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画中的《引路菩萨图》赏析

中国佛教发展到隋唐时期,逐渐形成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其中净土宗是专修往生阿弥陀净土的一个宗派。净土宗,由北魏昙鸾开教,北齐道绰继之,至隋唐问,善导大师为宣传教义,将布施所得用以抄写《阿弥陀经》数万卷,并画《净土变相》300余壁。     

天台宗佛教在贵州

贵州之有天台宗佛教自民国始。天曦和尚属天台宗灵峰法系,为近代名天台宗大师谛闲的法弟子,他在贵州盘县丹霞山、贵阳大觉精舍大开天台道场,培养了昌明、果明、超伊等大批弟子。由于教宗天台而行归净土的天台灵峰一系在贵州的传播,对净土信仰在贵州的流行亦造成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之而使近代贵州佛教发展的总体趋势与全国同步,亦造成“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之局。     

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

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过去完全被人忽略的藏传密教文献,将其与回鹘、西夏、蒙古文中的佛教文献相比较,则可重构11—14世纪西域佛教史。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多部不见于现存各种汉文《大藏经》中的重要佛经,以及西夏和元朝时期翻译、流通的藏传密教仪轨手写本,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新发现材料表明,从高昌回鹘到西夏和蒙古时代,西域依然扮演着东西文明之熔炉这样一个角色,11—14世纪西域地区之佛教历史一脉相承,在高昌回鹘、西夏和蒙古的宗教信仰中均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汉传佛教,也不是印度佛教,而是藏传密教。     

佛教中的树和花

佛教经典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这些博大精深的教理,承载着释迦的本生故事和前世善行以及对后世的期望。还有对阿弥陀、药师等佛国净土世界的精彩描述。这些内容广博的佛教经典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树和花的描述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是和释迦生平相关的诞生时的无忧树,开悟成道的菩提     

新发现的日本珍贵文物——平清盛泥金写本《阿弥陀经》

北京大学发现12世纪日本的重要历史人物平清盛的珍贵文物———泥金写本《阿弥陀经》。平清盛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一代英雄 ,讲述平家兴衰故事的日本文学名著《平家物语》被誉为英雄史诗。有关平清盛的文物 ,留存至今的有两套精美的手写佛经 ,其中一部“平家纳经”是平清盛于日本平宽二年 (1164年 )发愿 ,由平氏众弟子分写 ,加上平清盛的愿文共33卷。北京大学藏有一卷以泥金写的磁青纸上的《阿弥陀经》 ,卷末以泥金题款“权中纳言平清盛”。此卷与“平家纳经”中的《阿弥陀经》出自同一写经师之手 ,行款、字体、笔法几乎一丝不差。经比较可以确认 ,此经是平清盛泥金写经中前所未知的一种 ,其重要性和珍贵性显而易见。     

《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评介

《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对将近30种佛教文献的解读和考释,包括五种"拙火修法剂门"、法狮子所传的"那若六法"、十九种"大手印法",以及《亥母耳传记》和《大印究竟要集》。本书指出这些佛教经典的西夏本与汉译藏密经典《大乘要道密集》中汉文本之关系,揭示了元代藏传佛教深刻的西夏背景,把西夏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拓展到了佛教史领域。虽然该书有几例西夏字的通假现象作者未予指出,一些西夏偈颂的断句还有待商榷,但仍不失为一部成功的解读藏传西夏佛典的力作。     

西夏佛经翻译的用字特点与译经时代的判定

西夏时期新译藏传密教经典在语言上突出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某些佛教术语的翻译多采用意译;二是密咒对音汉字反映的是西夏地区流行的汉语西北方音。这些特点无疑可以作为一种标准,我们一方面可以根据佛教术语判定西夏文佛经原本的语言,另一方面可以根据陀罗尼对音用字规律把一些没有题款的、一般认为是宋元时期翻译的汉文佛经确定为西夏时期翻译的。本文主要通过西夏宝源译《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和《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并结合《密咒圆因往生集》等有确切题款的经典,考察了夏译佛经密咒梵汉对音的用字特点,并结合这些特点提出《圣妙吉祥真实名经》是西夏时期翻译的。     

