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的国际合作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从很早起就有学者开始对古代遗迹和遗物进行考察研究。距今10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就已形成以"补史证经"为目的的金石学。一般学者或认为金石学是构成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前身之一,但严格意义上讲,以田野调查与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应该是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的一门近代科学。     

泥河湾旧石器时代石制品研究概述

泥河湾是我国乃至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遗址区,自发现以来,国内外学者在这里做了大量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遗迹和遗物,许多考古学方法和理论在这里投入工作实践,因此考查泥河湾的石制品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对更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新石器时代祭祀遗迹

一、引言 新石器时代祭祀遗迹是指那些当时人们祭神祀祖、祈求生存发展等活动留下的考古学遗迹。和其它考古学遗迹相比;祭祀遗迹有其独有的特征。 祭祀本身是沟通人神的活动,它的意图在于让神灵享用人们的供品而赐人以福佑。祭祀活动是原始先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新石器时代祭祀遗迹的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到原始人类复杂的社会生活,帮助我们研究当时人类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历史。正是基于此,笔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此文,试图对新石器时代祭祀遗迹的内容和所反映的社会思想意识及社会背景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敬请各位专家不各赐教。 二、现有的考古资料 考察中国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我     

让考古走近大众--《启封中原文明--20世纪河南考古大发现》评介

河南地处中原 ,历史悠久 ,文化荟萃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方神奇的土地上。漫长的历史岁月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文化积淀 ,使之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地和“宝盆”。河南是中国考古的发祥地 ,河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的缩影 ,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河南考古的贡献。因此 ,对河南考古发现的介绍和了解 ,就成为人们学习中华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2 0世纪河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使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认识 ,从传说和文献记载中…     

20世纪敦煌吐鲁番官制研究概况

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出土 ,是 2 0世纪考古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它对中古时期的历史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帮助解决了魏晋隋唐之际的一些重大问题 ;而敦煌吐鲁番地区的佛教石窟艺术遗存 ,也为中古佛教艺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上个世纪 ,中外学者对这批敦煌吐鲁番文献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 ,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吐鲁番学。2 0世纪初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献 ,大多属于魏晋隋唐时期 ,数量丰富 ,内容广泛 ,有力地推动了魏晋隋唐史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进展 ,其中关于职官制度方面 ,由于这些文书不少是政府的官文书 ,…     

小议民族考古学

20世纪80年代民族考古学作为新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新考古学一同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的注意.学者们通过各类学术刊物对其定义、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近30年过去了,这场讨论的余波也早已平息,但对于民族考古学的理解学界仍然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民族考古学的理论专著和实践亦寥寥无几,中国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进展缓慢.     

读《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 ,国外新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渐次传入中国 ,国内考古学者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相应的反思并就相关问题开展了一场讨论。在讨论过程中 ,许多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理论研究的深入。栾丰实、方辉、靳桂云先生的《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 (文物出版社 2 0 0 2年1 0月版 )一书正是对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系统化总结。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著作 ,《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一书具有重要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意义。一《考古学理论·方法·技…     

《天圣令》研究开启学术交流新前景

2009年3月,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大学院院长、古代学研究所所长吉村武彦先生率团来京,分别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历史所、考古所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在历史所与所领导探讨今后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之后,与隋唐宋元史研究室的学者交流座谈。座谈时在座的有大学院负责对外交流和行政事务的福田俊行事务长,从事考古学和人类学理论研究以及隋唐史研究的学者佐佐木宪一和江川式部等人。     

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考古学是通过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历史。考古学分为史前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古代都城是历史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和对象,都城是国家的历史缩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宫城是都城的政治中枢。基于上述情况,历史考古学以都城考古学为重点,都城考古学中又以宫城考古学最为重要。中国考古学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始于本世纪20年代末的殷墟考古发掘,近七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中国古代都城(包括宫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二里     

性别考古学研究综述——以中国考古学为中心

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渐趋多元化,而性别考古学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梳理了性别考古学产生以来所走过的的历程,尤其对中国考古学中的性别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本文将中国考古学中的性别研究划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至建国、建国之后至20世纪90年代、90年代至今。其中在第三个阶段,后现代视角的性别考古学真正在中国出现。本文并对中国后现代视角下的性别考古学进行了反思,希冀能够引起学者的注意。     

