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大事件营销效应:基于空间生产视角

在全球竞争时代,大事件营销已经成为城市政府实现增长策略的重要工具。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分析视角,对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物质空间效应、社会空间效应、经济与政治效应进行了客观的评述,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而揭示了通过大事件营销实现城市空间生产过程的本质。文章指出,大事件营销成为城市在全球化流动空间中增强对资本等发展要素粘性的重要媒介,实现了从流动空间向场所空间的转变,对城市的空间、经济、社会与政治关系等都产生着深刻的重塑作用。但是,更加关注如何将外向增长机遇与城市内生增长能力进行更好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文明城市评选与旅游经济发展：“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

作为综合性荣誉称号和高影响力城市品牌,全国文明城市是否带动了城市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章以文明城市评选为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9年中国23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综合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评估文明城市评选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并分析其作用机制、异质性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文明城市评选显著促进了旅游经济发展,该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2）文明城市评选主要通过品牌信号传递、公共价值提升、产业结构优化、科学技术创新等渠道,进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3）文明城市评选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存在马太效应,表现为对城市所处地域、城市发展线级、旅游资源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城市贡献更为突出,进而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4）文明城市评选不仅促进了本地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而且还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毗邻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文章明晰了文明城市评选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及政策效果,对评估文明城市评选的经济社会效应与探索新时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拓展性路径具有重要价值。     

长三角数字经济驱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发展阶段旅游业实现动能转换的新动力,作为数字经济和旅游业先发地区,长三角具有研究典型性。文章基于2011年至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利用网络爬虫法、熵权法、空间计量方法等探讨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文章发现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且该作用具有空间扩散效应。而数字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空间错位”和区域差距导致安徽省和三、四线城市的数字经济空间效应并不显著,且行政壁垒带来的政策偏向性强化了都市圈城市数字经济的“虹吸效应”。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政府行政效率提升、市场潜力扩大对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挖掘数字经济潜能,推动旅游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大型节事对城市旅游空间发展的影响机理

大型节事(Mega-event)既是城市发展中的一项社会、文化、经济活动,也是一个重大的空间事件。事实上,社会经济实践往往最终都会通过空间事件而得以实现。基于对大型节事、城市旅游空间等概念的认知及节事活动相关"旅游角色"的诠释("触发器"→"指示器"→"调节器"),从时间上的"峰聚"现象、选址上的"裂变"效应及运作上的"网络"互动等影响视角,探究了大型节事对城市旅游空间发展的影响机理,并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实证案例,重点讨论了世博会与上海城市旅游空间的互动发展(形成上海都市旅游新增长极,提升黄浦江旅游发展轴功能,重构上海城市旅游空间核心轮廓)。     

城市韧性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城市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其韧性水平对于推动形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有重要作用。研究基于扰沌理论、新发展理念等构建了城市韧性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并采用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指标测算。同时,运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城市韧性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非线性门槛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的城市韧性水平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存在非均衡性的空间分布特征;(2)城市韧性水平显著促进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其中,重组能力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最大,恢复能力影响效果最小;(3)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中、下游地区的城市韧性水平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表现出正向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而长江上游地区未通过门槛效应检验。     

空间溢出视角下旅游发展的绿色经济效应检验与分析

旅游业的发展对建设美丽中国和贯彻生态文明战略至关重要,研究旅游发展的绿色经济效应具有必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以2007—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空间溢出视角对旅游发展的绿色经济效应进行检验,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异质性和效应边界。结论如下：（1）观察期内,我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波动上升,效率分布呈“东部>西部>东北>中部”格局,“中部塌陷”特征明显;在考虑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经济地理距离的情况下,旅游发展的绿色经济效应稳健性表现为溢出效应而非本地效应。（2）绿色经济效应空间异质性明显,溢出绿色经济效应呈中部>东北>东部>西部格局,西部本地和溢出绿色经济效应均显著,中部本地绿色经济效应表现为负向;效应不存在城市群和非城市群边界,均以溢出绿色经济效应为主。（3）绿色经济效应存在地理边界,1300千米后本地绿色经济效应开始逐渐由负转正,溢出绿色经济效应开始衰减。文章为旅游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提供了理论支撑。     