西夏文献中的占卜

不晚于12世纪中叶,党项人原始的占卜术被中原传统的占卜学所取代。存世的西夏占卜文献全部译自汉文,其中对一些专门术语的译法表明西夏人对中原卦名有自己的理解。以干支为依据的"术数"占卜在西夏的流行程度超过了以八卦为依据的"易经"占卜,其对西夏生活的影响比此前估计的要大。     

四川摩崖石刻中的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

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造像是唐代净土造像的一种。净土是佛教宣扬的一种理想投生境界,在那里有天宫楼阁,有各种美妙音乐相伴,佳果成林,粮食自然成熟,所有的生命均从莲花中化生,其主宰是阿弥陀佛,佛教宣称只要念诵阿弥陀佛名号就能除灭一切罪恶,并转生到西方净土中去。这种信仰的普及,使口称阿弥陀佛几乎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行为。净土信仰在我国出现很早,据文献记载,     

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中国西藏地方政权及藏传佛教界的接触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这个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步西方列强之后尘,开始向外开疆拓土,近邻中国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蚕食的对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当局利用各种手段,从事了一系列旨在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妄图将西藏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亦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其中。然而囿于资料,东、西本愿寺派的这些活动不被大家所详知,迄今亦未见有专文发表。鉴于此,本文利用相关资料,拟就近代日本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我国西藏地方政权及藏传佛教界的接触情况做一考察,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西夏仪式佛教的图像——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巡行图的几点思考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北壁两铺大型炽盛光佛巡行图壁画,作为后期重绘的壁画,对其时代的判定有元、西夏两种观点,其中持元代说者以"元代西夏遗民营建"说为代表,但经仔细观察画面细节,作些辨析,持主流意见的西夏说更能成立,而由西宁王速来蛮主导营建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作为炽盛光佛变相的特例,画面反映出来的炽盛光佛巡行和本地僧团送、迎的场面,是重绘壁画时受西夏仪式佛教影响的结果,是西夏佛教重实践、重仪轨的图像记忆。而炽盛光佛星曜信仰浓厚的国家倾向,结合西夏佛教的官方特色,以及西夏时期沙州所处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到西夏人在第61窟的重绘活动,实际有地方官府和佛教界对国家和地方消灾祈福的强烈表达。     

中原北方宋辽金时期涅槃图像考察

中原北方宋辽金时期涅槃图像,具有时代共通性的一面,同时呈现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地域差异。在图像表现方面,两地区涅槃图像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唐代因素,相对来说,东部地区沿用的唐代因素较多;西部地区在唐代基础上又部分地吸收了东部地区宋代因素,并获得新发展。在图像内涵方面,东部地区表现为涅槃与弥勒佛组合,延续了传统图像的做法,着意表述佛法传承的意图。涅檗与三身佛组合是这一时期的新现象,反映了大乘佛教权道、化现思想。西部地区表现为涅槃、罗汉、横三世佛(释迦·弥勒·阿弥陀)组合,一方面强调了罗汉守护和传承佛法的作用,另一方面凸显信徒向往并期望将来往生净土世界的心态。东西两地区有关摩耶夫人画面的流行,与当时社会大力倡导孝行的情况密切关联。涅槃升仙图像则是佛教进一步世俗化的表现。     

洛阳出土唐郑虔书《阿弥陀像记》残碑考补

近年在洛阳东南李村出土的《阿弥陀像记》残碑是隋唐之际著名政治家李百药之子李力牧家族建造阿弥陀像的碑记,不但记载了其家族及仕宦情况,而且还是唯一能确认的唐代书法家郑虔的楷书作品。该残碑对了解唐代洛阳地区的净土信仰、郑虔的书法艺术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价值,纠正了此前学者研究中的一些疏误。     

