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贵族墓葬墓门兽吻装饰及意义

在已发现的辽代贵族墓葬中,墓门仿木门楼装饰的兽吻,其意义比较重要。分析研究表明,兽吻装饰的存在与否,是鉴别辽代贵族墓葬前、后两个时期或区分世家大族墓葬与普通贵族墓葬的条件,并且从其位置、形态再结合辽代社会文化,可以看出其中包含有萨满教、佛教、道教等方面的因素,体现了辽代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但贵族墓葬墓门装饰兽吻现象,却未能在辽代墓葬中完全盛行。     

河北平泉八王沟辽代贵族墓地调查清理报告

2013年5月,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承德市文物局和平泉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平泉县北五十家子镇八王沟辽代贵族墓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共发现3处辽代建筑遗址,并抢救性发掘了3座辽代墓葬。墓葬中出土墓志铭丰富了辽墓的资料,对《辽史》的记载起到增补作用,也为今后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了较为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辽代墓葬阶梯墓道初探

辽代墓葬资料丰富,墓道极具特点。通过对辽代阶梯墓道的考古学分析,认为其具有形制、年代以及地域上的差异,且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深入研究辽代高等级墓葬在类型、演变、分布、源流等问题。     

辽代鐎斗考——从杜杖子辽墓发现的一柄铁鐎斗说起

2013年,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七道泉子镇杜杖子村民组发现的一座辽代前期砖室墓内出土1件铁鐎斗。此类器物在辽墓中曾多次出土,但关于其具体功能或用途等则鲜有论及。在此对辽代鐎斗的用途、演变规律等方面进行探讨阐释。     

辽代荫补制度考

辽代荫补主要分"常荫"与"难荫"两种,荫补对象涉及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辽代九品官员即具有荫补资格,荫补范围比宋初、金代广泛。辽代官员荫补子弟有员额限制,九品官可荫子四人,官品越高,荫补子弟的名额也越多。总体看,其荫补员额比南宋、金代皆多。辽代承荫者多因为自身能力出众而进入政坛中、高层,政治前途比宋、金荫补者更为光明。尽管辽代荫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北方文化的滞后,但它促成了辽代汉族世家大族与契丹贵族的联合,对巩固辽朝统治具有积极意义。     

有关辽代科举的几个问题

关于辽代科举,已有人撰文论及。因《辽史》未立《选举志》,其它有关史料的记载又零散、简略,有的甚至舛误百出,故辽代科举的许多问题至今仍不太清楚,有必要再作进一步探讨。一     

《宣以回纥国国信使墓志》考释

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羊场乡的一方辽代墓志志文残缺不全,墓主人姓名缺失。笔者认为,此墓的主人应该是一位女性,即辽初玉田韩姓贵族韩知古之女、韩匡嗣之姊,嫁于契丹萧姓贵族成员徒都姑,并对她的生平和家庭试作探讨和考证。     

辽代玉器赏析

通辽市地处北疆,历史上曾经是辽代的腹心地带,归上京道临潢府管辖。近20年来,通辽地区曾发现轰动考古界的辽代贵族墓葬——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这座墓葬的发掘,让我们有幸一睹辽代精美玉器的风采。     

辽代契丹人与金代女真人汉化过程的对比研究——以陵墓材料为线索的考古学观察

辽代和金代分别是由契丹贵族和女真贵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从公元十世纪初至十三世纪前期,辽与五代十国和北宋、金与南宋先后对峙长达300年之久,继南北朝之后在我国历史上形成了又一个南北分治的局面.辽金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契丹和女真的上层贵族,但是在其统治下有大量的汉人以及汉化程度较高的其他民族,辽金两代的300多年,契丹人和女真人虽为统治阶级,但是仍然无法阻挡本民族融人中华民族的历史潮流.     

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演变简

辽代金银器是我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辽代金银器的种类、造型及纹饰特征、制作工艺等,并深入分析了其形制特征及演变规律,对于更好地了解辽代金银器的文化艺术价值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有重要参考价值。     

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

辽墓出土的墓志及墓幢等石刻文字蕴含着虽零散但却十分珍贵的反映辽人丧葬习俗的第一手资料。利用这些珍贵的石刻资料,对辽人丧葬习俗诸如“停柩权厝”、“遴选墓地”、“营造墓穴”、“卜占葬期”、“依礼下葬”、“褙葬先茔”、“特殊葬式”等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可弥补文献史料和考古实物对丧葬习俗记载、反映之缺漏,丰富辽代丧葬文化之内容,而且有益于进一步深化与丧葬文化相关的辽代社会史之研究。     

