表现,虽无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堪称历任其难,始终以维护宗庙社稷、祖宗基业为宗旨。     

重审辛亥革命中的南北议和

2011年以来围绕辛亥革命中的南北议和展开的跨学科学术讨论设置了新的研究议程,其研究成果,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审视：（1）《清帝退位诏书》历史意义的认定,关键在于如何对族群和治理方式高度多样的清王朝统治结构的脆弱性进行更为准确的历史定位;（2）在解释南北议和的过程与结果的时候,有必要进一步贯彻国际体系和内外互动的视角;（3）在分析南北议和的具体过程时,法学规范分析视角的引入丰富了既有的历史分析,然而只有呈现规范本身的历史性、多元性和冲突性,并且描绘出规范在政治实践语境中的具体运用的时候,研究者才能获得更为整全的历史图景。(1)     

李纯之死与各方反应

正1917年8月李纯接替冯国璋继任江苏督军,自此致力于推动南北议和。在他的斡旋与协调下,南北和会最终于1919年2月在上海开幕,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然而和会议而未果,僵持数月后便草草收场。翌年8月,徐世昌为挽救和会作出最后努力,任命李纯为和议总代表,但孰料数日后李便称病辞职,这基本给各方寄望的南北议和画上了句号。李纯也由此步入了政治与人生的暮年时期,不久其离世的消息便遽尔传出。     

北伐战争时期的奉张宁蒋议和

北伐战争时期的奉张宁蒋议和陈铁健,黄岭峻北伐战争期间,尤其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国政局中一度出现南北妥协、奉张、宁蒋议和的呼声。对于这件曾令当时舆论界广泛瞩目的大事,以往论者常简单斥为“蒋介石为了反共倒汪,不惜与北洋军阀通好”,至于它...     

赫德与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甚至世界历史影响深远。赫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积极参与了清政府的备战,帮助清政府筹措战争借款,帮助购买军火,支持洋员参战,并为清政府提供了各种战况与情报。在中国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他又倡议英国调停。日本拒绝调停后,他一方面建议清政府继续抵抗,另一方面却更为积极地支持中日议和,不断为促进议和与换约成功而献策,希望早日结束战争,防止日军攻陷北京,保住他的既得利益。     

明代晋商与张居正

明代大改革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主张“厚农资商”,与明代晋商之间有着某些渊源。 张居正与山西籍官僚 山西籍官僚宣大总督王崇古、吏部右侍郎张四维、户部尚书王国光等都与张居正交好,在政治上、经济上互为援手,最突出的是在“隆庆议和”上相互配合,赢得了主动,实现了“隆庆议和”。     

南京爱国工厂宣言书暨简章

辛亥革命、南北议和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南京留守府在其存在的短短两个半月里曾采取一系列整军、理财措施,请呈及相关批反映了革命派主张兴商惠工、支持民生实业的态度。     

首义再现——鄂南名宦张国淦眼中之辛亥革命

张国淦在武昌首义后南北和谈中担任北方代表,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相继为总统时,他均担任要职,有机会结识相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见证者。在《张国淦自述》中以亲历者的角度从"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南北议和"和"清帝退位"四个部分来回顾这场革命,对于了解这场革命的相关事实不无裨益。     

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电报房所收电报选编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南北议和,袁世凯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4月1日正式卸任,临时政府随之迁往北京。其间,临时大总统府电报房收译了各方电报五百多号,内容涉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政策制定以及处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事务的情况。     

浅析明与后金(清)的三次议和及其失败原因

明朝末年,努尔哈赤通过多次征战统一了东北女真各族,此后,经过一系列内部整顿建立起后金政权,随着势力不断强大,他又将矛头指向明朝,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大获全胜,巨大的野心驱使他又发起了宁远之战,但此次战役,由于袁崇焕等将领婴城固守,刺血誓师,后金部队遭受严重创伤,战后他一蹶不起,1626年八月于沈阳逝世。同年,皇太极即位,他在位期间一方面继续执行努尔哈赤的扩张战略,另一方面又在不断要求与明议和。后金与明议和高潮共达三次,但均以失败告终。     

金国归宋河南、陕西地的目的新探

宋金战争爆发以来,宋朝统治者一再请求议和,金人一直不许。直至天眷元年(1138年),金人才同意议和,并答应将伪齐刘豫的河南、陕西地归还南宋。金人为什么同意归还宋朝河南、陕西之地呢?当时宋廷上下,议论纷纷,各自从不同角度对此事作出了不同的分析和猜测。有人上书反对议和,认为金国归宋河南、陕西地是“一大饵”,目的是“以钓江南”,     

明清议和与陈新甲之死

古往今来,在两军对垒的过程中,无不以和谈为手段,借以赢得时间,加强战备,等待机会,给对方以沉重打击,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然而,议和时机的选择,颇有学问,关键在于双方实力的对比与相互怀有相同的愿望。否则,就有求和、被逼之嫌,以至于留下城下之盟的侮辱。崇祯皇帝朱由检与后金(清)的皇太极对抗较量中,初有崇祯二年(1629)正月至十月间以袁崇焕为代表的与皇太极的议和,得到宝贵的时间,修筑城池,整饬兵备,加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力主“惩办祸首”主张探析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在其奏折、往来函电中多次联衔或单独提出＂惩办祸首＂的主张。袁世凯认为,这一主张为议和先决条件,是抵制联军内犯山东、长江、晋、陕等地的关键。＂惩办祸首＂又与保护教士与使节、回銮等问题密切联系。袁世凯通过与东南督抚的协力,以＂惩办祸首＂为此后新政推行扫清了阻力,对清末政局的走向起到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