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惨案发生后各机关团体暨驻外机构致执政府外交部电文选

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风潮席卷全国,各机关团体纷纷致电执政府外交部,督促其对外强硬交涉,以维主权;各驻外公使亦报告驻在国及当地华人华侨对五卅事件的态度与反应等.     

“金蝉脱壳”: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外交策略及实践

从"追随英美之后",到"适处英美之间",再到单独对华妥协,日本政府在五卅交涉中经历了复杂纠结的外交决择与战略转向。与之相呼应的是,曰本与执政府的积极互动,对官、商、军、学、工等地方势力角逐的深度介入。大国博弈与地方争持这两个紧密关联的层面,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决定了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基本策略与实践。"金蝉脱壳",既是日本五卅交涉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列强在华外交格局的重大变动。     

执政府与沪案交涉的失败

沪案交涉是由执政府担当的,但执政府为延长其政治生命,只知利用五卅运动中的"民气"以对内,并没有真正谋划沪案交涉,导致交涉主张不统一,交涉策略不明朗,交涉步骤不一致;同时,各外交官员在开展外交时也进行"内争",相互推诿卸责,导致沪案交涉延宕;江苏地方官员和各派军阀也以外交之名,与中央一起争夺上海地盘;此外,沪案发生时,上海无军政大员负责的现状也影响到了沪案交涉的开局.这些才是沪案交涉无功而终的主要原因.     

商会在官、民、洋三元互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以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为例

在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中,中国商会在官、民、洋三者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商会在民间推动、政府默许下先则与美国使领直接交涉,继则发动和领导了抵制美货运动,最终又在民众日益激进、政府劝导停止、美方威胁分化并作有限让步情况下结束抵制运动。这一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商会在官、民、洋互动格局中的关系的变化。     

五卅运动与共产国际

五卅动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独立领导革命运动的一次尝试。对于这个运动,已经发表和出版了不少论著,但对于共产国际在这次运动巾所起的作用．几乎没有论述。本文以新近公布的联共中央、共产国际档案资料,对此问题试作一探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探微 ——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例的分析

论文从国共合作抗战背景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组建情况、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发展及国民党态度的转变、国民党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遏制及中共的应对策略等方面,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干部构成、组织建设和斗争策略方面,受到中共的深刻影响。在中共的引领下,该团在东江流域积极开展民众运动,扩大政治影响,呼应东江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斗争。国民党中央在确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方针后,对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从容忍转向防范。广东军政当局制造"博罗队事件",企图取缔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中共的指导和帮助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坚持其自身作为华侨团体身份的合法性,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和声援,迫使国民党方面做出让步,使得"博罗队事件"和平解决。引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参与抗战,是战时中共侨务工作由海外推展至国内、将华侨工作和民众动员相结合的新策略。在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合作与斗争,则扩大了中共在海外华侨中的政治影响,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争与让的变奏:民初昌黎事件之中日交涉

昌黎事件是指1913年9月11日京奉铁路昌黎车站日军驻兵残杀5名中国铁路巡警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围绕责任问题展开反复的争辩和较量,最终彼此退让,以日方抚恤、道歉及惩兵的方式了结。这场中日之间的交涉,是在中日关系紧张复杂的形势下双方多层力量的交织博弈。中方因缺乏武力作外交支援,对日交涉在争与让之间变奏,最终未能使昌黎事件得到法律上的正当解决。日方则以武力威胁为辅对中方频施外交压力,在交涉中常居主动,最后虽做出让步,但免却了对凶手的法律追究,拒绝承担主要责任。昌黎事件实际上演变成中日双方争夺与退让变奏下的交涉事件,是民初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它表明,在强权政治时代,没有强大国力做依傍的外交话语是软弱的。     

近代中国反排外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反排外思想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近代国人处理中外关系时的重要原则.五四运动时期,上海等地民众呼吁和平抗争,并谴责暴力行径,反排外思想初步形成.国民革命初期,中共积极为义和团运动正名,辩证剖析其功过,并号召运用文明科学精神从事反帝运动,反排外思想进一步发展.五卅运动时期,社会各界既驳斥外媒关于中国"排外"谣言,也努力宣传反排外思想,促使五卅运动和平顺利进行,反排外思想达于成熟.国民革命后,"反排外"一语成为了国内与中外政治纷争话语体系里的关键内容,凸显了反排外思想的社会影响力.     

忆我的父亲、革命文学翻译家董秋斯

父亲的译著和革命活动我的父亲董秋斯是个革命者。他早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他考入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父亲和刘谦初、张采真(后二人均为革命烈士)合编《燕大周刊》,发表过不少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父亲和刘谦初迅即投入这一运动,并成为燕大学生运动的负责人。1926年,父亲参加了“三·一八”爱国运动,随同燕大的学生队伍去段祺瑞的执政府请愿,反动军阀蓄意屠杀爱国革命群众,当场打死几十人,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幸免于难。经过这次血的教训,他坚定地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引导…     