陕西榆林寨峁梁遗址2014年度发掘简报

本文介绍2014年陕西榆林寨峁梁遗址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寨峁梁遗址是陕北地区龙山时代一处小型石城聚落,出土遗物丰富,考古学年代明确,测年结果显示其主体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揭露面积较大,是目前晋陕高原上揭露最为完整的龙山时代石城聚落,是龙山时代聚落考古分析和社会结构探讨的重要考古学材料;遗迹保存较好,是复原河套地区龙山时代先民日常生产生活的有力物证。     

关于苏秉琦先生的两件事

2019年10月12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苏秉琦与中国考古学：反思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于北京大学举行。会议以纪念苏秉琦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为契机,诸多学者就苏秉琦先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展开交流,其中笔者针对苏先生提出的考古学“中国学派”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讨论。考古学“中国学派”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中国已有一批较系统的、扎扎实实的田野工作经验和原始材料的积累;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第三,已培养出专业人才队伍。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是多元的;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具有其独特性;对文明要素的认定要有自己的独特看法;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需要系统地研究遗迹遗物组合;文字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十分重要。总之,中国文明起源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应当下大力气探索,这也是“中国学派”的重要内容。     

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

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古代金银器的迅速发展是在隋唐以后,此前可称为早期阶段。但是早期阶段考古发现的许多金、银器及其演变和成就,为隋唐以后金银工艺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中国古文字中的“金”字,原始意义是指铜,大约东周以后古文献中...     

秽貊新考

一位居辽阔的东北亚一隅之地的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住有不同的种族。他们的一些日常生活可以考古学资料的遗迹和遗物得到验证,而留下这些遗迹和遗物的人们在历史上已有所闻,但属于哪个种族,遗迹和遗物通常难以说明。因此,留下遗迹和遗物的人们之族属问题是考古学研究者极难解决的问题,在某些场合甚至被视为禁区。可是,如果仅仅越过以遗迹和遗物为对象的考古学研究阶段,即使以重新探讨东亚史结构为目的,这个族属问题是不能回避而应解决的课题。     

考古类型学的内与外:中外对比与历史反思——“知识考古”专栏导读

类型学是考古学最基础的方法论之一,区系类型学则是中国考古学中一个关键乃至核心性概念。可以说,几乎一切的研究——尤其是像考古学那样首先要面对一堆古代的遗物与遗迹的研究,都由分类和比较开始。但是,明确地将古代遗存类型的演变与人、社会及文化的进化联系在一起而成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的类型学,是考古学发展史上的     

江苏昆山姜里新石器时代遗址植物遗存研究

考古遗址出土的种子、果实等植物遗存,包含丰富的信息,有助于探索古代农业和古代文明发生及发展的过程,并可为古代气候和古代植物研究提供重要线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植物遗存获取的有效方法——浮选法被介绍到国内,90年代以来,经黄其煦[1]和赵志军[2]等学者的推广,在中国考古学界得到迅速普及。关于我国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探讨,融合了传统考古学[3]、植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4]的研究成果,基本认为崧泽文化以来,长江下     

古罗马水道研究的历史考察

欧美学者对古罗马水道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6、17世纪,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欧洲学者在研究古罗马水道时充分继承了古典遗产,但过分依赖文献,忽略了对遗迹的考察与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关于古罗马水道研究的成果集中在考古学和地志学领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古罗马水道的研究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德国学者的推动下,对古罗马水道工程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此外,学者们对古罗马水道的个案研究和微观研究也硕果累累,但这类研究存在较大局限性。总体而言,古罗马水道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天行健 勉于学——宋建先生访谈录

正肖宇:宋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首先向您介绍一下此次访谈的缘起。中国古代有一个很好的学术史传统,《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确立了以学者类传记录学术史的范式。考古学自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是一门研究古代历史的年轻学科,几代学者筚路蓝缕、薪火相传,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开创了对古代中国的认识,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丰富了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现在,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记录这门学科的发展,多维度地构     

多维视野中的巴蜀考古——写给《童心求真集——林向考古文物选集》的话

巴蜀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部分,20世纪中叶以来巴蜀地区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学者们曾尝试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巴蜀地区的地史与文化,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人类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相结合,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林向先生长期致力于以田野考古为基础探索古蜀历史,其著作便反映了他的研究心路历程与学术脉络。本文对此作了深入的介绍与评述。     

隋唐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隋唐史论集》简介

隋唐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隋唐史论集》简介李斌城为加强各地学者沟通,推动中国隋唐史研究在近十余年显著发展基础上,向更高水平迈进,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了隋唐五代史研讨会。该会于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９日至２２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和...