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灵宝经“未出一卷”研究

敦煌写本P．2861．2＋P．2256所载的一份古灵宝经目录对六朝道教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大渊忍尔等学者对此卷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也遗留一些基本而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本文就以往学者未能解决的元始旧经“已出”和“未出”卷比例从21：15变成22：14的情况展开讨论,认为这一卷之差是指“智慧上品大戒三卷”中後出的一卷本《大戒经》。这不仅可以在敦煌原卷中找到内证,还可通过比较一卷本的《大戒经》与先出的二卷本《罪根品》的戒律思想得到进一步印证。     

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的分类及其内在关系考释之二——以古灵宝经“三洞经书”观念的传承为中心

中外道教研究者大多数都把“三洞经书”思想的创立归功于陆修静.而小林正美则把有无“三洞经书”思想,看成是“葛氏道派”所创作的“元始系”灵宝经和以陆修静所代表的“天师道三洞派”所创作的“仙公系”灵宝经最根本的差别之一.本文研究认为,古灵宝经“元始旧经”其实有非常完整的“三洞经书”思想.而较后出世的“新经”则继承了这一重要观念.至于陆修静的“三洞经书”学说,则是对古灵宝经的直接继承.因而,敦煌本《灵宝经目》原有的“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更加符合古灵宝经的实际情况.而古灵宝经无论是“元始旧经”还是“新经”,亦均为“葛氏道派”所创作.     

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的分类及其内在关系考释——以《灵宝五篇真文》与《道德经》的关系为中心

目前中外道教学界对古灵宝经有两种分类法.本文通过对古灵宝经中《灵宝赤书五篇真文》与《道德经》关系的考证,证明了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有关“元始旧经”和“新经”的分类,更符合古灵宝经的本来面目.     

敦煌古灵宝经与道教"三洞经书"和"三乘"考论

中古道教“三洞”学说的起源,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重大问题。然一直难以形成一致的认识。本作在对道教早期“三洞”资料进行系统清理的基础上,从较新的角度,讨论了道教“三洞经书”和“三乘”在东晋末年江南古灵宝经中的最初形态,以及在南北朝隋唐道教中的具体演变和发展,揭示了“三洞”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所贯穿的六朝隋唐道教宗派之间的渗透和整合。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考——兼论陆修静目录“未出一卷”和“卷目”问题

伯2861+伯2256号"灵宝经目录"中的"卷目"是指陆修静所见经书的题目,并非某种目录的简称。"灵宝经目录"中的"未出一卷",当从大渊忍尔等学者从上读,是指两卷的《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有一卷未出。"灵宝经目录"中所说的"智慧上品三(大)戒三卷,二卷已出",二卷是指《罪根经》和《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在陆修静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罪根经》仅有一卷。《正统道藏》中《罪根经》卷下的主要内容是后人根据"灵宝经目录"或类似文献中《罪根经》两卷的传说造作的,其造作的依据包括《法轮经》《明真科》《黄录简文》等。另外,有学者认为《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的成书晚于《罪根经》一类的"元始旧经",这也是靠不住的。     

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出世论考(上篇)——兼对古灵宝经出世时间下限的考定

敦煌本《灵宝经目》究竟是陆修静编撰于元嘉十四年的经目,还是属于其《三洞经书目录》中洞玄部灵宝经的目录,国际学术界一直都有很大的分歧和争议。我们通过对敦煌本《灵宝经目》形成过程及其内在结构的考察,认为这部经目与古灵宝经最核心的教义思想具有高度的连贯性。现存《灵宝经目序》和敦煌本《灵宝经目》则属于两种具有内在关联而且相互高度倚存的文本。因此,陆修静《灵宝经目序》所说的《灵宝经目》,其实就是指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而敦煌本《灵宝经目》亦证明,在公元437年陆修静整理古灵宝经之前,所有古灵宝经均已出世。至于陆修静本人及其"身边的道士们"则均属于古灵宝经的尊奉者,并未参与过古灵宝经的创作。     