政治博弈与省籍矛盾——以婺源回皖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发生于民国时期婺源返皖运动(1934—1947年)是由于婺源行政改隶江西引发的请愿运动,由于本次事件引发的政治抗议运动折射出多种面相: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社会精英普通民众之间的政治博弈,由于文化、治安、风俗习惯、教育等方面的差异,婺源民众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使婺源重回安徽。这个事件中,婺源民众以徽州文化及其代言人朱熹为号召,发起四次政治抗议运动,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于婺源改隶江西损害了婺源民众特别是婺源茶商的切身利益,婺源茶商与茶农成为运动的主力军。     

英国与南京事件交涉(1927—1928)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联合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联合通牒,后又力图推动五国联合制裁,但因列强内部意见不一而被迫放弃。宁汉分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南京政府改组频繁,加上英方拒绝道歉和承诺修约,中英交涉一波三折。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英方不得不放弃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也促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以英美牵制日本。因而中英在北伐结束后重启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英南京事件的交涉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     

1931年英国处理中日争端政策的演变

英国处理中日争端政策的实质是有限度的对日强硬和妥协.在有限度的强硬下,它虽然一度支持中国先撤兵后直接交涉的立场,但是反对制裁日本.在有限度的妥协下,它虽然在是否介入解决争端、日本五条基本原则上让步,但是反对日本侵占东北,要求撤兵.     

《上大五卅特刊》对五卅运动的总结与反思

为加强对于五卅运动的正确认识,上海大学学生会以《上大五卅特刊》为阵地对五卅运动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主要涉及运动的性质、斗争策略以及历史意义等方面。《上大五卅特刊》认为五卅运动的性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由外来侵略势力的野蛮剥削和残酷压榨而引起的;在具体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过程中应注意斗争策略,一方面要把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本国人民群众区别看待,另一方面也要将自己联合统一战线中的各阶层区分认识;五卅运动的意义在于极大地锻炼了爱国青年学生,同时也推动了国内、国际反帝运动的深入开展。《上大五卅特刊》对五卅运动的总结和反思内容涉猎非常广泛,内在分析逻辑严密,从理论上也体现出了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典型的唯物史观方法,不但充分体现了青年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思考意识,而且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舆论基础。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

五四运动中陆续成立的上海各马路商联会组织和动员广大中、下层商人以同盟罢市、函电抗争、捐助款项等多种方式参与了五卅运动,表达了对学生爱国行动的一种有力声援,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对外交涉的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工人、学生的后顾之忧,使得斗争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坚持下来,成为上海各商人组织中政冶性格最为鲜明的街区性团体.本文认为,五卅运动中的罢市是一种斗争手段,开市是一种策略选择,罢市与开市之争,不应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的分际线,更不能作为资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斗争坚定与否的标志.     

论"非基运动"与中国基督教

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运动”,因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召开第11届大会而引发,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发展到高潮,直到北伐战争后期,随着国民党执政后内外政策的改变而趋于沉寂。对于“非基运动”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一些相关论述,其中大多是从政治角度审视这场运动,     

1915-1916年救国储金运动结局述略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由民间发起,旨在“藉民力为政府后盾”的救国储金运动,在经历了迅速发展后,急剧衰落。为总结经验、共商良策,1915年9月9日,全国储金团各省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做出了继续推进储金运动的决定,但这没有得到上海民众的支持。民众要求发还到期储金,上海储金团陷入两难困境。衡量利弊后,储金团决定发还到期储金。然而,储金发还波澜横生,各地对上海此举褒贬不一。面对指责,上海储金团与民众做出不同回应。北京、天津等储金团试图力挽狂澜,但终归失败。1916年8月各地储金相继发还,运动宣告结束。     

国共两党与省港罢工

1925年6月,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响应上海人民“五卅”反帝运动,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政治大罢工。这次省港罢工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1930年,省港罢工的主要领导人邓中夏在他撰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多层外交与救护侨胞——国民政府对战后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置

论文以二战后国民政府围绕缅甸归侨遣返交涉为中心,论述了缅甸归侨遣返的背景、遣返工作中断的原因以及国民政府对缅甸归侨遣返危机的处理过程。结果显示,国民政府的战时难侨救济和战后归侨遣返工作,是近代历史上中国政府规模最大的救侨运动,其中缅甸归侨遣返工作,是战后归侨遣返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缅甸战后的归侨遣返工作因缅甸政局变动而一度停滞,造成归侨滞留危机。从1946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站在维护侨胞权益的立场上,充分动用多种途径,采取多层外交策略,迫使缅甸当局有所让步,达成70%遣返目标。国民政府维护侨权的坚定立场、灵活务实的多层外交策略展示了近代中国政府对华侨权益的高度重视,值得肯定和借鉴。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妥协与抗争:蒋介石与济南事件前后的对日决策

本文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相关日文档案,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书中所收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前后对日决策中的表现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蒋的对日妥协、退让既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谈判桌,还是在战场上,他也都不乏强硬的一面。面对日方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过高的谈判要价,他虽有不少退让,但从未完全屈服。尤其当认清日方的侵略本质后,他便开始想尽办法,改换策略,与其对抗。为了逼迫日方在谈判条件上让步,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一再拒斥日方军事交涉的要求,并试图利用日本军、政界内部的矛盾、分歧,力争实现事件的外交解决。这些看似消极的抵抗,却收到不错的效果——日方被迫在谈判条件上让步。此后,蒋愈发强硬,最终致使日方未能实现其预定目标,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得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