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

西夏是党项羌人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其境内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鞑靼等多种民族。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自德明开始,先后六次从中原宋朝求得大藏经,并据之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进行翻译,现传世的百种西夏文佛经,大部分都译自汉文。西夏境内尽管民族众多,但无疑应以汉族人口居多,在前期的译经及后期的校经施经活动中,都有许多汉僧参与其中,加上中原佛教发展水平较高,故而汉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史料中对西夏汉僧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吐蕃僧人。从黑城出土的西夏佛教文物与文献,尤其是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文献的记载,结合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汉僧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既不如回鹘僧人,也远逊于吐蕃僧人,更无法与西夏僧人相比。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由汉人在西夏境内社会地位低下这一因素决定的,其次应与西夏长期与宋朝为敌。西夏统治者对汉人僧侣怀有戒心不无关系。     

莫高窟早期净士思想表现——以北凉三窟为中心

本文主要以北凉三窟为中心,从佛教义学及禅法等方面,结合北凉涅槃思想演伸出的法身观和净土观,及北凉佛教所偏重的弥勒系信仰,并以此三窟之莲花化生、莲池世界等背景造像,来探讨敦煌早期净土思想之表现,希望能掌握隋唐以前敦煌净土思想之源流与发展脉络,以作为将来进一步研究之基础。     

西夏佛教艺术中的童子形象

西夏时期佛教艺术中童子形象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不管从莲花中化生的童子还是世俗社会礼佛供养的童子,他们都真实地再现了生命本真,赋予童子更多的意义和内涵。西夏艺术家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地创造属于自己本民族的元素特征,他们笔下的童子有的赤身裸体,憨态可掬;有的扭动身躯、活泼可爱。这些童子形象在西夏佛教艺术中的出现,无论是来自佛教经义,还是世俗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着西夏童子的生活与风貌,让我们更多了解一个神秘的西夏童子世界。     

佛经中的印度佛教庭园设计与中国古代园林

伴随着佛教东渐,古代印度佛教的庭园设计形态是否也曾在中国流行,以往的研究没有具体的澄清与确认,而历史文献的记载明确表明,古代中国人有着与印度截然不同的庭园与园林设计理念。本文从7世纪之前佛经中描述的印度佛教庭园设计、唐代莫高窟壁画净土变中的水池庭园空间形态、中国古代园林景观遗构三个方面梳理了印度佛教庭园设计与中国古代佛寺园林的关系,认为中国古代的园林设计对后世的佛教庭园空间的构成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巨大的变革。     

四川摩崖造像中的《药师变》和《药师经变》

(一) 《药师变》和《药师经变》,主像为药师琉璃光佛,故如是命名,由于药师琉璃光佛是佛教所称谓的东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所以又名为“东方净土变”。药师琉璃光佛,是梵文Bhaisajyaguru的意译,音译鞞杀社窭噜。在中国,他被冠以“药师佛”、“药师”,或者“药王”的名字而受到崇拜。根据有关的经典,他的名字和传说在公元四世纪左右就译成了汉文佛经中说,当释迦牟尼未成佛之前在修菩萨行时,药师佛就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他曾经发十二大愿,要满足众生一切欲望,拔除众生一切痛苦。他有两名侍者,一名日     

邺下净土信仰及相关遗存

北朝晚期邺下义学繁盛,各种佛学思想在此融汇,以阿弥陀和弥勒为代表的大乘净土信仰上承洛阳北魏传统,在中原北方地区广为流传。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结合邺城及周边地区与净土信仰有关的石窟、刻经、造像及题记等,探讨邺下净土信仰的传承及在佛教史上的意义。     

四川唐代摩崖造像中的“西方净土变”

在四川唐代的摩崖造像中,《西方净土变》有三种表现形式,兹根据它们出现的年代分别论述于下。 (1)“阿弥陀佛与五十二闻法菩萨”,该图又称“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像”,或称“阿弥陀五十二尊曼陀罗”,或名“五通曼茶罗”,即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图绘五十三尊佛、菩萨像的曼荼罗(即佛一尊,菩萨五十二尊)。六朝至隋唐的阿弥陀佛为中心的“西方净土变”不少,这种组合是最早的一种净土变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