辽代墓葬阶梯墓道初探

在辽代大中型墓葬中,多流行使用阶梯式墓道,较隋唐以来中原王朝大型墓葬中所使用的斜坡多天井墓道,有了较大的创新和发展,成为契丹政权统治阶层墓葬的一个突出特点.墓道是墓葬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比分析较发现,辽代阶梯墓道具有形制、年代以及地域上的差异,通过对辽代阶梯墓道的考古学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辽代高等级墓葬在类型、演变、分布、源流等问题.以往学界对辽代阶梯墓道的专门性研究较少,本文拟在较为全面收集和梳理资料的基础上,对辽代阶梯墓道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辽三彩印花海棠式长盘浅析

海棠式长盘是辽代陶瓷典型器之一,多以三彩印花为装饰。根据考古发掘报告等资料,将墓葬出土的辽代海棠式长盘进行了梳理,从外形设计、纹饰题材和施釉手法等方面,分析了造型和装饰的艺术特点,对其盛行年代和用途进行了考证。指出辽三彩印花海棠式长盘主要在赤峰缸瓦窑烧造,是契丹贵族日常生活使用的承托器皿,造型和装饰风格借鉴了唐代金银器和唐三彩,同时也源于契丹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具有浓郁的契丹民族特色。     

北京龙泉务窑辽三彩陶瓷

<正>北京龙泉务窑发掘于1991年至1994年,为现存唯一一处从辽代早期到辽末金初最完整的制瓷手工艺遗址,填补了辽金窑址资料不足的空白。龙泉务窑生产以白瓷为主,并分精、粗两类,粗瓷主要为民间百姓日常生活之用,少量精细白瓷则供应辽代贵族使用,其白瓷烧造工艺受东北地区辽瓷窑及河北定窑影响,其器型、装饰技法、烧制工艺等有传承关系,为研究辽瓷分期、断代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依据。龙泉务窑最引人瞩目的是发现辽三彩,为北京地区首次发现,     

阜新辽代梁国王萧知微及梁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探析

阜新历来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尤其是进入辽代以后,阜新地区更被认作辽代后族的主要栖息地,挖掘出多处辽代墓葬。这些墓葬年代以辽代中晚期居多,经墓志解读得知,有皇亲贵族,也有将相名臣。文章以阜新辽代墓葬中学界较为关注的梁国王萧知微及梁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为研究重心,通过对墓葬的结构布局、铭文壁画、出土遗物以及梁国王萧知微、梁国太妃等情况的分析、探究,详细介绍了梁国王萧知微及梁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的历史与发掘等相关问题。可以说,梁国王萧知微及梁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这一阜新地区辽墓挖掘中较具代表性的例证,为学界进一步印证阜新地区为辽代后族重要腹地的猜测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千年辽墓壁画里隐藏的“一国两制”

正作为中国北方一个极为特殊的王朝,辽朝对中国的一大贡献是推行了"一国两制"。如今,在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地的辽代墓葬里,那些屡经劫难幸存的壁画,就像无声的"老照片",鲜活逼真地反映了辽代"一国两制"下与众不同的贵族生活与市井百相……     

辽宁朝阳市姑营子辽代耿氏家族3、4号墓发掘简报

3号墓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天井、墓门、甬道、墓室等组成,出有陶器、瓷器、铁器等遗物。4号墓为砖砌仿木结构双室墓,墓室内仅余一合墓志及少量遗物。4号墓主为辽初汉姓贵族、曾任节度使的通事耿崇美及夫人耶律氏。两座墓的发掘对研究辽代兴中府汉姓贵族家族史及其联姻关系有重要意义。     

辽代皇帝祭祀先祖行为分析

依据《辽史》记载,对辽代皇帝祭祀先祖的行为进行统计,包括辽历代皇帝谒陵、祭庙、奉安石像等行为。辽代为死去的帝后设殿,各有其名,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该帝(后)之庙,故此辽代皇帝谒某殿、至享于某殿、拜御容于某殿,均属于其祭祀先祖的行为,也一并进行统计。通过对辽代统治者进行此类行为的频次、对象、间隔时间等方面情况进行梳理,从而试图对影响辽代先祖祭祀活动诸多因素,有更多的了解。同时通过统计,对辽代先祖祭祀中,庙祭与墓祭的地位差别,以及先祖祭祀与祭山、祭水等行为的重要程度,进行了考察。     

山西现存早期木结构建筑区域特征浅探（中）

契丹贵族于公元916年建立了辽王朝,公元918年定临潢(今辽宁巴林左旗)为皇都(上京)、公元947年定国号为辽。从10世纪末到11世纪末的百余年间,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建筑活动,但至今所留下来的辽代遗构为数不多,山西除西京(今大同)下华严寺海会殿已毁无存外,保留至今的有上华严寺大     

试析北京地区发现的辽代广口重唇罐

广口重唇罐是契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北京地区仅发现两例,通过与在内蒙古、辽宁地区发现的同类器物在形制及器物组合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比,可以看出广口重唇罐的演变规律,其出现于北京地区辽代晚期的汉人平民墓葬内,客观上反映了契丹人逐步汉化、两个民族相互融合的辽代文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