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商类要》看明代徽州商业教育

徽州历经长期的文化积淀,到了明清时期,不仅以"文风昌盛"、教育发达而闻名于世,还以"十室九商"的商贾之地而闻名遐迩。随着业贾者的增加,商业知识积累更为丰厚,一批有文化素养的徽商开始用文字的形式将经商经验编纂刊刻出来,这些商业书使得徽州社会商业知识与技术得到传承,更促进了徽州商业的发展,通过对《士商类要》的分析可以探究出明代徽州商业教育的诸多特色。     

人口压力、地域开发与徽商兴起——一个长时段的考察（770-1600）

唐宋以来,徽州地区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口压力加速了徽州的地域开发。其中,宋代徽州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和山区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徽州山区商业和商人的发展。明中叶以降,徽州人乘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繁荣之势,大量外出经商,徽州商人也从唐宋时期的地区性商人发展成为明清时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徽商＂。     

宋代以来徽州文化象征的塑造——以程朱阙里的建构为中心

宋代以后,徽州文化由尚武转变为文雅,理学成为徽州文化的象征。歙县黄墩(篁墩)因为与二程和朱熹的特殊联系,受到徽州理学界的重视。明清时期,徽州先后两次掀起建构程朱阙里的高潮。在徽州理学界、士绅、宗族和商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权力最终认可了篁墩为程朱阙里。此一建构过程是徽州社会各界自觉选择的结果,充分反映了徽州文化的本质。     

钱会与近代徽州社会

近代徽州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钱会组织。悠久的钱会历史、发达的会社形态、以及民间庞大的资金存量和旺盛的资金需求,是徽州各种类型钱会存在的基础。钱会深深扎根于徽州民间社会,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一部分。钱会在近代徽州的宗族和商业社会中发挥着融资与救助的双重功能,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和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徽州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历程

地理环境赋与了徽州人一种刚性气质。文化融合是铸就徽州文化的核心因素。徽州文化并非中原文化单纯的传承,而是具有新的特色。徽州文化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风范,又渗透着山越文化的刚强气质。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徽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充分地利用了徽州本土以外即大徽州的广阔舞台。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徽商在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又在各方面影响着徽州的文化发展。徽州文化既具地域特色,又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特点。     

明清徽州茶商述论

徽商所经营的行业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因而徽州茶商是徽商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因资料的匮乏和分散,至今尚未有专文论及。我们不揣固陋,拟对下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明清徽州茶商经营活动的主要范围,明清徽州茶商在商业竞     

从民间歌谣看徽州商业生活习俗

徽商是徽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学术界对徽州商业生活习俗问题关注不多。本文从民间歌谣的视角,对徽州的商业生活习俗进行了整体研究和审思,认为徽州民谣反映了徽商白手起家积极求富的习俗心态,反映了徽商族人相扶、诚信勤俭和以义为利的优良习俗,反映了徽商早婚习俗、爱情生活和徽商妇从一而终的风俗观念,还反映了徽商妇受理学思想影响的民俗特征。并从民间音乐艺术的角度,对相关民谣进行了一些文化阐释。     

徽州文书与徽学

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 ,根本原因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 ;没有徽州文书 ,就不可能出现徽学。徽州文书现存约 2 0万件 ,内容涉及徽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等特点。正是由于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被发现 ,才出现了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

明代中后期,与朱子学“别立宗旨”的心学在徽州得到广泛传播,并在徽州士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入徽州的心学主要有二支,一是湛若水之学,一是王守仁之学。湛、王心学对徽州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既使南宋以来朱子学在徽州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同时也导致了新安理学学派中形成了二个不同的学术阵营。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心学兴起以后,朱子学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削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徽州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陈支平著《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评介

自傅衣凌先生首次运用福建农村的契约文书编成《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汇编》以来,对契约文书史料的运用逐渐得到历史学界的重视。而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学者们对明清时期农村社会的土地关系、土地买卖,以及对商业、商人的研究也不断推进。秉承傅衣凌先生注重搜集民间资料、重视社会调查的治学之风,     