信息通讯技术(ICT)与城市地理研究综述

信息通讯技术（ICT）已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城市居民空间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从城镇化、城镇体系、城市活动空间、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智慧城市等方面对ICT与城市地理领域的关联性研究进行了综述。研究发现,ICT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协同城镇化发展,通过改变流动性、邻近性改变城镇体系与城市空间结构。同时基于虚拟空间—实体空间,构建信息通讯技术背景下城市空间与居民空间行为作用机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基于微观尺度聚焦居民个人空间行为的研究亟待开展,空间正义、社会公平、区域发展均衡等议题亟待关注,融合信息通讯技术的城市空间理论亟待发展。     

中国城市信息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191个城市的空间横截面数据分析

采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对2005-2010年间中国191个城市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外开放水平对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不明显;城市间的产业关联对信息服务业发展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城市间物质层面的相互交换并没有对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正效应,而相反城市间的信息流动和知识溢出对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高速铁路对城市与区域空间影响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关于高速铁路对城市与区域空间影响的研究不断深化、研究范式不断丰富,呈现多视角、多层次、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体系。高速铁路对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影响主要遵循这样一个研究脉络:交通可达性的变化-空间效应-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影响-空间组织结构的演变。并在此框架的指引下对国内外已有的高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简要评析了高铁对城市与区域空间影响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初步划分了国内外高铁对城市与区域空间影响的研究阶段,最后指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提出了未来高铁研究的发展方向,以期为当前时代背景下中国高铁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高铁对中国城市可达性和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

从沿线城市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中心城市“小时经济圈”两个维度分析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利用引力模型、区位优势潜力模型、Moran指数等研究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开通显著改善了沿线城市日常可达性;高铁开通后33个沿线城市对中国261个地级市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均值降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城市交通发展不平衡性有小幅度改善;北京、武汉“小时经济圈”呈“面状蔓延”模式,上海、广州、西安的“小时经济圈”呈“轴线扩展”模式。高铁开通显著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提高,城市间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二线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增长率最高;长三角城市群区位优势最突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潜力巨大;高铁带来的扩散效应增强。最后,本文就依托高铁建设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高速铁路对湖南城市群可达性的影响

引入可达性的概念,以现阶段与预期2030年的湖南城市群综合铁路网数据为基础,选取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和日常可达性3个度量指标,比较分析了高速铁路的发展对湖南城市群城际间8城市可达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大大缩短了城际之间的时空距离,将全面提升湖南区域可达性水平,促进区域均衡化空间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尽管高速铁路将推动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但对湖南城市可达性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可分为两个层级,各城市在新的交通格局下应抓住机遇,探寻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矿业城市生命周期与空间结构演进规律研究

在对矿业经济和城市发展生命周期判定的基础上,选取石油城市大庆、有色金属城市金昌、煤炭城市大同等典型矿业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梳理矿业城市发展生命周期,重点研究矿业城市空间结构有序化演进的一般规律。文章认为矿业城市经历"矿业经济-新型制造业-综合性"的完整发展过程,城市空间结构对应整体演进过程也呈现出"矿业经济的点状离散-新型制造业的分区极化-综合性城市的多组团圈层"的阶段性特征。在矿业经济时期内部又呈现"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转型期",且对应不同阶段在城市人口、职能、经济结构等方面均呈现不同的特点。矿业城市空间演进整体上体现出"矿业经济是空间发展的初期主导,空间结构随城市职能的升级而演变,空间作用呈现集聚与分散的交替"的有序化发展规律。     

黑龙江省东部城市密集区城市流强度分析

本文在对现有城市流理论进行疏理的基础上提出强化城市流模型,依据城市流强度值的计算,将黑龙江省东部城市密集区的城市分为三级:城市流强度值较高的佳木斯,是该区域的集聚辐射中心,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城市流强度值中等的牡丹江,是区域次级集聚辐射中心,为次级区域性中心城市;鹤岗、双鸭山、鸡西、伊春、七台河等市有较低的城市流强度值,城市的集聚与辐射功能微弱,初步形成地方集聚辐射中心,仅为行政区中心。通过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分析,指出黑龙江省东部城市密集区目前存在城市流强度低、城市流强度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并运用本文提出的强化城市流模型给出区域强化城市流的对策。     

