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前期的英国封建王权与基督教会

中世纪前期英国封建王权与基督教会的关系 ,处于“二元统一、对立”的状态中。从总体上看 ,英国封建王权和基督教会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联合 ,必然居于支配地位 ,而双方权益的纷争则处于从属地位 ,最后常常以相互妥协而告结束。这种看似矛盾而实则存在合理性的状态 ,稳定着英国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 ,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中世纪欧洲的现代化改革——以英国为例

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以及宗教改革之后,欧洲已经慢慢迈向其现代化的进程。他们开始摆脱神学思想的禁锢,对财富积累有了全新的认识;摆脱了教皇至上的宗教思想,此时民族意识的萌芽已蠢蠢欲动;摆脱了教皇的专制统治,人们开始寻求法制来解决现实问题。而此时的英国表现最为突出,文章试图从英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及法治社会雏形的形成来论述英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     

中世纪与欧洲文明元规则

欧洲文明采纳和改造不同的文明元素,经历数百年痛苦的文化互动与磨合,终于成形于中世纪中期。其文明确立的标志是有着广泛社会共识、被明确定义并根植于自然权利的"元规则":财产权利、同意权利、程序权利、自卫权利和生命权利。它们是深层次、始基性规则系统,是决定规则的规则,它们是不可让渡的应然权利,却影响着实定法权利,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社会走向。这些元规则自成体系,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从而使西方成为西方。     

中世纪英国宪政史研究的新理路——读《英国“宪政王权”论稿》

《英国"宪政王权"论稿》一书以"宪政王权"为研究主题,对中世纪后期英国政治史进行了宏阔总结。《论稿》特色鲜明,在唯物史观的指导和中国经验的启发下,精心考辨了西方学界已有成果,在"文本中的政治"以及"制度中的政治"中研究和揭示了"实际发生的政治",得出了接近历史实际的判断,并总结出了政治史研究中的"利益原则"和"实力对比原则"。《论稿》虽然在内容、翻译和字句中存在瑕疵,但总体上不惟总结了已有的政治史成果,更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开拓了中世纪英国宪政史研究的新理路。     

从离婚权的演变透视中世纪欧洲犹太妇女的婚姻地位

犹太教允许离婚.在<圣经>时代,犹太男子可以随心所欲地休妻,犹太妇女没有任何话语权.到了<塔木德>时代,犹太社会尽管对男子的单方面休妻权利有所限制,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婚姻的男权制结构,犹太妇女在离婚问题上依然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种局面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了质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通过犹太社团最具权威的"市集大会"颁布的法规条例而不断地强化,从而使得犹太妇女的婚姻地位在附属中有了改善.     

试论西欧中世纪封建王权的"合法性"

中世纪的西欧在建立采邑制的过程中确立了个人联合的政体形式。在这个政体中 ,王权的合法性决定了其具有政治统治权威。基督教“君权神授”的神权政治思想为封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由教会举行的加冕礼使王权的合法性具体化。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使采邑制具有潜在的分裂因素 ,封建王权用特许权作为对各自为政的封建领地施行统治的工具。王权的合法性赋予特许权法律权威 ,法律权威给予封建领地的社会群体司法保护 ,保证个人联合政体的正常运行 ,同时也促进了封建社会中新因素的生长。     

中世纪英国公地共同体与穷人

本文探讨了中世纪英国穷人群体的社会特征、基本生活状况,公地共同体中公共地和公共权利对于穷人的巨大救济作用,公地共同体成员对穷人的其他救助措施,高度评价了公地制度救助穷人的社会功能。     

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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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的法治元素

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核心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秩序由法律规定,并依法律而运行。这在欧洲历史上主要体现为宪政的多元一体化进程。这一进程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确立于近代欧美。在介于二者之间的中世纪,作为国家体制的宪政文明虽然销声匿迹,但宪政文脉并未泯没中断。除了古典宪政的遗风余韵在一定范围内保存下来之外,在欧洲封建制度、基督教、自治城市和思想领域中,都孕育了大量新的制度性和理念性的法治元素。所以,中世纪不是欧洲宪政史上的断层期,而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多元素发展期,也是横亘在古典与现代两次宪政高潮之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期。     

中世纪欧洲村庄的自治

中世纪欧洲许多村庄具有自治性质。它们独立管理自己的事务：有自己的法律——村规;有自己的最高权力机构——庄园法庭和村民会议;有自己选举出来的管理人员;有些村庄还有自己的军事防务。中央政府和领主承认许多村庄的自治。     

