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传教士与西画东渐研究评述

近年来传教士与西画东渐研究评述莫小也东西方美术交流起自于汉代，而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在将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绘画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曾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八十年代以来，对于１６世纪末至１８世纪耶稣会士及其他传教士利用美术作品进行宗教宣传活动，并由此产...     

晚清西学约议

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学术文化逐渐深入中国,被称为“西学”。然而西学的传入和这一名词的使用,却早在明清间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时。 耶稣会士来华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也带来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他们在华期间,陆续撰译了一批书籍。徐宗泽据上海     

早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民俗的辑录和研究

法国汉学作为西方传统汉学的中心,历史悠久,名家辈出,法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始于明清之际入华的耶稣会士。传教士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首先要了解中国民众的信仰和宗教,因此对中国的民俗习惯、伦理道德、传统宗教、民间崇拜、神话传说等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研究,也因此向欧洲人打开了陌生神秘的中国社会风俗文化的一角,并为十九世纪各西方人文学科著作提供了丰富素材。民俗研究是法国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可惜由于语言隔阂和学术交流的欠缺,国人对该领域作品的译介和关注甚少。实际上,从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士以传教为目的而开展的中国民俗调查和研究,直接成为后来西方汉学界中国民俗研究的先声,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兴起发挥了奠基性作用。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的比较研究

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是“西学东渐”的杰出代表。利玛窦在华二十八年,他在从事“殊方传教”的同时,对当时东西方传统文化交流作了许多工作,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对天文、地理、历法、     

论明末反天主教运动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强占澳门,不久天主教耶稣会士卡纳罗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从此天主教以之为基点,不断谋求向中国内地的发展。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经过多方努力,进入广东肇庆,获准在东关天宁寺居住,并开始正式传教。但这并非基督教第一次渗入中国,此前有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而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可以说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重要的汇聚,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试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背景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使中国和西方得以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耶稣会作为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年轻修会,却能成为当时天主教修会在中国传教最为成功者,与修会的自身内涵紧密相连。本文将尝试从欧洲背景和耶稣会自身状况两个方面来分析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背景。     

中西融通 耶儒相合——论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传教策略及其在西方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继佛教融入中国文化后步入第二次高潮,在此次中西会通的过程中,西方耶稣会士的媒介作用不可忽视。在为数众多的会士之中,利玛窦身体力行,以适应中国文化的委婉传教策略为天主教传教中国奠定了基础。利氏传教策略为中西文化更好地互通、互惠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并直接影响了西方思想界。本文试从耶稣会士利玛窦对儒学的高度重视、利玛窦本人与明末儒士的交往来分析利氏传教策略以及西方思想与孔儒文化的渗透与交流。     

天学精神与明末政治伦理——明末中西文化冲突探因

在儒释道三教会通成为明末化领域中最突出的特点时,欧洲耶稣会士东来并把天主教传人中国,参与了此时以会通为内容的化交流。在天主教的本质天学精神与中国的传统化进行会通时,天学精神与明末的政治伦理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此外还对明末社会的稳定提出挑战：对内体现为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是“邪教惑民”,对外则体现为传教士与海盗殖民的“勾结扰国”。     

艾儒略与中国近代教育

16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教育开始传入中国,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艾儒略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类体系与课程设置体系传入中国。以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学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方法论也在明清知识阶层中得到传播。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高一志《修身西学》底本考论

<正>明清之际以耶稣会传教士为核心的中欧文化交流历来是学界研究热点。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引入了包括西方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神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建立起初具规模的西方知识系统。然而目前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其中自然科学的内容,而对人文学科特别是伦理学部分的研究较少。事实上明末清初传教士撰写了不少有关天主教伦理学的著作,这不仅因为伦理学是天主教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由于有关伦理道德的探讨更易引起中国士人的共鸣。这些著作包括利玛窦所撰劝人修道养德的灵修作品《二十五言》与《畸人十篇》,庞迪我所撰引导人戒除"罪宗     