辽宁省城市中心性研究与城市发展

以辽宁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基于区位商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城市中心性进行了测度和研究。通过对过程数据和结果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辽宁省当前城市发展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经济体制、第三产业、经济外向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新世纪烟台城市形象定位的研究

本文在论述了烟台市拥有优越葡萄种植条件和悠久的栽培历史、中国葡萄酒业驰名商标和庞大的企业群体以及一流葡萄酒庄和中国唯一的葡萄酒文化博物馆等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世纪烟台市的城市形象定位应是"现代化国际葡萄酒城"。指出确立这一定位不仅对城市发展而且对葡萄酒企业的壮大,特别是对三大产业的拉动作用,从而全面振兴烟台市的经济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最后,围绕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立足于产地化建设;优化整合,依靠群体知名度;发展葡萄酒旅游,提升葡萄酒节的规格,全面塑造葡萄酒城的形象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葡萄酒城"的具体构想。     

城市群对外服务功能量化解析——以山东半岛、中原和关中三城市群为例

城市流强度描述了城市对外联系的强弱。是表征城市对外服务功能的量化指标。三个省份的实证检验明显地揭示出城市流与城市中心性具有特别强的相关性。本文以山东半岛、中原和关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通过城市流强度的计算与结构的分析,从城市流视角探讨城市群发展演化机理,揭示出城市群空间结构由简单的单核心结构到复杂的多核心结构的演化过程。文章根据城市流大小和及其产业分布情况,分析了城市群及其中心城市的二、三产业城市流强度与结构,得出城市群整体的对外服务特征,并据此提出改善和提高城市对外服务功能的措施。     

城市职能演变的回顾与展望

全球化是当前世界发展的主流,全球化对城市的发展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生产要素在城市之间的流动加强。另一方面城市主导权力扩大。加剧了城市之间的竞争。由此带来城市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变化,促进了城市化、郊区化、绅士化等的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全球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职能不断演变。其基本趋势是由生产性职能转向服务性职能。并且这种演变会伴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发展逐步由多元服务向单一的人居服务发展。本在对全球城市职能演变简单回顾的基础上。根据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探讨了全球化对城市职能演变的影响,并预测未来城市职能的变化趋势。     

吉林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研究

等级规模结构是城市体系的三大结构之一,其特征可以反映出城市在不同规模层次中的分布状况及城市人口集中或分散的程度,有助于认识城市体系发展所处的阶段。通过统计数据计算分析,运用分形理论,发现吉林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满足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城市规模分布的均衡程度较高,中小城市比较发育,首位城市垄断作用不突出,缺乏大城市。在吉林省城市体系动态变化过程中,等级规模结构相对稳定且不断趋于集中。在此基础上提出重点培育通化、延吉等大城市;继续扩大长春规模,发挥整体效益;加强交通网络建设;加快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建议。     

长株潭城镇体系的形成机制研究

长株潭地区现有3个地级市、4个县级市、177个建制镇及360多个集镇,是湖南省城镇体系发育水平最高的区域,也是全国"十五"期间重点引导和培育的七大城镇密集区之一。本文定性分析了政策机制、乡镇企拥与商贸市场集聚布局机制对长株潭城镇体系的影响,采用回归分析法、关联分析及经济联系强度计量模型定量研究了投资机制、辐射机制在长株潭城镇体系形成中的作用。进入21世纪,长株潭城镇体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发展成效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机制的综合作用。为促进长株潭城镇体系的优化建设,应在进一步完善各单项机制的同时,搞好各机制之间的相互协调,提高各机制综合运作的组合效应。     

关中、中原、山东半岛三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分工的比较研究

采用区位商、相对专业化指数和相对多样化指数等指标定量分析了关中、中原、山东半岛三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专门化和多样化,并考察了它们与城市群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指标计算与回归分析发现,目前三城市群总体上,相对全国而言的偏高的产业专门化和偏低的多样化,不利于城市群的发育;沿海和内地城市群的产业在发展动力方面存在着差异,沿海对产业多样化较敏感,而内陆则不显著;产业专门化不利于城市群发展,而多样化对城市群发展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短期内作用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