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的个性特征及其艺术成就

本文梳理了吴伟的生平及其艺术成就,强调了其才华出众、放纵不羁的个性。进而探讨其作为宫廷画家倍受成化、弘治帝宠遇的原因,特别指出围绕吴伟一生的好运及其个人的魅力与浙派兴衰的息息相关。最后提示吴伟粗放纵肆的画风与古代文献记载是相符合的。     

看似平常实奇崛（下）

款,指篆刻的边款。人创作篆刻,一般都喜欢弄点笔墨,因此边款由镌刻创作年月、为准刻、刻姓名,发展到刻上几句诗,使篆刻作品更添彩。到了丁敬和浙派的时代,这样的边款已是习见,是很平常的了。浙派的边款都有自己的特色,内容丰富,     

周昌谷作品的市场行情

最近几年,在积极创建“文化大省”且经济飞速发展的浙江省的艺术市场上,被公认为是新浙派人物画开宗立派者之一的当代中国画家周昌谷(1929-1986年)的作品无疑是该省多数收藏家较为热衷追捧的目标。笔者以为,周昌谷的作品之所以在浙江省格外受青睐,其缘由不外乎以下三点:一是周于1954年创作的人物画《两只羊羔》获得了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这是中国人物画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它为画家家乡——浙江的美术界乃至全省     

赏心乐事谁家院 雄图白日敛精华——精缩的近现代书画史（下）

正四、新浙江画派"新浙江画派"又称"新浙派",最初是以人物画异军突起的,在20世纪50年代蜚声全国画坛。就其定义而言,是指20世纪50年代以来活跃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画坛上的画家集群,也是一个以高等美术院校教师为主的群体,以潘天寿、黄宾虹、陆俨少、李震坚、吴茀之为代表,多属于学者型画家。总体而言,新浙派是由上世纪40年代之前寓居上海的浙江画家,以及上世纪50年代以后来到杭州的上海籍画家所发展起来的。     

探索“夹缝空间”:红海史研究的演进

以海洋为中心的红海史研究方兴未艾。不同时期人群有关红海的知识是红海史研究的重要前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欧美学界的红海史研究发展出多样化的研究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总体史与环境史启发,红海史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红海从“历史背景”变成“历史主体”。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学界对陆地史观的反思促进了“新红海史”研究。研究者基于全球、区域与国家三重视角提出了从“联通”到“流动”的红海史、作为“网络”的红海史、“红海人”的身份构建等问题,在创新红海史研究范式的同时,探索了红海史学科发展方向。     

当代俄罗斯史学中动乱学研究的新趋向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开始反思20世纪初的革命,在深化对17世纪初大动乱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以“动乱”取代“革命”的话语,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构建以“动乱—帝国”为模型的俄国国家系统性危机理论体系的动乱学研究范式。该范式强调,17世纪初、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发生的历史事件是俄国国家制度的三次系统性危机(即动乱),前两次危机都以建立帝国而结束,俄国历史在“动乱—帝国”的周期性节律中循环。动乱学的提出,是21世纪“俄罗斯学”和“帝国学”研究热潮下的产物,也是一部分俄国学者对当前俄罗斯向何处去的一种回答。但作为建构一门新学科的尝试,其学科体系尚待进一步深化。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

本章通过对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等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的历史考察,探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变迁。文章认为,基于国粹意识的“反满说”,开拓了研究的新方向。“理学反动说”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继往开来,并注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的方法论思想,成为20世纪研究的重要范式。“每转益进说”与“内在理路说”,试图以继承与发展的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对“理学反动说”提出了新的挑战。“早期启蒙说”则勾划出由17世纪早期思想启蒙到19世纪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条主线,首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清代学术的新范式。文章指出,上述研究范式之间的起伏消长,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而这种社会思潮的起伏消长反过来也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范式的变迁。     

西泠八家伪印考 明清流派印章辨伪探赜

“西泠八家”是指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这个篆刻群体的活动年代贯穿了大半个清代,是篆刻史上的重镇。其治印宗汉法常参以缪篆之意,善用切刀表达笔意,苍劲质朴,古拙浑厚。其篆刻风格又被称为“浙派”,直接开启了近代篆刻,对篆刻史的影响极为深远。     

20天学术考察行程记

“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组织了“20世纪西域研究”国际考察队,其学术考察活动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考察重点。 10月8日至10月16日凌晨,是考察活动的第一阶段。考察队沿和田河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自阿克苏至和田的丝绸之路南北通道干线、和田河河道与沿河植被生态的     