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

自17世纪初开始,部分朝鲜入华朝贡使臣——燕行使臣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文化。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和探求,他们在求购汉译西学书的同时,还访问北京天主堂,并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在华西方传教士进行直接对话。在西方传教士还未涉足“隐士之国”朝鲜之时,是燕行使臣的这些活动使西学从中国进一步东传朝鲜。西学初传朝鲜的主要推动者不是耶稣会士,而是朝鲜的燕行使臣,这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学初传中国和日本的途径是迥然不同的。     

明清士大夫与耶稣会士的交往及其心态

明清时代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活动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个问题本身实质上是东方化和西方明的一次直面的碰撞。耶稣会士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又奉行了一条走中国上层。     

俄罗斯档案馆藏北堂西文书目考

19世纪上半叶,天主教传教士遭到清政府的驱逐。北京天主教传教士在末路之际,只好把在华三百年间积累的图书即北堂藏书委托给经中俄两国政府协议规定常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使团。俄国东正教使团接收图书后逐一整理,并安排使团成员戈什克维奇为这批图书登记编目,这是北堂藏书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编目,该目录现收藏于俄联邦外交部沙俄对外政策档案馆。1860年俄国特使伊格纳季耶夫在北京将这批图书交付法国特使葛罗,归还给北京天主教团。1861-1862年间北京天主教狄仁吉神父整理天主教藏书并编目,1949年北京天主教惠泽霖神父再次整理编目并出版《北堂图书馆藏西文善本目录》。俄藏北堂西文藏书目录揭示了19世纪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被驱逐时的藏书情况,折射出天主教入华传教士在华近三百年间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知识基础。     

论明清在华耶稣会财务经济

论明清在华耶稣会财务经济康志杰明朝万历十年（１５８２）,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罗明坚来华传教,从而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新的一页。传教士们与中国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人联手进行科学译著,沟通西学东渐、东学西渐的通道,已传为了佳话;接至汤若望参与修...     

《庞迪我与中国》

《庞迪我与中国》秦海波庞迪我是西班牙耶稣会士迭戈·德潘托哈（ＤｉｅｇｏｄｅＰａｎｔｏｊａ,１５７１－１６１８）的汉语名字,在我国历史文献中亦称庞迪峨或庞迪莪。他１５９７—１６１８年在中国,是早期来华的最重要的西方传教士之一。１９９７年庞迪我抵华４００...     

十七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以利玛窦、安文思、李明为中心的讨论

17世纪是中西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世纪。北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中心地位。经考证17世纪来京的耶稣会士为76人,其中有些留下了在京观察、生活的文献纪录,它们是西方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亦是研究明末清初北京与中西文化交流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利玛窦中国札记》及其书简是17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北京经验的历史纪录,安文思的《中国新史》表现了17世纪中期耶稣会士眼中的北京,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展现的是17世纪后期耶稣会士视野中的北京形象。这三部著作组合在一起,建构了一幅较为完整的17世纪西方耶稣会士的北京画像,奠定了西方北京学知识谱系的重要基础。     

国图藏利玛窦《中国天主教教义》辨析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篇著录为利玛窦所做的《中国天主教教义》的手稿文献。经过对其文献来源的初步分析,可确定该文献并非是《中国天主教教义》,而是来华传教士进入中国初期的汉语学习教材,材料来自佛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另外,通过对文献内容的探讨,可知这篇文献的真正作者很可能是来华耶稣会士麦安东,写作地点在肇庆。     

传教士中医观的变迁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入华,中西医术相遇。最初,耶稣会士尚能对中医平等视之,但此后评价日渐走低。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兴起,医学传教士广泛批评中医医理,轻视中医业者,普遍质疑中医的价值。民国后,教会大学医学院为传教士深入研究中医提供了条件,中国西医对中医的介绍也纠正不少传教士对中医典籍的误读。尤其是一些医学传教士因在华日久并与中医同究医道,在互动中渐以"同情的眼光"认识中医理论、诊疗经验和中药的价值,开了西人理解和利用中医药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