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宗教外交

抗日战争时期,宗教界利用宗教国际性的特点,广泛进行民间外交,揭露日本的反华宣传,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持。     

勿忘历史 珍惜和平——忆沦陷时期的黑龙江抗战戏剧活动

在全球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时,我们在此来回顾抗日战争的生动历史,用以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就黑龙江当年戏剧界的抗日爱国活动录于笔下,以兹纪念.     

抗日战争时期的孩子剧团——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抗日战争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这是1938年茅盾在武汉时对孩子剧团写的一句赞语,它形象地道出了孩子剧团不平凡的经历。在难民收容所里组织孩子剧团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首先轰炸了闸北、沪东一带。当时党组织派吴新稼在沪东临青学校教书。临青学校是由我党     

贵州民族经济的发展历程——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偏居一隅的贵州,由于远离战火的侵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资金、技术、人才的注入,政府政策的支持再加上战时相对稳定的环境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贵州发展突破瓶颈,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政府政策的支持、沿海企业的迁入、相对稳定的环境、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是这个时期贵州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但是,这个时期贵州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深深打上了"战时经济"的烙印,抗战结束后各企业陆续返回原地,贵州经济又出现了大幅度滑坡。     

"救亡与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8月3～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政协武汉市委员会和江汉大学在武汉联合召开“救亡与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法国、日本、香港和大陆各地的学120余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80多篇。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日本占领华中初期的基层控制模式——以太仓县为中心（1937—1940）

1937年底至1940年初,日军攻陷华中后,宣抚班随即开进各县实施宣抚。时宣抚班一班虽仅数人。却在日军警备队协助下,利用地方伪组织,控制着一县几十万的中国人,成为汪伪政府成立前华中沦陷区的最高统治。本以太仓县为个案,揭示华中宣抚班的具体运行机制。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地区敌伪政权的奴化宣传——以湖北沦陷区伪政权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沦陷地区敌伪政权为了支持日本的对华侵略和殖民统治,除在军事和经济上积极配合支持外,在舆论宣传和思想控制上也费尽心思,不遗余力地对沦陷区民众进行殖民奴化宣传。它竭力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诋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宣扬欧亚人种的对立,分裂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为法西斯集团及其附庸歌功颂德。为了使其宣传更具蛊惑力,敌伪政权的奴化宣传以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为"旗帜",并披上"尊孔"的外衣,同时盗用三民主义名义,将自己标榜为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继承人。然而,在坚持抗战的中国人民面前,敌伪政权的这些丑陋表演,都只不过是一些自欺欺人的伎俩,并不能发挥多少欺骗和麻痹中国人民的作用。     

记得有这么一个时代——东北沦陷时期的黑龙江抗战文艺

“记得有这么一个时代,破烂纸压着热和爱。伟大的、愤怒的潮,煽动着血色的海。”这是抗日烈士金剑啸的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中的一段。这首诗写于1935年,距今恰好是70年。今天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这首歌赞抗日的诗歌把我们又一次带人了那个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抗战年代。     

商人会馆与民族经济融合的动力探析--以明清时期广东会馆与广西地区为中心

文章以广东会馆与广西地区为中心,从民族经济融合动力的角度,论述了商人会馆的建立如何把汉族的生活方式与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商人群体与土著农户、外部市场与社区经济连结起来,使族群之间的认同与整合可容=j=--个宽广而富有弹性的市场机制与制度网络之中。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

“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化色彩”,“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之议,即表明思想界仍维持“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红卍字会

在"汉奸"与"亡国奴"之外,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中国人还存在一个"第三者",即为数众多的民间组织与民间教派。本文旨在以抗战时期沦陷区的道院——红卍字会为视角,探讨当时作为"第三者"的社会群体之功能、地位与历史评价问题。沦陷区的红卍字会多有存在,甚至颇有发展,开展社会救助。在民族主义与外敌入侵发生严重冲突的抗战时期,沦陷区红卍字会的精神世界并不能超然物外。国民政府可以接受沦陷区红卍字会的社会救助,但敌视红卍字会的道院信仰,警惕其成员的附逆行为。为此,沦陷区的红卍字会在宗教活动上有所收敛,并自行处理了部分附逆成员。日伪方面更多的是把沦陷区的红卍字会定位为社会救助组织,在政治上拉红卍字会会员入伙,对红卍字会之道院信仰干涉不多。沦陷区的红卍字会,一方面利用日伪政权对自己的定位,继续开展社会救助;另一方面,沦陷区的红卍字会会员也不乏附逆之人。对沦陷区的民间教派——民间团体开展研究,尤其是开展红卍字会这类慈善团体的研究,可以丰富人们对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这些团体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角色、功能与历史作用。     