明清时期徽商在巢湖流域的经营活动

明清时期,由于巢湖流域农业的发展以及当地人以农为本、少事商贾习俗的影响,徽商遍布巢湖流域大小城镇和集市,在流域内从事商业经营,并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营特色.徽商给巢湖流域的市镇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对于沟通城乡市场,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的特色

明清时期,徽商在经商之地侨寓的现象相当普遍,为子弟成名计,徽商及其子弟在侨寓地展开了一系列教育活动,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教育成效卓著,教育与科举发展存在县份分布上的不平衡;徽商取代士而成为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机构创办的真正主体;教育理念开放变通等。这既体现了明清的时代特色,也与商人教育的特点相契合。     

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

明清徽州宗族婚姻圈有以下特征:第一,婚姻缔结以县境地域范围内特别是周边邻近宗族为主要对象;第二,徽州境外的婚姻缔结与徽商的迁徙和经营地域圈的扩大有关,长期经商外地甚或侨寓外地的徽州商人在商业经营或土著化进程中与当地人士结成婚姻;第三,徽州宗族的婚姻缔结以几个大的宗族为主要对象,相互之间结成世婚之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婚制在徽州的盛行;第四,较多以业儒仕宦为背景的宗族相互结成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婚姻背后文化上门当户对的特征.     

晚清乡村秀才的多重角色与多样收入 ——清光绪年间徽州乡村秀才胡廷卿收支账簿研究

光绪年间徽州秀才胡廷卿具有亦绅亦商的多重角色,他既为村民提供教学、治病、看八字、合婚、择期,以及祀会管理等服务,从中获取束修、"喜包钱"等收入;与此同时,胡廷卿又购置茶园地,生产、销售红茶,并投资茶号,成为茶叶贸易商人,并从商业经营中获得收入。胡廷卿在乡村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多重角色与多样收入现象,较为具体地反映了晚清乡村士绅谋生方式及其收入变化的实际形态。其中,塾师收入过低是胡廷卿谋生方式转变的内在原因,而自身的文化素养、乡村自然经济资源、徽州经商传统和市场发展状况,则是其谋生方式转变的外在因素。     

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州社会风俗

明清徽州社会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区域社会,盛行"仁让之风"、重视血缘关系、重视婚姻门第是其中主要的几种社会风俗。这些社会风俗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明清徽州家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不可低估。明清徽州社会利用家谱宣扬了"仁让"之风,通过家谱保持血缘纯洁性,也利用家谱维持婚姻的门第等级。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从谱牒史料谈徽州墨商的几个问题——以光绪戊戌环川《(璁公房修)詹氏支谱》为中心

本文利用晚清环川<(璁公房修)詹氏支谱>,研究徽州墨商的几个问题.具体描述了徽州墨商一般的经营状况,并重点勾勒出婺源著名墨庄詹彦文的相关事迹,指出:詹彦文墨庄的商业网络遍及湖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江西、湖北和河南数省,这一点无论是在族谱和徽州文书中均有所反映.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关系控制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等制度设计,对处理与其它宗族和成员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制定了相应的规范措施,并通过对这些规范措施的积极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自身及其成员社会关系的控制.而这对维持该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长期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

《小华外史》一书,1 9世纪朝鲜吴庆元父子编撰。“小华”,即“小中华”,指朝鲜王朝。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君臣上下多有崇祀明朝之举,同时编修了大量追述和思念明朝的史书。本书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中产生,内容是记载朝鲜王朝与明朝的历来关系,而在明朝灭亡以后,则详述朝鲜举国怀思明朝、祭奠明朝皇帝和优礼明朝遗民及其后裔的史实。吴庆元父子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把其编成。全书征引史料十分丰富,参考了明、清、朝鲜以及日本的史料1 80余种,几乎每条史料都标明出处,史学方法严谨扎实,学术视野广阔。在思想上大倡尊周思明理念,宣扬尊王攘夷、尊明贬清观念,将清朝视作夷狄。此书之编撰在清朝已经统治二百余年之后,是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