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西走廊“乌牛坝水案”中的官方应对

清代河西走廊“乌牛坝水案”中，官方在判词与实断之间采取折中之术，一方面在言辞中斥责乌牛坝之强抢，并对其进行惩戒，却在实际裁断中不断对其让步；另一方面，官府在判词中对高头坝予以怜悯与称赞，却在实际审理中牺牲其利益。判词与实断之间的矛盾，实则源于官府在地方治理中对完纳国赋与息讼宁人的综合考量。官府在公开判词与实际裁断之间寻求平衡，以维系各渠坝之间的利益均衡，反映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策略选择问题。     

清代河西走廊水利开发积弊探析——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

清代河西走廊在水利开发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一些不足与积弊也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水规不尽完善、水官徇私舞弊、奸民乱法违规、水规执行不力、水利技术落后、森林破坏水源日稀等。诸多积弊的出现,直接影响到河西走廊水利事业的发展。     

明代河西走廊地区的“渠坝”

明代于各地设立卫所，并开展屯田，屯田的基层单位是百户领导的“屯”。在干旱的河西走廊地区存在近渠而居的传统，常以“渠”指代聚落。明中叶之后，由于边镇缺粮，加上以军户为中心的屯田制度发生崩坏，河西卫所不再以屯为基本单位进行屯田，开始吸纳军户以外的本地族群作为屯丁耕种屯田。本地族群所居住的渠系逐渐演变为河西走廊地区一种特殊的卫所屯田单位“渠坝”。     

清代阿拉善蒙古与甘州、凉州二府的划界纷争及边界调整

清康熙年间,阿拉善蒙古归附清廷后,与河西府(县)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划界纷争。该文利用档案、地方志等相关文献资料,对清代河西走廊北部汉蒙交接地区的凉州、甘州二府与阿拉善蒙古边界纷争事件的过程、起因进行了详细考察,分析了在此事件处理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复杂而多元的互动关系。清代以来河西走廊北部边界的变迁,不仅折射出传统社会政治大环境的改变,而且也是区域农牧经济互动消长的反映。     

从堡寨到村堡:明清河西走廊堡寨民居的功能演变

河西走廊堡寨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结合当地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以土、石、砖等材料垒筑围合形成的军民聚落。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置卫所,大量修筑以防御为主的堡寨。清代大一统局面形成,河西地区军事地位减弱,堡寨的防御功能弱化,形式上逐渐向村堡转变。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堡寨功能的变化,折射出统治者对河西地区经营策略的变化。     

对黑河均水制度的回顾与透视

一、黑河均水制度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 河西农业,全资灌溉,所谓“水至为良田,水涸为弃壤”,明嘉靖、隆庆年间大量荒地的开垦,无不是建立在水利设施的修复与兴修之上。在明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兴修了一批工程量大、难度高、技术复杂的水利灌溉工程。例如,甘州左卫梨园堡新开的渠坝,为隆庆六年(1572)巡抚都御史石茂华议行,分巡副使杨衍     

清代清水江木业“争江案”述评

清代清水江木业市场的形成发展引来了省内外“三邦”、“五淘”、“十八帮”木商云集“内三江”。随之，也暴发了清代清水江木业断断续续200余年的“争江”斗争。“争江案”的断决，既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更有军事政治因素。     

河西的水神崇拜意识

河西走廊自古土地肥沃、水草丰美 ,极具农牧之利。但由于气候等原因 ,干旱长期威胁着人的生存和农牧业的发展。人们渴盼水的滋润 ,把希望深深地寄托予水神。从河西人民许多讴歌水的作品以及一系列与水有关的河西地名 ,我们能够体味出河西人相当浓厚的水神崇拜意识     

河西古酒考论

本文通过对传统史料和出土文献的钩稽考证,指出,先秦汉初,河西就有造酒的传统。汉唐时代,河西美酒融合中外,品种多样,质量上乘,为皇家巨宦、文人骚客所击赏。直至清代,酒泉酒还被大学者洪亮吉赞为天下一等名酒。文章详尽地考实了历代河西诸种美酒的名称,及其来历传说、制作工艺、口味特色,是一篇全面考论河西走廊酒业发展史的专文,希望能对新时期河西酿酒业再创辉煌有所裨益。     

清代滏阳河流域水资源的管理、分配与利用

清代滏阳河流域各县筑闸引水灌溉农田 ,但各县存在着激烈的争水矛盾。清代国家和地方政府发挥其社会职能 :调整行政区划 ,促进水资源流域内统一管理 ;建立分水制度 ,调节了共同用水和均平用水。这些 ,对今日北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启示意义的。     