抗战时期日占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初探

抗战时期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同时为整合资源,积极推动南北物资交流。华北是日本三角贸易的重要环节,也是日本重要的国防资源基地。这决定了日本的南北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以华中的粮食与物资支援华北的“开发”。但华中的“维新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     

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

抗战时期,在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存在着大规模的非正常的法币流动现象,这主要是由日本的策动引起的,另外也与大后方的经济处于弱势有关。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先以向中国大后方走私倾销货物等方式来获得法币,然后再到上海法币外汇市场套购法币外汇基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是将从沦陷区收兑的大量法币,以高价诱购物责的方式驱逐到大后方,待此项法币用尽后,又设法换取法币,并随时用以抢购大后方物资。日本策动法币流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大后方的金融崩溃。但日本虽在抗战前期套购了大量法币外汇,在抗战后期诱购了大批大后方物资,它促使大后方金融崩溃的目标并未达到。这是因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金融援助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对日物资战也配合了对日货币战。从根本上讲,摧毁中国的金融体系也超出了日本的国力。     

回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分布全国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回族人民,通过成立抗日武装、创建抗日团体和报刊杂志、开展外交活动及抗日宣传,与全中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全民族抗日,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为赢得中华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湖南的工矿业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湖南的工矿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工业布局趋向合理,工业门类较为齐全,形成了衡阳工业区和以沅陵、辰溪为中心的湘西工业区;民营工矿业发展快,比重大;与战时急需的钨锑锡等特矿产品、机器、化工、电力和部分轻工业等成为发展的重点;受战争影响,湖南工矿业发展迅速,衰落也快,豫湘桂战役后,湖南工矿业遭到日军毁灭性破坏.但战时湖南工矿业的发展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公司制企业、工程师管理制、科技融入生产领域等现代化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同时加速了湖南社会的演进.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解读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对华政策几经嬗变:初期对华军事援助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期对华关系由热而冷,是因为苏联遭德军突然袭击,必须全力自保;后期苏军出兵我国东北,另有图谋。然而苏军对日作战,避免了中国人民为取得最后胜利可能出现的更大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满族人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际．中国掀起了全民英勇抗战的怒潮。在八年抗战过程中，北平满族人民积极参加抗战活动．涌现出许多抗日志士和英雄。文中介绍的只是他们当中的一小部分，不过在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满族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     

抗战期间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

摧毁中国抗战的经济基础．对中国进行最大限度的经济掠夺,是日本侵华的主要目的之一。日军对中国比较富庶的华中地区的进攻、占领与掠夺、统制,即为日本实践这一侵华意图的突出体现。战争初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遭到日军的洗劫,日军掠夺物资,掠夺税款,发行军票,占领华商工厂企业（对其实行“军管理”）。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军“以战养战”、“现地自给”,对华中沦陷区进行“清乡”,加紧对敌后封锁;禁止物资移动,加紧矿产和物资的“开发”与掠夺;组建华中振兴公司,对产业严加“统制”;为笼络华方人士,“诱致资本”,提出“发还”军管理工厂,但实际进展却非常缓慢。随着战争的进程对日本越来越不利,1943年开始日本实行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在物资掠夺方面,变直接掠夺为由“商统会”等伪组织出面的间接掠夺;在产业方面,日本宣布不再“独占”,对“国策公司”进行“调整”,同时“发还”军管理工厂有所进展;在金融方面,“统一货币”,不仅用伪中储券完全取代法币．而且用其回收军票,但伪中储券从此完全军费化。     

抗战时期长江流域国民政府海军敌后游击战

武汉会战后,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日军占领,而此时国民政府海军舰艇仅存十余艘内河炮舰。面对此种局面,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提出除在长江上游坚持防御作战外,抽调海军主力到长江中下游敌占区开展水雷游击战。1940年1月,海军成立长江布雷游击队,随即赴敌后开展游击战,揭开了海军游击战的序幕。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海军布雷游击队屡建战功,牵制、消耗了日本海军力量,破坏了日军长江水道交通,配合了陆军作战,拱卫了陪都重庆的安全,增强了民族抗战的自信心,推动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论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

抗战时期的“夫人文学奖”旨在“奖励妇女写作及选拔新进妇女作家”,通过引发社会对“抗战建国中妇女问题”的思考,总结妇女工作经验,确立“时代妇女”应有的价值观.从征稿启事、评审标准和评选结果来看,奖项并不偏重于文艺作品,更多的是借文学奖励之名达政治动员之实.获奖女性对战争、国家与女性关系的思考,大多未能跳出既有民族解放思维定势,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支配着女性解放话语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