英国近代前期王权问题补正

曾见一些著作写道:英国近代国王“统而不治”,王位“形同虚设”。这些词句指明了英国近代王权的发展趋向,但用来衡定近代前期王权,似有些言过其实。本文目的不在于重新强调“光荣革命”后王权大大削弱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是补充论证易被忽略的另一方面:“光荣革命”后相当长时期内,国王仍拥有一些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一定作用。顾名可知,本文涉及时间范围是英国近代前期。何谓“前期”?国内未见确定提法。但著文当确定一时间范围,以免漫无边际,鉴此就把“前期”下限定在十九世纪初吧。一1688年“光荣革命”前后,英国国王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不同。     

中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初探

中世纪欧洲社会结构经历了从两级向三级的转变。像所有传统社会一样,中世纪早期后半段(9-11世纪)属于两级(骑士和劳动者)的社会结构。12-15世纪欧洲社会结构从两级向三级转变,在乡绅和低收入者之间产生了以商人、专业人士、富裕工匠和富裕农民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中世纪中晚期中产阶级的年收入大约在2英镑以上,但他们中已有许多人的收入超过5英镑这一小乡绅的最低收入标准,大商人和律师的收入超过骑士甚至贵族。中世纪中晚期城乡居民的饮食结构先后发生根本性变化,小麦面包、动物蛋白和麦酒构成食物消费的主体,因而中产阶级与低收入者的食品消费结构差别不大。然而,与低收入者相比,中产阶级却拥有更多的土地和住宅等不动产,以及生产资料和生活耐用品,因而他们的收入中非食物消费占有更大比例。     

欧洲中世纪领主与农民的收入变化

中世纪欧洲领主和农民的收入变化受制于人口和经济因素、庄园制和农奴制等体制性因素。人口和经济因素影响着土地持有、粮价、工资和地租等的变动,庄园制和农奴制使中世纪大地产放弃了古代不持有土地和无偿劳动的奴隶制的剥削方式,而授与农民份地并向其征收地租和税金。大致说,中世纪早中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上行导致领主收入增加和农民收入减少,而中世纪晚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下行则促使领主收入减少和农民收入增加。总的说,中世纪大地产上佃农的土地持有以及缴纳地租和税金是有法可依的,蛮族法典、土地登录簿和惯例书等组成的习惯法旨在将领主对农民剥削的种类和数量固定化和精确化,领主和农民均可以此为依据维护自己的利益。习惯法的出现不是领主恩赐的结果,而是植根于日尔曼人有关法律是人民制定的立法模式,以及中世纪农民对领主长达几个世纪坚持不懈的抗争。     

欧洲中世纪执教资格的产生与演进

通行执教资格是欧洲中世纪大学所享有的核心学术特权之一.然而,它的起源在大学之外,更出现于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前,其前身为教会颁发给教师的执教资格.大学出现之后,通行执教资格被教宗授予了大学,大学教师由此可以在各大学之间自由流动.这既是大学教师共同体为争取学术自治而抗争得来的成果,也是教廷控制中世纪大学的一种手段.而从其结果上看,通行执教资格与中世纪大学之间相互推动了对方的发展.     

中世纪英国行会与资本主义生产

行会作为中世纪的经济组织之一,主宰城市经济生活前后达数百年之久,在中世纪的经济领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迄今为止,国内史学界对手工业行会研究较多,关于它的形成、作用与性质,目前已经有了较为统一的看法,而对行会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涉及。本文拟以中世纪英国行会为例,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悖谬之处,敬请匡正。     

中世纪欧洲的反暴君思想

限制、反抗、废黜、诛杀暴君的思想,贯穿在整个中世纪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其要点是: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严重违背上帝的旨意,严重违背其应有的职责,严重违背其与被统治者的契约,严重违背公正的法律,就成为了不同于合法君主的暴君,被统治者就有权限制、反抗、废黜、诛杀之。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格兰维尔、布拉克顿、托马斯·阿奎那、奥康姆的威廉、约翰·加尔文创立的加尔文派,都是这一学说的重要倡导者。     

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研究

城市化发端和发展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只是大大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城市化水平是国际公认和切实可行的前工业时期城市化的测量指标,但如何进行测定又决定于研究者对城市定义的看法。以往的研究者认为中世纪英国是一个低城市化水平的社会,而晚近的研究证明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根据现在对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标准,中世纪英国不是城市化的“低水平状态”,很可能从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早期起进入了城市化的“一般发展状态”,并在人口锐减的条件下基本保持下来,为工业革命后攀登“中等发展状态”这个城市化的第三个台阶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