闽台财政改革与各方权力纠葛--雍正朝台湾县知县周钟蠧案解析

雍正三年,台湾县知县周钟蠧被控贪污,由于牵涉到闽台财政改革的大背景,此案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高度关注,并演变为震动闽台官场的一桩大案,涉案人等都被卷入了皇权与地方官员博弈的大漩涡。案件的审理过程,伴随着闽台财政改革的全过程,从清查仓谷亏空,到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化的最终完成。透过考察周钟蠧案,闽台地区财政改革的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在皇权的强势施压下,闽省官员提出的耗羡归公方案显得仓促而草率。     

工业革命定义之争

一百多年来,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对工业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究竟什么是工业革命往往人言人殊.学者们就历史上是否存在工业革命争论不休,即使承认工业革命是一场经济大变革的学者,也开展了渐进论和突变论的争论.罗斯托、门德尔斯、德弗里斯等学者提出了起飞、原工业化、勤劳革命等概念.国内外学者把工业革命定义的研究分为社会变革学派、工业组织学派、宏观经济学派、技术学派、能源学派和消费学派,博采众长者亦有之,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抓住工业革命的特征.这些成为后来工业革命研究的起点.     

美国与中日钓鱼台列屿争端

中日钓鱼台列屿争端是中日双边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但其起源、演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均与美国的卷入关系重大。本文通过回顾有关历史,揭示出美国在钓鱼台列屿争端中的作用、法律关系及其相关政策与立场,并以确凿的历史事实,对美国政府一再声称的在钓鱼台列屿问题上的所谓中立立场提出质疑。     

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

本文利用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地方志 ,论述了明代徽州民间诉讼增多的原因、诉讼的基本内容、处理程序和依据标准等。在明代 ,包括徽州在内的全国许多地区诉讼案件的增多 ,一方面说明人们的法制观念增强 ,越来越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力 ;另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一点在徽州地区尤其显著     

论马来西亚在南海声称的领土争议

马来西亚在南海声称的领土争议,主要集中在对南沙群岛某些岛礁、苏拉威西海两小岛和新加坡海峡白礁的声称。对南沙群岛某些岛礁的声称,马来西亚依据的是岛礁“在其声称的大陆架上”,这种依据违反了“陆地支配海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在苏拉威西海两小岛的争议中,最近国际法庭依据连续的实际管辖,将两岛的主权判属马来西亚,这对今后解决类似的国际争议将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Disputes and courts in Lombard and Carolingian central Ita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icial courts and the societies in which they operated as revealed by the documents of the abbey of Farfa in the duchy of Spoleto. In a series of case studies it is shown that disputants and judges could draw on a wide range of norms that enabled them to manipulate the settlement process and to tailor it to their own social advantage. Unlike many studies of disputes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Italy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 here weight is given to those aspects of disputing that took place outside the court. It is an approach that casts fresh light on the transition from Lombard to Carolingian rule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Italy. It also challenges the binary line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in dispute settlement. This, in turn, has implications for how we view the so‐called ‘feudal transformation’ in which the public was supposedly eclipsed by the private. ¹ 1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occur throughout: Manaresi =I placiti del regnum Italiae, ed. C. Manaresi, 3 vols (Rome, 1955–60), vol. I; CDL=Codice diplomatico longobardo, vols I and II, ed. L. Schiaparelli (Rome, 1929–33), vol. III, ed. C. Brühl (Rome, 1973), vol. IV/1, ed. C. Brühl (Rome, 1981), vol. V, ed. H. Zielinski (Rome, 1986), cited with document no.; ER = Edictus Rothari, LGrim. = Grimoaldi Leges, LLiut. = Liutprandi Leges, LRat. = Ratchisi Leges, LAist. = Ahistulfi Leges, all in Leges Langobardorum (643–866), ed. F. Beyerle, Die Gesetze der Langobarden, Germanenrechte. Neue Folge, Westgermanisches Recht, 2nd edn (Witzenhausen, 1963); RF= Gregory of Catino, Regestum Farfense, ed. I. Giorgi and U. Balzani, Il Regesto di Farfa, 5 vols (Rome, 1879–1914), cited with vol. and document no.; CF=Il Chronicon Farfense di Gregorio di Catino, ed. U. Balzani, 2 vols (Rome, 1903).
     

1936年祁红运销纷争探微

19世纪80年代，中国植茶业由盛而衰，这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长期凋敝，植茶业在种植方式、加工工艺和产品包装等方面进展甚微有相当的关联。但由于掌握市场行情，适时改进生产技术，“祁门红茶”试制成功，并畅销世界市场，成为中国茶叶名品牌①。20世纪30年代受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全面衰退，祁红外销也受挫。在挽救华茶呼声中，皖省拟依托祁门红茶改良农场研究与推广产制的改良，另在祁门推行茶叶运销信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