看似平常实奇堀（上）

若说浙派篆刻的艺术特点,用“看似平常实奇崛”这一诗句(王安石句)来概括是十分恰当的。由于“平常”,易于使更多的人接受;“奇崛”能够引人入胜,所以浙派学众,历史久。它能把“平常”与“奇崛”这一对矛盾统一起来,融沿于“似”与“实”的巧妙之中,这种辩证的统一,更耐人寻味。本就“刀”、“笔”、“款”三个方面来论述它的特点。     

回鹘宗教演变考

回鹘先世,经近代中外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大都认为属于突厥的支系。公元四世纪时,《魏书·高车传》中出现的“袁纥”是vighur的首次汉文音译,隋代时写作“韦纥”,公元788年以前曰“回纥”,788年以后至13世纪70年代改写为“回鹘”;13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写作“畏兀儿”;17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则称“回部”。其名称之演变不下20多种,到1934年才正式改用“维吾尔”。     

文史摘

西方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为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二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之一是,随着史学家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业病虫害“综合防治”理念的演进历程CSSCI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在推广应用化学农药的同时,提出病虫害“综合防治”理念,并将其付诸实践。到1980年,随着对化学防治及其生态环境效应认知的不断深化,中国“综合防治”理念逐步转变为“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理念。“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的确立,有力推动了政策层面的“综合防治”内涵向“有害生物综合治理”转变。20世纪50—70年代是以化学防治为主的植保格局的形成期,但并非是以化学防治为主的典型阶段。从系统论出发统筹开展研究,着力补齐相关研究中的短板,对政策方针的完善及其实践效果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於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

清季的“国粹派”是近年渐受关注的题目,广义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具体的南社、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及相关人物的既存研究多少都与此相关,均不容忽视。直接以“国粹派”或“国粹主义”为题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新建设))1965年2期),20世纪80年代则有胡逢祥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5期),到20世纪90年代论着渐多,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於“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     

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策略——从研究范式转化及常人方法学的启示谈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俗学以“生活世界”为其研究领域和范畴,力图实现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其中对作为民俗文化主体的“民”的研究成为“生活世界”研究的核心。然而,究竞如何研究民俗之“民”,学界至今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常人方法学注重对“普通人”日常实际行动的探讨．并形成了“破坏性试验”、“会话分析”、“陌生化”、“行动索引性”分析等一套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将对当前民俗学“生活世界”研究以有益启示。     

国外关于古代、中世纪犹太妇女地位问题研究述评

国外学界对犹太历史的研究自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但“犹太历史教材中很少提及妇女”,人们也听不到犹太妇女的声音,很少了解历史上犹太妇女对自身的生活体验及其所思所想的描述。在20世纪40年代,虽然曾经出现过有关犹太妇女研究的专著,但在学界就此问题的探讨并没有由此而大规模地展开,犹太妇女在犹太历史研究中处于“整体缺失”的尴尬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打破。20世纪60至70年代,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宴会、礼仪与地位——关于赣东北某村宴会礼仪的饮食人类学透视

一、问题的提出饮食人类学自二战后兴起以来,得到了较快发展。20世纪70年代,饮食人类学在美国已颇为流行;而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饮食人类学甚至被喻为“成果丰富、不胜枚举”1。但作为一门学科,饮食人类学在中国还很落后,“其研究内容尚不明确,理论和研究方法等还不成熟”2。饮食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分支之一,其关心的问题不局限于饮食本身,而是要“阐明人们通过饮食的生产与消费行为生产并实践何种意义,即权利、地位、认同感、对目前以及未来生活的解释、回顾历史等等是通过饮食的生产与消费实践的”3。具体来说,其内容涵盖食物研究、饮食习俗…     

略论“全球历史观”

20世纪下半期,伴随着对“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一现象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的结果。“全球历史观”的出现反映了学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历史及其变化的一种新的思维活动,     

为了变革而认识——黄仁宇对“洪武型财政”的病理分析

黄仁宇对明代漕运和财政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其历史观念的基点。他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财政体制称为“洪武型财政”,认为这种体制长期僵化不变，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黄仁宇提出的“洪武型财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但也受到一些专业学者的严厉批评。事实上，黄仁宇的史学研究与学院派大异其趣，也难以用学院派的标准去衡量。他的史学研究是从其身经战乱的独特经历生发出来的，从本质上说属于“为了变革而认识”的“政论史学”;而其所说的“洪武型财政”,可以视为一个突显明代以降财政以及社会和国家体制之“荒谬”的统摄性概念。尽管其立场与观点存在明显偏颇，但如果仔细体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体制的具体评述，可能会发现不少“片面的深刻”之处，强烈的批判意识确实使他洞察到明代财政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缺陷，他提出的一些具体论断也颇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