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出世论考(下篇)——兼对古灵宝经出世时间下限的考定

敦煌本《灵宝经目》究竟是陆修静编撰于元嘉十四年的经目,还是属于其《三洞经书目录》中洞玄部灵宝经的目录,国际学术界一直都有很大的分歧和争议。我们通过对敦煌本《灵宝经目》形成过程及其内在结构的考察,认为这部经目与古灵宝经最核心的教义思想具有高度的连贯性。现存《灵宝经目序》和敦煌本《灵宝经目》则属于两种具有内在关联而且相互高度倚存的文本。因此,陆修静《灵宝经目序》所说的《灵宝经目》,其实就是指现存敦煌本《灵宝经目》。而敦煌本《灵宝经目》亦证明,在公元437年陆修静整理古灵宝经之前,所有古灵宝经均已出世。至于陆修静本人及其"身边的道士们"则均属于古灵宝经的尊奉者,并未参与过古灵宝经的创作。     

“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     

论古蜀文化的消逝和寻觅

古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起源之一。不仅有《华阳国志》的记载,更有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一大批考古证明。但是,像三星堆、金沙遗址这样的古蜀历史和古蜀文化,在《华阳国志》等关于古蜀历史文化的文献记载中却找不到记载。笔者试就古蜀文化的消逝和寻觅进行探讨。     

从敦煌本《度人经》及南齐严东注本看道教天界观的形成

敦煌本《度人经》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最原始的资料之一,通过对敦煌本《度人经》中天界观的考察,可知它是第一部完整、详细地将"十方(天)"、"三十二天"、"三界"等观念融合在一起的经典,它既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又开辟了道教全新的天界观。而南齐严东对经中天界观的进一步阐发,则为后世道教天界观的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为神灵信仰的深入人心起到了前导性的作用。     

人地关系观、规划观的历史轨迹初探——兼论城市规划观的未来趋向

本文探讨了人地关系观及规划观的历史演变,结合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城市规划今后发展方向提出一系列建议。     

论朝鲜族的死亡观

本文主要以朝鲜族各历史时期典型墓葬为标本,对朝鲜族死亡观进行研究。主张生和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整体,彼世与此世的分界点是死亡,死后世界是生命时空的延伸。朝鲜族的死亡观以巫俗为底色容入儒释道等多种思想体系为其特点。     

论梁启超的民族观

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系统研究民族关系历史的第一人。他率先将“民族”一词引入中国思想界并在近代中国最早赋予“民族”一词以科学含义。梁氏关于中华民族自始即为多元结合的创见,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其动态的可变的民族观,使他摒弃了封建正统史观和大汉族主义偏见,将国内各民族置于平等地位。他极其重视民族化合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学术文化发展乃至整个文明发达进步的伟大作用,并将各民族融合史视为中国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史学上是第一回。     

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

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体现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其产生于复杂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知识分子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本文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社会作用、价值取向、成长道路以及政策体现等方面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知识分子观的主要内容。     

论道教及其思想重生恶死的现实生态观

在道教及其思想里,与世界三大宗教有很大的区别,极重视现世利益,追求的是肉体的永恒,关注的是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以生为乐,重生恶死。     

再论封龙山为最早的古恒山

本文从汉语语音学、语源学考证的角度入手,引证了历史地理学、古生物学、民俗学等相关资料信息,认为恒山、封龙山、飞龙山、风流山乃一名多义,一山多义,实则为一名一山,从而进一步得出位于河北省元氏县的封龙山即古恒山的结论。     

论新课程教学观的转变

教学改革是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对课程改革的呼应。新课程赋予教学以新的内涵：教学是课程创生和开发的过程;教学要在关注学科知识的同时更要关注人的生活;教学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教学要重结论更要重过程;教学由统一规格要求向＂差异性教学＂转变。     

论伏尔泰的中国观

中国观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化是非基督教的伦理文化,它表现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政治伦理和哲学思想之中;中国的宗教也是非神学的,是与之无关的道德实践伦理.     

论尚钺的史学观

尚钺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史学社会功能方面,他认为史学的研究首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发展的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在史料选择方面强调要足够多地占有史料,全面分析史料,正确对待史料不做史料的尾巴。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尚钺认为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评价,用效果和动机相统一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     

论井上毅的地方自治观

井上毅作为明治时期最著名的法制官僚,对明治国家的法制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仅如此,对地方制度问题也不断提出建言,对明治地方制度的建设以很重要的影响。井上早年留学欧洲,倾向于日本学习法国的地方制度,主张在日本的町村一级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在府县一级实行行政制度,与主张完全照搬德国,在府县、郡和町村三级都实行地方自治的山县有朋形成了对立。最后井上虽然没有掌握制定地方自治制度的主导权,但对日本近代地方制度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值得强调的是,二者的地方自治观虽不相同,但在维护天皇制这一目标上却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